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紐約、東京、維也納、倫敦等國際名都，「三大男高音」－－帕華洛帝(L. Pavarotti)、多明哥(P. Domingo)、卡列拉斯(J. Carreras)的十二場世界巡迴演唱，明年三月八日要在台北發出「世紀之聲」
星空下(或春雨裡)，中正紀念堂廣場轉換為六萬人的露天觀眾席，「大中至正」牌樓前，精雕的水榭歌台拔地而起，巨型電視牆、頂級音響、幻化的燈光強力放送，三大男高音齊射的高音C穿透如雷掌聲，盤繞在喧囂的台北夜空裡……。
滾熱的商機
這樣的嘉年華式盛會，預計將創下多項紀錄。
耗資五億四千萬，是國家文藝基金會一年補助藝文活動的五倍；動員六萬音樂人口，足以使國家音樂廳連續爆滿一個月；最高票價達一萬八千元，是國家音樂廳自製節目，最高票價的六倍；以單一音樂會製作成本計算，是過去台灣歷史天價的五十倍(北市交響樂團製作一齣大型歌劇「阿依達」，連演五天，近一千萬)。
古典音樂界史無前例的人力、物力動員，其實也意味背後的無限商機。
據主辦單位新象文教基金會統計，六萬張音樂會票券在一週之內，被預訂了二萬張，其中最低價一千五百及三千元預售一空，最高價位一萬八千元也被訂走了一半。
與三大男高音相關的唱片，則是個龐大的市場。三大男高音九０年在羅馬及九四年在洛杉磯世界足球賽的演唱錄音，都早已突破千萬張，分居古典音樂錄音史上最暢銷唱片的前兩名。至於國內，飛碟唱片古典部的蕭嘉蘋統計，在台灣古典唱片賣出千張即稱佳績的情況下，三大男音的九四年洛杉磯足球賽演唱會，也突破了十萬張。
順著這股風潮，帕華洛帝、多明哥、卡列拉斯的自傳，都陸續譯成中文出版，而一本「三大男高音的私生活」，也正由一家出版社簽約出版。
滾熱的市場，造就了古典音樂未曾有過的氣勢。有人因此樂觀預期，三大男高音來訪，勢必提升台灣的國際曝光度(十二場、四大洲巡迥演場，僅東京、台北為非西方國家)；也有人認為，在流行音樂主導音樂市場的同時，古典若能因此超越流行音樂的動員力(例如前幾年麥可傑克森一場表演吸引四萬人)，不但對弱勢的古典市場有推波助瀾功效，也拓展了古典音樂的人口。
然而，五億的製作預算，始終是爭論焦點，例如五億可支持一個交響樂團，連續十餘年不輟；以平均成本計價，可出二百萬張唱片……。然而一夜盛宴之後，是灰飛，還是引來更大效益，評價兩極；而這項超大型活動更如巨石起波瀾，除了激起了古典與流行、藝術與商業之間的辯論，還掀開文化藝術資源分配、表演藝術團體生存等現實課題。
事實上，打從三大男高音的組合成型，西方樂評早有嚴苛看法。英國藝評家李布瑞契特就認為，三大男高音演唱一場索取一百萬英鎊(約台幣四千三百多萬)，是在扼殺真正的音樂，數以萬計的聽眾必須付出昂貴的票價聆聽他們的金嗓子，更有數百人支付「國王的贖金」與他們共進晚餐，他們造成全球轟動的現象，只是代表大眾娛樂的一項勝利。
「三大」的傷害
而呈現在這片榮景之後的現實狀況，李布瑞契特進一步指出，是古典音樂正處於危機之中，世界各地音樂會聽眾顯著減少，政府補貼不斷縮減，管絃樂團在為生存掙扎，音樂廳和歌劇院已經面臨經濟的黃昏時代。
同理映照在台灣的音樂生態，也有幾分相似。此時台灣耗費巨資，承攬這類巨型活動的條件是什麼？龐大的經費又從哪裡來？
師大音樂系講師薛映東擔憂，台灣的文化藝術資源有限，國家合唱團成立不起、國家交響樂團嗷嗷待哺，如今卻將大把鈔票無條件奉送給外國人，對國內藝術團體將構成無比的傷害力。
也許數字會說話，據估計，台灣表演藝術一年總消費額約為十億，每年國家文藝基金會贊助藝文活動(含非表演藝術)為一億，文建會補助數十個國際扶植表演團隊一年僅五千萬，這般拮据的經費，相較於一夜演唱會便耗盡五億，難免引起是否產生排擠效應的質疑。
「這是個簡單的數學問題。」掌理民間藝文資源分配的國家文藝基金會執行長陳國慈表示，不論是企業或政府，贊助藝文活動的預算就這麼多，三大男高音演唱會對經費的需求特別多、也特別大，本國藝術團體的資源被吸走是可能的。
她以國家文藝基金會第一期補助經費為例，四百四十九件申請案要求補助的總金額高達四億，即便文藝基金會已是公認最大的金庫，預算也只有二千五百萬，儘管「三大」活動值得肯定，也符合贊助條件，若前來申請補助，只能說心有餘而力不足。
其實藝文界真正關心的是，這場天價的音樂會究竟搶占多少納稅人的錢，以及對企業界的吸金效應會如何發酵。畢竟，表演藝術團體除了政府的補助，還得企業界的挹注。
站在主辦單位的立場，新象負責人許博允則不改其一貫的豪氣說：「不考慮向政府爭取經費，至於企業界，勢必引水灌溉，開發過去從未贊助藝文活動的企業。」
他解釋，政府最多補助一千萬，助益不大，況且拿了公家的錢，二千一百萬人都是股東，每個人有權說話，同時還要應付公關票的問題，反而是負數。至於企業界，他相信台灣前五百大企業勉強稱得上贊助過藝文活動的，五十家還不到，這次必定會讓這五十家之外的企業投入。
藝術大賣
因此新象這一次似乎沒有一般藝文團體的低姿態，反而是「你贊助我，對你形象的提升是相對利多」。BMW汽車公司業務部專員曾桂香與新象洽談過程中，就對新象的高姿態深有同感，不過她也表示，三大男高音的世界知名度和藝術氣質，的確與BMW汽車的形象互相搭配，也是可能贊助的重要誘因。
除了企業的財源，新象還要賣CD、賣T恤、肖像權，甚至「吃飯權」都是販賣項目，例如帕華洛帝喝的礦泉水，多明哥喝的果汁，都要相關廠商贊助。
「明年以後，台灣表演藝術的總消費額必定由現在的十億，跳升到十五至二十億。」許博允認為，「三大」不只是藝術活動，而是能創造資源的生產事業。
果真能遂其雄心壯志，藝文團體的憂心則似乎多慮，然而回歸活動的本質，當主辦單位以提升國際藝文地位為號召，甚至以「亞太營運中心」的大架構來思考，商業與藝術價值之間，五億花得值不值，始終是一場見仁見智的辯論。
英國藝評家李布瑞契特便給予三大男高音演唱會極低評價：「任何古典藝術家一旦跨越媒體的名人門檻之後，就可以放棄尋求藝術的完美境界，而追求容易賺到的大錢。」
「音樂時代」雜誌總編輯楊忠衡因此直言：「台灣要藉此提升國際形象似乎壓錯寶，「三大」擺明了商業噱頭，在其藝術價值極低的狀況下，國際形象反而是－－有錢沒智慧的台灣傻呼呼地跟進了。」
真實可貴
也許民眾更好奇的是，如黃金堆砌的世紀演唱會，究竟呈現怎番面貌？
長久以來便仰慕三大男高的辜公亮基金會副執行長辜懷群，今年在年度家庭聚會上，全家齊聚東京，以每張六萬日幣(第三高價票，現在約台幣一萬五千元)的代價，聆賞三大男高音的首場世紀巡演。
然而對於音樂會的安排，她難掩失望之情：「經紀人(霍夫曼)把演唱會變成了商業藝術，而非古典藝術。」因此當晚除了吹拂東京市的微風，享受高聳藍黑的天，輕輕鬆鬆聽音樂，以及中場休息時，日本精緻感人的合唱演出之外，她認為，三位最高級的演唱者，並沒有最高級表現，無論是曲目安排，還是充分準備的程度。
她建議台灣觀眾要買自己付得起的票價，不要預期極端的好，而是欣賞圓融的綜合藝術呈現，包括舞台、燈光、音響、電視牆，以及好聽輕鬆的音樂。
而在一次廣播節目裡，中時晚報副總主筆黃寤蘭訪問了一位赴東京參與盛會的聽眾，其感想是：仿如置身碩大無比的球場，與五、六萬人一起聽一張比CD音響效果還差的CD，還不如在家裡聽罐頭音樂。
「藝術的可貴在真實感。」去年曾經與義大利知名女高音佛蕾妮(M. Freni)同台演出的男高音薛映東就認為，聆聽三位聲音之王的演唱，必須現場才值得。
畢竟在這樣超大型的露天演唱會裡，除了最貴票價的觀眾，所有人都是盯著電視牆，聆聽透過麥克風傳送的聲響。
「三大」真正的意義就是商業動機，平時不聽音樂的人都來趕熱鬧，滿足喜好音樂的虛榮以及奇貨可居的價值觀。」長期主跑藝文新聞的黃寤蘭觀察。
跟上世界腳步
一對薪水階級的年輕夫婦，只在一次贈票情形下進了音樂廳，這一次，他們預購了兩張一萬八的票，理由是：「難得瀟灑一回。」
「也惟有這般商業性、通俗路線的演出，才能吸引六萬聽眾。」傳大藝術公司總經理周敦仁就肯定表示，這是民眾與古典接觸的一條途徑。
然而在一夜的音樂饗宴之後，五億的花費究竟是創造更大利多，還是留下後遺症？
在國家音樂廳企畫節目多年，現任中國時報展演中心企畫總監的邱瑗以前年維也納愛樂來台演出，票房從此一蹶不振為例，預估可見的影響是：「養壞了觀眾胃口，就是要看明星。」另外多明哥幾年前來台，創造比國外多出幾倍的價碼後，更是破壞行情，票價再也壓不下來。
不過許博允有更大的企圖，「如果不是每次不斷提高票價，我們無法跟上世界的腳步，我要讓大家看場面，五年、十年以後，大家就習以為常了。」他期望民眾不要以一場音樂會，而是當個事件來看待。
無論如何，在明年三月八日之前，「五億效應」還會持續發酵，也許是金錢的斤斤計較，如何把藝術資源用在刀口上；也許是更高層次的文化建構問題，如何建立樂評制度、酬勞制度，以及累積專業提供表演藝術成長的基礎。
只不過，相較於動輒千百億的工程建設，文化界一場斥資五億的活動，會成為爭論話題，只是再次驗證了文化藝術的邊陲性格。
五億怎麼算？
當國外媒體不斷質疑三大男高音演唱會報酬過高，帕華洛帝在他的自傳裡，做了這番巧妙的回答－－曾經有人批評畢卡索對某張畫的索價過高，因為那張素描僅需三分鐘就可以完成，他答覆說：「對不起，不是三分鐘，是三十年又三分鐘。」
卡列拉斯也有他的一套邏輯「「你需要努力個十年，才能達到明星階段，然後可以享受十年的好日子，接下來是一切有如遇眼雲煙，消逝得無影無蹤。因此在巔峰期間內，拚命賺錢是很自然的道理。」
多明哥的金錢觀則是：「你希望我們沒沒無聞，難以維生嗎？在這些大型演唱會中我們可以賺到錢，在歌劇院演唱就不行了。」
聲樂家的可貴，在其以人聲為樂器，以及藝術生命的短暫；然而三大男高音的酬勞究竟有多貴？
英國樂評家的估算是百萬英鎊，約台幣四千三百萬，國內行家則認為，英國的酬勞較世界各地廉價一半，因此三位男高音的酬勞約三百六十萬美元，指揮李汶約二、三十萬，樂團約五十萬，合計約台幣一億二千萬。
除演出費之外，還有四億的製作預算，究竟如何搭建起來？
包括權利金、舞台製作、演出場租、運輸、住宿、版權費、稅金，以及幕後工作人員，都是極大的開銷。
以工作人員來說，許博允粗估，三大男高音巡迴演唱籌畫已有兩年，共五百人每天不眠不休工作，以歐美每月平均三、四千美金的薪水，約十萬台幣，兩年即須十二億，若轉嫁十二場演出，每一場至少須負擔一億元。
至於台灣的工作人員，開演前一週，每天至少要動用一千人次，也是筆龐大費用。
由於場地選擇在中正紀念堂廣場，舞台等硬體設施都得憑空架起，至少需要七、八千萬，其中六萬張椅子就要上千萬，「光是這個模型就要好幾萬。」許博允指著訂製的中正紀念堂模型表示。
過去中正紀念堂廣場戶外轉播也曾吸引六、七萬人，例如維也納愛樂及三大男高音前幾次的分別來訪，但是從來沒有出售門票，也沒限定位置，如今如何規畫每個細節，對主辦單位可說是項嚴苛的考驗。
而這樣的活動，新象分門別類動用了建築、工程、音響、橙光、會計、法律、公關等顧問公司，也與台北市政府開道安會報，推敲安全的問題。
只不過每個環節極其複雜，其間整合的技術，是一道嚴講的課題。而必須克服的技術問題，何止此一端？
中國時報展演中心企畫總監邱瑗以其策劃音樂廳活動多年的經驗提醒，「大中至正」底下是鏤空的停車場，在地面上搭巨型舞台，可能無法承受重量，如今停車場屋頂(即廣場地板)早已裂痕累累。而且舞台位置正對北風，風速過強，對歌者是一大傷害；中正紀念堂廣場的兩廳院之外是開放性空間，音響效果極難處理。此外三月可能遇上春雨，如何安置六萬名觀眾，又是另一項考驗。
從五億花費到層層的技術問題，無論如何，都得在明年三月八日一一驗收。
(林志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