他在新加坡工作的職稱是「中華民國駐新加坡商務代表團副代表」。這一個職稱當然無法反映出他本人的重要性。
「我在台北做了十一年大眾傳播方面的工作，一年多前調來這邊，給我一個新的學習機會。」他以平和的語氣說。
新加坡政府在東西方陣營中扮演著一個政治淡化的角色。在新加坡，有美國與蘇聯的使館，也有東西德、南北韓的代表機構，也有中華民國的商務代表團與中共的代表處。「我們與中共雙方的工作人員人數一樣，新加坡政府不准這些國家的使館或機構從事政治活動。」
「如果有人與我們的貿易代表團聯絡，把中華民國寫成台灣，我們會改正他們。我們只接受中華民國這個稱呼。」他一再強調。
對新加坡媒體常常把中華民國稱為台灣，他耿耿於懷。當地媒體方面的解釋是：「「台灣」代表一個所得高、生活好、經濟進步的地方；「中國」則是指貧窮、落後的共產政權統治的大陸。」
他花了不少時間與新加坡的媒體溝通。他認為新加坡的輿論對我國的報導逐漸比較客觀了。去年，新加坡組團到台北訪問，他對他們說：「你們告訴我，要參觀什麼地方，我為你們安排，不要讓我主動來為你們安排。而且，你們應當保留最後二天，自己隨便去那裡看看我們的一切。」
他認為在經貿方面，中華民國與新加坡可以技術合作、共同投資，在高科技方面發展，來促進雙方的經濟利益。
「這個工作很有挑戰性，我在台北時沒有白頭髮的，現在居然可以找到一些。」他摸著頭，表情是認真多於自嘲。
欣賞李光耀
在這份很有挑戰性的工作上，他特別注意新加坡值得借鏡之處，他認為李光耀總理在演講中常常清晰地指出新加坡的處境，很有說服力地使人民瞭解政府制定每一個決策的苦心。他說：「我很欣賞李總理常講的一句話：一個政策即使不受人民歡迎，為了以後國家的利益，政府還是要做。」
談話中，他也拿新加坡與國內比較，「台灣當前要加速提升公信力與法治，例如，最近蔡辰洲去世，還有人懷疑他是否真的死了。其實，如果以指紋來證實，不就沒有懷疑了嗎？」他很語重心長地說。
他又舉了一個例子：「一些在私立學校讀書的小學生，當有督導來視察的時侯，老師就教學生說：「沒有補習，沒有繳其他費用。」而事實上，學生都在做，這不是教學生言行不符嗎？」
談及經濟自由化時，他指出：「如果當外匯存底是三百億美元的時候，就放鬆外匯管制，今天的外匯問題就會輕鬆多了。」
關於禁止大陸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我個人認為這些作品，在目前情況下，不宜開放，因為當時的社會背景與現在的情況相差太遠。但如果決定不開放，政府方面應當好好地向大家解釋，為什麼暫時不開放的理由。」他強調政府加強對大眾溝通的重要。
新加坡政府在五月二十一日逮捕了十六名親共產黨份子，他說：「內政部長決定之後，一肩挑起。」
在貿易、外交、政治等問題的討論過程中，談及國內政治層面的問題，他最有興趣。他提出一連串的問號：「為什麼有些候選人，靠選民的情緒就可以當選？」「為什麼新聞規範與新聞道德沒有提高？」「為什麼中共要製造這麼多的武器外銷，而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讀報與讀書
他每天至少讀四份國內的報紙，中央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及自立晚報。也很仔細地閱讀當地的中英文報紙。
現在他的自由時間較前為多，常讀回頭書。他說：「重讀一些書、一首詩，或者一闕詞時，比十年前讀時，有更多的體會。」
讀了卡特寫的自傳之後，他發現：「其中有關美國承認中共的部份，錯了很多，卡特很難自圓其說。」
他去年秋天回台北時，曾向王新老(剛於一月五日去世的立法委員王新衡先生)借到一本關於六十年前蘇聯侵略阿富汗的歷史性論著。看了以後發現：「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的路線就是前一次的翻版。讀歷史真是很有用的。」
最近他正在看「美國淪亡記」。有感地說：「一定要多讀書，才能瞭解問題。」
由於對書的偏好，他特別推動了兩次中華民國在新加坡的書展。他說：「起初有人擔心書展能否吸引華人，因為這邊是用簡體字。我認為這不重要。後來證明書展開得十分成功，有幾家出版社還補寄書來。」
辦公室中
在他並不寬敞的辦公室內，掛有先總統 蔣公與蔣經國總統的照片。另一邊的牆上有左宗棠的一副對聯，與李副總統送的一幅字。
坐在辦公桌後，他幾乎正對著他祖父的照片。他告訴我那是先總統蔣公檢閱海軍時，穿了海軍制服的一張神采奕奕的照月。
「從我出生到總裁去世，總裁從來沒有責罵過我一次。如果我錯了，他總是用間接的方式來教導我。現在回想起來，每一句話，每一件事，都使我有很多的獲益。」
「令尊對你是否嚴厲些？」我問他。
他停頓了一下：「我現在年紀大了，人又在外邊！」
「你有沒有記日記的習慣？」
「我沒有。」他回答：「但我記事，做為以後的一個紀錄。」
「如果沒有家世的限制，你最喜歡做什麼？」
他思索了一下：「你大概猜不到，我喜歡做一個職業高爾夫球員。」但立刻又補充說：「到了現在的年齡，已經太晚了！」
不容易不受注意
來自總統的家庭，他沒有辦法像一般人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
最使他「得意」的一次經驗是有一年去日本，他出席一個日本政要為他安排的宴會。旅館門口等了一群電視記者與攝影記者。餐會結束時，他向主人說：「讓我一個人先走出去，他們一定會以為我是秘書，不會注意到我。」當他一個人先走出去時，這些記者們真以為主客還在後面呢！
在台北，他沒有這麼好的運氣。「十一月(去年)在台北的一個晚上，我與我太太去一個小餐館晚餐，剛坐下來，就被認出來。因此只好匆匆吃完離開。」
有一次在新加坡機場裡，他們一家被攝影記者發現了。「我向他們說：如果一定要照，就照我們夫妻，請不要照兩個孩子。」
提起孩子，他帶著驕傲的口吻敘述：「我的兩個孩子，女的十六歲，男的十三歲，憑自己的本事考進了李光耀總理小時候讀書的那所學校。功課很緊，他們很能適應。」
「男孩喜歡玩電腦，他想要有個效能較大的電腦，去年聖誕節時就當禮物送給他。在計較價格時，孩子覺得拿台幣買最合算。女兒對匯率也很注意，常常計算用那一種貨幣買東西比較合算。」
「如果你與家人去度假，喜歡去那些地方？」我問他。他毫不猶豫的說：「去一個別人不常去，交避不方便，電訊設備比較落後的地方。」
做人做事的態度
在我們情理法糾纏不清的社會中，他如何來對付外界的壓力呢？
「我做人做事的基本態度是：能幫別人的，就說可以；不能幫忙的，也講清楚不能幫忙。」有一位朋友要他幫忙訂一個華航座位，以便提早二天飛回美國。他告訴這位朋友：「你就多在台北待二天吧！」
三年前，他過了「四十不惑」的年齡，我問他現在在國外，心情上有什麼體會？
他沉思片刻：「我們浙江有句俗話：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別人。我們大家都不要只活在上半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