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歷史的必然？還是歷史的偶然？強人的下一代必須面對各種責難，承受各種壓力。
蔣緯國在「千山獨行」一書中體會得很真切：「一般人如果六十分算是及格，蔣家人可能被外界期待要達到一百二十分才算沒有虧負這個姓！表現好是應當，因為他姓蔣；這樣的期待，對我們後輩來說，是莫大的壓力。」
沒有蔣家的餘蔭，必須走出蔣家光環的蔣孝勇，在兩位兄長相繼過世後，承受了此蔣家任何其他人更多的壓力，如今，他更得面對人生最大的困境－－食道癌。
今年開年見他時，他不停地打著嗝，平常少離手的香菸已不復見，還說：「我馬上要進醫院做些檢查。」
再見他時，在榮總病房。經過了長達十小時的手術，恢復中的他，坐在輪椅上還自嘲：「抱歉，讓你們看到我這個鬼樣子。」
九個月來，患了難治之症的蔣孝勇，很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說了好幾次「只是時間的早晚」。他沒有放棄治療－－在台灣，在美國，甚至往病例最多的中國大陸尋醫；更沒忘記好多父親交代要做的事－－整理資料、探親、勘訪長輩們的終極處所……。
經過內在身體抗癌的折磨，與外在移靈事件「政治化」的干擾，他「覺得很煩」；自認是一個「有點孤傲，面對現實，不會洩氣」的人，他毅然決定接受訪問，坦率地談他的父親、家人、國事、家事。他希望世人對這些能有比較真實的了解，而不是道聽塗說，以訛傳訛。
他的思路清晰，說話仍是一貫周密，也常常欲言又止，話說半句；他俏皮地說：「我沒有記日記的習慣，因為有些事記錯了不妥當，記對了也不好。」
他說話仍然講究輕重，對每一個可能出現或需要保留的名字，都再三斟酌，「我無意諷毀或傷害任何一個人，我只是把我了解的事情講清楚。」
在多次訪談中，他偶爾會情緒激動，眼睛溼潤。尤其是談到母親蔣方良女士「白髮人送黑髮人」、「孝嚴、孝慈認祖歸宗」一事時，不禁潸然淚下。「我的母親也滿辛苦的，一個人嫁到中國來，父親過世以後，又是白髮送黑髮，我總希望能避免她再受到一次傷害。」
蔣孝勇從不避諱他的病情，「我的腦子剛動了手術」、「我這兩天情況不太好，白血球太低，上不來」。對於治療、用藥與反應，他如醫生般清清楚楚。中藥與西藥並用，西醫化學治療的毒，他用中藥維持體力來抗衡。他甚至在化療過程中，抽了三天空去香港採購中藥。
除了消瘦、臉色蒼白外，他的聲音洪亮，並不恐懼死亡，甚至說：「我死了，把身體燒成灰，埋埋就好了！」
回憶往事，他要留下一些事實紀錄，有些是他多年來在父親經國先生身邊的觀察，有些是敏感的政治人事，有些是他自己參與的了解與心路歷程……。
對於個人的是是非非，他承認：「年輕時都會闖一些禍。」也不否認：「有時是被人利用，有些是別人假借我的名義去做的。」
從祖父過世後，蔣孝勇就一直跟隨在父親身邊，是經國先生最親近與信任的人，也是最了解經國先生的人。他說：「我從來沒有把父親當做總統或主席，我一直就當他是我的父親。」因此父親問到他的事，他一定直話直說，不管父親喜不喜歡聽。
由於蔣孝勇的親情與接近，他的談話就成了了解經國先生晚年最重要的資料；而經國先生對自己孩子所表達的看法，也應是最真實坦率的內心想法。
對於國事政局的轉變，蔣孝勇只用了「這是國運」四個字來形容；不過他一再重複，改變國運的有兩個關鍵性事件：一是孫運璿院長病倒，一是經國先生早了半年離世。
在訪談中，他清楚地指出，對於國家未來，經國先生早有布局，那就是「黨政分治」。
如果當年經國先生身體狀況較好，他不會再任總統，而只當黨主席，同時心目中也早規畫好副主席人選，這個人是能認知中國國民黨歷史、信念和方向的人，但不是傳聞中的中生代；在軍方，經國先生早認為已做到「軍隊國家化」了，因此不在安排中。
蔣孝勇的訪談，會不會成為蔣氏家族「最後的聲音」？會不會是「最真實的紀錄」？本刊將陸續刊出將在近代史占一席地位的那些材料。
父親辭世倏乎八年半有餘，而今，適逢個人身體欠佳，僅願將其間一些事物予以明述，唯其原則：一者絕不參雜道聽塗說之言，二者，必為本人為當事人。
其目的在於減少部份坊間不必要之傳說，往後又落為歷史之無頭公案，本乎赤子之心，難免可能造成傷人之處，敬此先表歉意，謹誌。
－－蔣孝勇
對祖父、父親奉安的看法
我把生死看得很淡，也就是面對現實。我跟太太說，自己覺得還有點孤傲，也可以說是自以為得意的事，就是我對自己的身體還滿樂觀奮鬥，不會洩氣。
根據醫學統計數字的報告，我的病情並不樂觀，而且生命有局限，但我並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只是在生命結束之前要能多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赴大陸看病結果如何？
如果我本身不去一下大陸，就沒辦法了解情況。我去的真正目的有兩個，一個是看病，一個是想回鄉看看。以我祖父的奉安來講，就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決定的，因為他的歷史定位與我父親的情況不太一樣。
當初，我本來要去幾個地方的，北京、溪口、上海、南京、黃山。沒想到腦子長瘤(癌細胞轉移到腦部)，所以就趕回來治療。去黃山的原因，是因為我父親整個中國都去過，就是黃山沒到過，我是想代父親去了個心願。
我在北京的醫院住了三天兩夜，那邊是滿重視的；而且在大陸上有點很好，就是中西醫並用，並不牴觸。本來去的時候我還怕傷了他們西醫的心，就說：「對不起了，我要給中醫看一看，希望你們不要在意。」他們說：「蔣先生你放心，我們這邊是你不要我們找，我們還是會找的。」後來我才弄清楚，他們的門診中，內科中醫是最忙的，外科中醫排第三位，可見在大陸上他們對中醫的重視。後來還找了一位有西醫底子、腫瘤醫院的院長來幫我會診，也帶回一些中藥來，自己調養調養。
是不是比照國父的奉安？
對於奉安，我覺得不能凡事都比照國父；至於硬要要求國葬的可能性，也實在存疑。但是各地對奉安的習俗不同，如果單以對父親而言，子女期望他回到家鄉溪口奉化，難道會是不孝嗎？
祖父將來奉安南京，如果那個時候「中國國民黨」仍是「中國國民黨」，而非「台灣國民黨」，那麼比照當初對總理的稱呼方式，以「中國國民黨葬先總裁蔣先生於此」，又有什麼不可？
為什麼說探親被政治化？
祖父、父親一生淡泊名利，以我的觀念，他們能夠長期活在中國的歷史中，遠比舉行任何奉安儀式要來得重要得多。
去大陸看病，我是跟李登輝總統講過，但是他的幕僚人員以為我們叔侄之間已經勾結好，要與他們(對岸高層)接觸談判，就太政治化了。其實，當我到達北京的時候，就表明了純屬看病。
今天雙方意識型態還有差別，並不是洽談相關問題的恰當時機，但我仍然堅信「中華民族統一的必然性」。而意識型態的漸次拉近或對立消失，只有靠誠意加上時間才能慢慢解決。
一如這個差距我不認為在短時間之內消弭不了，而是如何往這個方向一步一步相互接近，路並不是不能鋪。中共的堅持或是我的看法，不能說沒有中間的交集點，而是需要時間。
基本上我的理解，對於奉安的事，對方並不排斥，只是時間的問題。因為對中共來講，他們在文宣方面，對於祖父在抗戰期間對中華民族的貢獻是完全地肯定；另一是對父親建設台灣的成果也是完全地肯定。所以他們沒有尖銳鬥爭立場的必要，只是想用這個牌，看看對統一有沒有幫助。方向有、目標有，至於能不能夠完成，是操之在人而不在我。要問需要多少時間，什麼時候完成，或做到什麼程度？目前都言之過早。我想快的話，一、兩年內有眉目就已經不錯了。
現在慈湖、大溪修房子要點經費都很困難，這個我不太願意講。人員裁減，經費根本無著。現在這個事情提出來後，經費撥得倒很快，發包也發包好了。我與孩子到慈湖、大溪去，跟他們講修繕的工作事宜。這幾年誰管過？根本沒人管。不管怎麼講，遺體總在那邊吧！總是要盡一份心意嘛！但是根本就沒人管，想想真的滿心酸的。
家屬為什麼要移靈？
像這次我叔叔提出移靈奉安的事以後，許多所謂的專家學者也提出一些看法，他們說：「蔣緯國啊！你不要害了你父親、你哥哥，到時候被中共鞭屍。」我的看法是，基本上中國國民黨已經不是中國國民黨了，今天被敵人鞭屍，是可以想像的，但卻不要忽略了今天被自己人鞭屍，這也不是不可能的。
這邊的國民黨大老們，一直說要在統一之後再處理這個問題，國家之事絕非兒戲，如果說國家統一的步驟可以自然發展而無需任何的宣示，「由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試問這是為百姓福祉負責的態度，還是一種下賭注的方法？
我祖母明年也要一百歲了，我母親已年過八十；而我叔叔與季陶先生的這層關係，他今後是否能夠做主，又有多少時間？我現在是把事情盡可能予以安排，並要我太太、子女繼續執行，相信他們必能一本蔣家傳統，繼續做不愧於蔣氏後代的人。
二位蔣夫人如何看？
母親這幾年的身體狀況還算穩定，真的說來，她的氣管並不好，能夠如此已經算是很不錯了。說到我母親也算是傷心事，白髮人送黑髮人。我的祖母、母親對我的病情並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想讓她們了解太多，否則也只有擔心、煩惱，並幫不上忙。
太多人都希望紐約蔣夫人出來講講話，祖母自民國以來，有其必然的歷史地位，也是二次世界大戰至今真正有影響力、碩果僅存的人，我認為絕不能夠為了一己之私，而去影響她應有的歷史地位。如果她單方面有意思要表達，而又不為人所敬重，其中包括在上位者，那是不能讓人心安的。
這幾年我一直守住這個原則。所以很多事情我祖母那邊從來都不講話的，她並不是沒有意見與想法，但是我做晚輩的一定要堅守這個原則，絕對不能讓她說了話而沒有用。
二哥、叔叔有沒有捲入？
因為我二哥孝武已經過去了，本來我不太願意講這一段往事。不過情治單位與情治單位彼此之間，也是相互利用、鬥來鬥去、爭功諉過。以江南案的例子來講，我相信軍情局與安全局就在鬥，後來調查局扯進來攪和，又有「一清專案」。實際上我覺得問題真的不應該是那麼複雜的。
父親對我告誡嚴格，我一向遵守，跟情治單位總是保持相當的距離。我二哥本身有點喜歡一些神祕色彩，就使得這件事情搞得很複雜。那個時候，包括「劉少康辦公室」等，都是想利用我們兄弟之間的這種關係，達到他們彼此之間制衡也好，影響也好。實際而言，皆非事實。
我認為江南案是個相當愚蠢的事情。這件事情發生以後父親非常生氣；但是我叔叔或二哥絕對沒有捲在裡面。不過我寧可持平一點講，百分之八十是別人在造謠，百分之二十是自己給人家這種印象。
記得當時父親除了生氣之外，也很傷心。好些時候要我分析自己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印象裡，非常明確地可以記得，父親當面問有關幹部的時候，幹部都說謊，而不敢負責任，並互相推塞。有的說沒這回事，有的人就顧左右而言他。最要不得的是，幾個單位相互之間，因內鬥而扯出的複雜性，當時很多事情如果能平鋪直敘的話，絕對不至於弄到那麼一個地步。
後來美國人動了怒，否則他們也不會找人來測謊，這些在美國來講是一種異常的現象。問題在於他們為什麼會如此？我覺得不能怪美國，應該怪我們自已不負責任的態度，做了又不敢擔當，而且把原本簡單的事情又搞得相當的複雜，再找一大堆理由設法去搪塞。
父親事前知道嗎？
對我，哥來講，當事情出來，大家矛頭都指向他；記得那個時候，人家還給他安個什麼國安會的副秘書長頭銜，根本沒這回事。但既在事前末首否認，等到事後再設法解說，因而帶來無謂的困擾。
外面的謠言，影射父親事先知情，就我對先父的了解、以及一般了解先父的人都清楚：以先父的度量而言，在上海打老虎的時候，受到的污衊有多少？他都不在意，今天只是為了怕出一本書造謠罵他，都無法隱忍，這對他來講，實在是一種污衊。嘴巴長在人家臉上，人家要在那裡面影射、傳言，而且中國人尤其喜歡說：「這是誰交代的？上面交代的！」上面是誰？是永遠沒有答案的。
這樣子慢慢牽強附會地，就變成一個故事，就言之鑿鑿地，似乎蔣家真涉入這回事了，實際上其是從何說起？
情治單位在鬥來鬥去中，是單純的被黑道利用，還是在彼此鬥爭的中間，上了個圈套？這個我不敢講。我認為，一個局長就這麼容易去上當，應該也不至於。
到底是不是情治人員利用黑道？
「江南案」我個人認為有兩個疑點：一個是情報局長怎麼會像「辦家家酒」一樣；另一個是時間點為什麼會那麼巧合，「一清專案」就抓出個「江南案」來？接著安全局長汪敬煦在陽明山上和新聞從業員說了一些話，這些話是連經辦人員都不知道的，他自己則說是被記者逼問的。
以我對汪希苓的了解，他應該不至於上當到利用黑道或被黑道利用；我甚至懷疑是不是做好了一個圈套，讓他往裡面跳，我覺得連他自己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都很難說。
這中間有一個關鍵點，就是江南被殺後，緊接著「一清專案」，不能不說是巧合。我想這個答案要汪希苓和汪敬煦去找。我沒有答案，只是把當時的了解和觀察所得提供出來，而且，就常情論，要掃黑，「一清專案」應當是警政署提出才是，怎麼會由安全局主導其事，令人費解。
情治單位和人員鬥來鬥去，不要把國家害了嘛！至於和解與賠償，是由駐外代表單位認為，避免影響國際關係，而提出來的建議。更重要的是，國家的事，一個不慎所可能帶來的災難，是政府官員不得不時刻自我警惕的責任。
父親有沒有提過章氏兄弟？
我父親跟我是無所不談，但是孝嚴兄、孝慈兄的事情，其的，他從來沒有對我講過。甚至有兩次還慎重否認，當然他可能有為難之處。
我覺得受害最深的是我的母親與祖母。我母親是一片白紙，對此事毫無所悉。祖母是因為對父親的感情。而我對孝嚴、孝慈兄弟本來可說是滿熟的，後來漸次疏遠，也自有我的原因。在此，我不願傷人太深，所以我不多說。
我母親本來並不知道這件事情，後來在父親過世之後，我的二哥在新加坡、日本工作，經常一個接、一個送，沒事就上報紙，真的傷了母親的心。我還花了很多工夫設法解釋，以期減輕她不必要的心理負擔。
現在怕的是，要是我病情有什麼變化，到時候有人會不會出什麼花樣，一天到晚講要認祖歸宗。母親不但會被利用，而且會更加傷心。
談到認祖歸宗，這就牽扯到王昇了。國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時候，王昇找我，他說：「師兄，我們要一了教育長生前的心願。」王昇是父親的學生，他在私下一直稱他教育長。我說：「教育長很多事情都跟我交代得很清楚，我會盡量做。」後來他才說出孝嚴、孝慈歸宗的事情。那時我已跟孝嚴、孝慈兄講過了，我說：「你們老太太已經不在了，這當然是很傷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母親還在。」
「認祖歸宗」到底父親有沒有交待？
當時提歸宗問題，除了父親在大陸時期的少數幹部之外，最熱心人士就是王昇和我二哥。我記得有一回孝嚴、孝慈坐在我旁邊，我就告訴他們：「我母親還在，不管怎麼講都以後再說吧。」孝慈還跟我說：「孝勇啊，你說得很對，我們都體諒你，我姓章也四十幾年了，突然叫我改個姓，還真不習慣。」歸宗的事情因而一筆帶過，未曾再提。我想今後如果再有人重提這件事，我只能以「別有用心」視之。
後來王昇找我提這件事，我對他說：「你不是口口聲聲師母、師母的嗎？今天教育長不在了，師母還在啊！提這件事情不太好吧！」他說：「不不不，管不了那麼多了，這是教育長的心願。」我說：「教育長與我無所不談，這件事情他從來沒有講過。」他卻說：「他沒跟你講是你的事情。」我說：「你口口聲聲師母、師母的，現在提這些事不免不太道德了！」後來不歡而散。
我母親也滿辛苦的，一個人嫁到中國來，父親過世以後，又是白髮送黑髮，我總希望能避免她再受到一次傷害。如果有人不去體諒老人家的感覺，做了什麼對不起她老人家的事，我想先父在天之靈也不會願意看到這種事情。對這件事，如果我個人因而背上不孝之名，我也期望先父在天之靈能夠寬恕。
一本讀了十七遍的聖經
父親過世以後．我徵得母親同意用母親的名義．送了幾樣東西給李登輝先生。這些東西後來是請俞國華先生轉送的，其中有一本父親讀過的聖經；那時父親每讀一次，就在上面畫一道橫線。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本聖經前前後後都畫了十七道橫線，就表示他讀了十七次。
當時我送這本聖經的主要目的，是因為李先生是基督徒；這本聖經不敢說有什麼作用，不過我當時的確是有那個心。後來，就我所了解，好像李先生把它交給機要室存放。這本聖經似乎沒有達到原有的目的。
李登輝與「讀書會」
關於李登輝先生參加過當年被視為共產黨外圍組織的「讀書會」一事，我想需要把這一段交代清楚。以這件事情來講的話，當時黨秘書長張寶樹先生要負完全責任。
當初我父親選擇李登輝先生做副總統的時候，徵詢很多人意見，每人都說好，沒有一個人說不好的。今天我個人對這件事，仍持正面的看法。你在二十歲左右，思想不成熟的時候，參不參加「讀書會」，要說真的會影響到什麼程度，我想也不盡然。但是，對於一個更高層人物做選擇時，這就不得不去多加考慮了。
經國先生提拔李登輝？
我記得當初經過一段時間的選擇之後，幾乎全部事情都已經定案了，張寶樹跑來跟父親報告，他說，根據安全單位汪敬煦的資料，李登輝參加過「讀書會」。這就帶來了很大的困擾，因為都已經定案了，你要重新翻案，已經沒什麼好翻的了。送來這麼個消息，只是徒增困擾。
很多人都講祖父生氣時會罵「混帳」；在我記憶裡，父親沒有這樣子。遇到非常生氣的時候，而且是必須解決又難解決的問題上，他常常會說「沒有辦法！」這句話對他來講，就已經是非常嚴重了。這件事情，我父親也講過：「沒有辦法！」
如果那個時候，早知道了這件事情，也許結果很可能不會像今天這樣。不過我想這件事情可能李登輝先生自已心裡也清楚，他在跟司馬遼太郎談話的時候，提到我父親，他說：「他有沒有對我培植，我不知道。」這句話是講得很有意思的，很多事他心裡有數。
另外一點，就是父親在思考副總統人選時，對自己的身體是充滿信心的，每個禮拜仍然上山下海到處跑。如果說李先生就是被選擇的最終對象，我想也還是一個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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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對「黨」接班人另有安排
問：經國先生在人事市局時，有人說孫運璿院長如果不生病．他自己如果再多活半年，整個局勢就會不一樣；就你當時跟在他身邊，你的了解，他原先的構想是什麼？
答：李登揮不了解黨的重要性，所以一開始他不把黨放在眼裡。就先父而言，他對國民革命歷史的了解不一樣，當初的構思就是要把黨權與政權分開來，而且黨權絕對不是交給李先生。最後選擇不易，直到我父親過世，這個結迄未解開。
一直設法要解這結是事實。
問：這個結是什麼呢？
答：那個時侯，設正副主席有其必要性。當初為什麼中常會常務委員會輪流做主席，現在聽起來都是馬後炮，事實上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而政權與黨權的分開，我舉例來說，當時父親已經不良於行了，李先生的身體很好，為什麼從來沒有叫他代表去接見外賓？這些小細節也不是我編造出來的，這些都是先父經過考慮的。另外，七十七年召開十三全大會，最早的時候是安排在七月七日後來準備移前到五月開，因為我父親曉得自己的身體狀況已經不好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國運如此也沒有辦法。
問：你說當初要把黨政分開來，在經國先生腦中，「政」大概是傾向當時的李副總統，那麼「黨」方面有沒有特定的人？
答：我想這裡面一定有他獨到的一種看法。
問：據你的了解，經國先生所選擇的人希望符合什麼條件？
答：基本上是對國家的方向、對黨的方向、對國家的認知和信念等綜合性考慮。當然這裡面也考慮了幾個人選，但最主要還是孫先生生病，國運走到這一步，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問：當初要設立副主席，在他腦中到底有沒有適當的人選？
答：當然有，後來人家說是陳履安，以家庭淵源各方面而言，陳誠先生對國家的貢獻，真的沒話講，但父親當時所屬意的並不是陳履安。我可以告訴你，但現在不能寫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