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五歲大的兒子因病從學校請假在家時，我為他讀了好幾百頁的《草原上的小木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在接近書末，英格斯一家指望著要在印地安人的土地上非法建造他們的小屋時，剛好是一個部落之間的聯盟被打破之後，因為大家對於是否要攻擊移居者有不同的意見；勞拉看著奧賽治族（Osage） 印地安人放棄了他們每年一度的獵水牛活動，並離開堪薩斯，而她的家人也會離開。這時，我兒子要我停止閱讀。「是太悲傷了嗎？」我問道。「不是，」他說：「我只是不想知道更多了。」安靜了一陣之後，他又說：「我希望我是法國人。」
書裡的印地安人是說法語的，所以我了解兒子是說他想做印地安人。「我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沒發生過，」他說：「但是我想要留在這裡，我愛這個地方，我不要離開。」他開始哭泣，而我也了解兒子是因為我告訴他《草原上的小木屋》寫的是有關我們住的地方，也就是中西部，但他以為我的意思是指我們所住的小鎮和我們剛買的房子。我們的房子並不是「草原上的小木屋」，但我們的確是住在不對的一邊，從前是根據一個條約所協商出來的印地安人疆界，1830年的《印地安人遷移法》（Indian Removal Act）把它取消了。我們住在伊利諾州埃文斯頓市，名字取自於約翰．埃文斯頓（John Evanston），他創立了我現在執教的西北大學，並為西部屯墾過程中所發生的「沙溪大屠殺」（Sand Creek Massacre）事件辯護。我兒子所表達的是，他想要擁有一切的舒適，但對於怎麼得到的卻感覺不是很舒服─這是白種人的難題之一。
「再告訴我一次說謊者是怎樣說了一個謊吧！」最近，我兒子這麼說。我花了一些時間才確定他是在說瑞秋．多利查（Rachel Dolezal），他有聽我說起過關於她與諾爾．伊格納蒂夫（Noel Ignatieve）《愛爾蘭人如何變白》（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一書作者之間的故事。我曾說過，她也許是一個說謊的人，但她是對一個謊言說謊的人，最初的錯誤並不是她所犯的。因為當我在大學時，曾與諾爾對話，他是把我送去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的論文寫作課「關於作為白人⋯⋯以及其他謊言」的人。我當時並不需要去澄清，我所說的謊言是到底有沒有高加索種族這回事。多利查的父母卻堅持宣稱她生來就是「高加索種」人，雖然並非來自歐洲的高加索地區，意思是指現在的亞美尼亞、喬治亞和亞塞拜然。除了這個連結之外，「高加索」是一個薄弱而無意義的十八世紀偽科學產物，它只是幫忙創造了一個白色的種族。
「白種」並非一個親屬關係或是文化。一般而言，白種人彼此之間的關係，與跟黑人的關係相比，也沒那麼緊密。美國所謂的種族定義，也不是不允許一個白種女人生養黑人小孩，所以可視為「白種人」這幾個字，並不意味著帶有「家庭」的概念。把我們綑綁在一起的，是大家所分享的一種社會利益制度，這可向前追溯到美國的奴隸制度。「事實上，沒有所謂的白人社區。」鮑德溫是這麼寫的。白種並不代表你是誰，這也是為什麼有人可能鄙視白種，卻完全不討厭自己。
在我兒子四歲時，他從圖書館帶了一本有關蓋白宮奴隸的書回家。我並沒有告訴過他，奴隸曾經代表了比整個國家所有工業總和還要多的財富；或者，就如塔納哈希．寇茲（Ta-Nehisi Coates） 所寫的，是為國家獨立所付出的「頭期款」；又或者，被解放的奴隸在內戰之後成了「國家的第二抵押品」。但是，我對奴隸制度的全面檢視以及吉姆．克勞（Jim Crow）的種族隔離法律，讓兒子煩惱作為白人的意義是什麼，或他繼承了什麼樣的遺產。「我不要在這個團隊裡，」他說，並把頭埋在手中。「你也許會在這個團隊裡，」我告訴他：「但你不必照它的遊戲規則去玩。」
即使我已經這樣告訴他了，但我知道在他人生中的每一個階段，都還會得到鼓舞的力量，並真誠相信自己努力工作就會有應得的回報。別去在意不平等，自己的安全感受要比其他人的自由更重要；也認同一個能夠提供他比別人更好的居住條件、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以及更好收入的制度，是與生俱來就平等的。
本文節錄自：《真實的美國：美國社會的不公不義真相》一書，約翰．傅利曼著，好優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