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蘇俄的工人，都有蘇維埃政府所頒發的三種證明文件：一本國民身分證、一本工作簿、一本工資簿。這些文件，因使蘇維埃政府對於每一個工人的遷徙與行動，均有絕對的控制權。工人在未得到當地蘇維埃就其身分證上蓋印以前，在國內絕不能由甲地遷至乙地。在沒有提出工作簿與工資簿之前，也絕不可能變換其職業；這些簿子中，把他本身的一切和生產量都記載著。這兩種簿子，原是扣留在主管的官員手裡。因之，這些官員可以羈絆每一工人，在他不願意的工作上，也可以隨便遣調工人，到不適宜的地方與不適當的工作。所謂「遷徙自由」、「選擇工作自由」，蘇聯工人不僅今日沒有，早在1925年之前，就已經完全失掉了。
就是工人的子女，即共產黨所稱的「勞動後備軍」，幼小的年齡，他們的命運，正和他們的父母一樣，也無情的被徵入到勞動隊伍裡去。勞動後備軍的幼工，也與其他特別學校的畢業生一樣，都必須為蘇維埃工作若干時間，不過所任的工作，政府是另有規定的。共產黨經常宣傳，工廠有托兒所、幼稚園、子弟學校和種種福利設備。也並不是沒有，但只有規定接受參觀的地方，才能發現，而且只是「聾子的耳朵」，不作實用的。有了這些特別設備而無實用的地方，共產黨即常以此代表性、裝飾性的東西，欺騙參觀的外國人，並誇揚一般工廠無一不是如此。接著便把蘇俄吹成為「勞工的天堂」。我們住在俄國幾年，首先也不知道這是他們「故弄玄虛」；但時間久了，才知其言而無實，馬腳便完全暴露出來了。因之，後來對於共產黨任何巧妙的宣傳，即無處不以「存疑」的態度處之。結果，即「真也當了假」，又未免是共產黨「過甚其詞」的失敗。
任何國家的工人，都知道「工會」可作「團體協約」交涉；也知道團體交涉，是工人與統治者間的交涉，使工人們對於工資，工時與其他工作條件之決定，具有發言之權。可是，蘇俄工會之所謂團體交涉，卻完全不是這回事。蘇俄工會勢力之大，實為任何國家所不及（不包括其他共產國家）；但它的組織和存在，並不是為著工人的利益，完全是為著統治者的利益，這也是異乎任何國家的地方。蘇俄工會的目標，只在訓練工人，以馬列主義替他們來洗腦，保證工人實現統治者所定的生產標準，並督促工人達成更大的生產率。工會為要表現自己的功勳，便無情的鞭策勞工，日夜不休的去工作。這樣，工會則反成了壓搾勞工的工具。所以我們每與蘇俄工人談到工會問題時，他或她們似乎都有一種輕鄙態度，甚至作出怪模怪樣，形容工會正像屠夫一樣。
蘇俄所謂團體交涉，從不討論到有關工人的福利問題。只是要求管理部門與工會協議，確確實實「保證生產目標之實現」。故在其他國家成為工會活動之中心問題──工資與工時的團體交涉，在蘇俄卻不存在。原因是俄國工人的工資律與工作條件，都是由蘇維埃政府御定的，成了永遠不能變更的鐵律。人類心情的愛惡，大體都是相同的。蘇俄的工人，自然也和其他國家的工人一樣，極願增加其所得，以改善他們長時困苦的生活。可是他們卻不像其他國家的工人，能夠抗議任何苛刻與不公平的條件，或者工會必是他們的後盾。共產黨也常常宣傳：「蘇俄法律並不禁止罷工。」可是，天曉得，當時的規定，工人上工，遲到了二十分鐘，就可處罰六個月的感化勞動；任何破壞秩序的嫌疑犯，就可禁閉監牢好幾年（五年計劃開始後，規定更嚴）。罷工之罪，自然就更不輕的了。這樣，又誰敢來以身試法？所以罷工之事，在蘇俄是永不會發生的。我們在報上，常常可以看到有英、法工人罷工、美國工人罷工的消息，但最近四十年來，又誰聽過蘇俄有一次罷工消息？
當1925年以後不久，所謂「集中營」、「奴工營」、「勞動營」，還不是經常可以聽到的名詞。不過這事實是久已存在了，很祕密。因為我們常聽到俄國有「流放」、「充徙」工人和叛黨份子到西伯利亞或堪察加之事。而容納這些「流放」、「充徙」之徒的地方，必然就是這些「奴工營」之類的組織。所謂叛黨份子或政治犯，其罪狀之成立與處置，暫時且不說它。工人受到這種「流放」、「充徙」的判罪者，常藉一件極小的事故，也就可以構成。尤其共產黨和蘇維埃，總是把一頂大帽子壓在工人的頭上。工人在大帽子之下，就不能提出任何問題。他們常常訓示工人：不得把己身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共產黨對此舉的假定，則以國家一面計劃運用全國的經濟，一面斷不能准許工人交涉工作的條件。因此，工人必須接受國家為他們規定的任何條件。這樣，工人無論困苦到任何地步，都只有忍受下去。如果稍有反抗或呻吟，便有準備好了的「奴工營」等待著！在這大帽子之下，即無事無處不可株連起來。從「勞動營」、「集中營」後來之不斷發展與擴大，也就可以想到蘇俄工人「動輒得咎」，因此非長時戰戰兢兢的隱忍，是不能活下去的。「奴工營」、「集中營」、「勞動營」裡工人的慘苦生活，今日世人所認識瞭解者，比我們當時所見所聞者，卻已更上了幾層樓。這就是說，1925年前後，蘇俄勞工的情形，已經是夠苦夠慘！不料今日更加上百倍的惡化下來，又是我們當日做夢也沒想到的。
本文節錄自：《留俄回憶錄》一書，王覺源著，三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