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台灣，喧囂吵鬧。
內閣總辭的行政院，臨去秋波地宣布成立「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在喊得震天價響「新台灣人意識」的政治口號裡，闇啞得像是打了一聲悶雷。
做為「催生者」的原住民立委蔡中涵，對於這樣的結果，他連聲說：「沒想到。」
今年二月立法院正副院長的選舉，幾位原住民立委和在野黨的聯手合作，差一點讓立法院「變天」。為了立法院在行使閣揆同意權能夠順利通過，行政院終於允諾設立中央級原住民事務的主管機關，而三月的總統大選，李登輝更破天荒地以漢人身分宣稱：「我也有原住民的血統。」
長久以來，原本在台灣社會伴隨著「番仔」、「青番」等歧視字眼的「原住民」這三個字，一夕之間，突然尊貴。
過去，原住民一再呼籲行政院將原有的「蒙藏委員會」，改為「蒙藏暨少數民族委員會」卻一直未獲同意，直到這次原住民立委成為立法院的「關鍵少數」，才「意外」成立此一專責機構。
「原住民並不想排擠蒙藏等少數民族。」蔡中涵對於同樣身處在漢人社會的其他少數民族的處境，一再表現友善。他很清楚少數民族彼此擠壓的結果，今天原住民強大了，排擠蒙藏的生存空間，以後說不準不會有其他少數民族來擠壓現在的原住民各族。
漢人從唐山過台灣，不論是四百年或是上千年，原住民人數卻已經從四百年前估計的三百萬人，到如今不過三十六萬人，語言也從原來的二十多種，剩下十二、三種。曾經，許多沒有顧慮到原住民對「滅族」擔憂的漢人，自認「善意」地表示：「我們都是一家人」，令在政大新聞系唸書的原住民達嗨．閩奇曖反應激烈：「我們根本不一樣。」
事實上，根據人類學者的研究顯示，原住民與漢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原住民的語言屬於無文字的南島語系，這和漢人不論各省方言如何不同，皆是漢藏語系，且其書寫形式完全一致，有很大差別。
連建構一個社會最基礎的機制，都大不相同－－漢人社會一律是父系社會，但是原住民族群中的阿美、卑南等族卻是母系社會，而原住民對勞動的觀念、和自然的關係，以及對價值的認定判斷，甚至養生送死等人世大事的態度，也常因為和漢人習慣有異，而被批評為「懶惰」、「野蠻」。
讓感情依歸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的成立，已經是十多年來原住民運動中最大的一個浪頭。當社會大環境仍以本位的眼光去批判少數民族，而自己族群又因遷徙、通婚或外界壓力放棄傳統生活文化，一些意識到危機的原住民，決定回流部落，先去確認自己文化的真正內涵，然後確認原住民的定位。
在排灣族藝術家撒古流口中，曾經獲得「年度詩獎」「時報文學評論獎」的瓦歷斯．諾幹，是大可以待在都市和一些文人雅士烹酒論文的原住民精英，卻在民國八十三年底和妻子阿烏．利革樂斯帶著孩子搬回部落。
瓦歷斯認為，原住民一直尋找「另外一個人」，過去是中國人，現在是台灣人，始終找不到「我是誰」，令他們充滿歷史的焦慮感。「原住民在進入有別於部落的國家體系時，必須從文化面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標記。要界定誰是誰的時候，必須要有文化意涵的存在、要去尋找出我是誰。」
「回部落，情感比較有依歸。」同樣從事文化工作的阿烏，哄著懷裡的小兒子、淺淺的謎起眼睛笑著說道。
穿著短褲、黝黑壯碩，一頭亂髮束在腦後的瓦歷斯相信：「待在都市，對族人情感和自我文化很難真正去理解感受。」他回到東勢的山上小學教社會科，由於不願簡化所謂鄉土教育就是母語教育，於是在大部分都是原住民小朋友的國小裡，教起泰雅族的社會結構與親族組織。
曾經是台灣行動力最強、最具反抗色彩的原住民運動團體，「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元老之一的蘭嶼達悟(雅美)族作家夏曼．藍波安，十六歲來到台灣，就在這個他形容「不宜人居」的地方整整生活十六年。孩子三歲時，因為看到太多台灣原住民小孩害怕別人認出自已身分的那種不安，在七十八年決定回鄉，「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原住民。」
沒有人，種族難存
在蘭嶼，除了野銀部落仍有老人家戀舊地居住在傳統的地下屋，其他部落的傳統屋舍幾乎已經統統拆除。喧騰一時的「海砂屋」國宅顯得斑駁頹坦，沒有紅綠燈的路上，閒逛的是島上人家放牧的山羊和豬隻。面海搭建的乘涼平台，是蘭嶼人休憩生活的重心之一，而家家戶戶門口垂掛晾曬如風鈴般的飛魚，則是各家男主人的辛勤成果。
漢名施努來的夏曼．藍波安，在長達七、八個月飛魚祭的季節裡，遵循著老一輩對於「不發脾氣、不罵粗話，和不可說飛魚壞話」的告誡，以表達對賜予族人食物的飛魚的崇敬。他以三十二歲的年齡，跟族人學習出海捕飛魚、捉鬼頭刀，「我要讓孩子看到，他爸爸仍然堅持著雅美族的傳統出海捕魚、準備祭典，仍然為傳統驕傲。」
另一位柱著拐杖的布農族牧師白光勝，不忍看到同胞在都市流離失所，回到台東山上成立布農族文教基金會，辦幼稚園、蓋傳統屋舍和工作室，希望族人待在部落也能以傳統技藝維生。
但是從日據時代以來，各政權對山地部落所採行的懷柔與壓制並行的統治政策，讓老一輩的原住民對於改變懷著疑懼，一些回歸部落的原住民並不能得到所有族人的支持。以白光勝牧師為例，他以較具規模的方式重建部落，就因為族人未形成共識，所以文建會在選擇是否支持其為「社區總體營造」的對象時，也持著保留的態度。
人類學者陳其南對於原住民的處境，說得很坦白：「如果人和部落都不在了，族群是不可能光靠文化而存在。」在東吳大學哲學系任教的卑南族學者孫大川也承認，原住民雖然是最能表現台灣獨特的文化，但畢竟是「黃昏的民族」，要真正豐富台灣的內涵，必須先將自己的傳統文化記錄、消化再創造。
希望的教育
政治勢力的多變詭譎、外界支援的不可預料，讓原住民慢慢明白，也許教育是更能夠達成各族群平等看待的方法，「對一個正在掙扎的民族，教育比什麼都重要。」蔡中涵一語道出原住民再出發的契機。
「把希望放在教育上。」排灣族的撒古流帶著一群族人徒弟，學習原已失傳的陶藝，現在又接受委託，在各地建造能符合現代生活需求的傳統石板屋。在他口中「每天下午，山上的雲會牽手散步」的部落旁邊，計畫要設一所「民族學園」，要教下一代在台灣的土地上，認清自己是人類史上獨一無二的排灣族，擁有「一個人就是一個部落，整個世界就是你的獵場」的自信。
花蓮太巴塱國小，在八十三年將原來校名改為阿美族的舊地名「太巴塱」(意為螃蟹很多的地方)。除了母語教學和傳統的歌謠舞蹈之外，也教學生木雕版畫，由孩子自己設計圖案，刻上阿美族的太陽圖騰和傳統的服飾舞蹈。力氣不大又沒定性的小學生，剛開始學木刻個個累得齜牙咧嘴，沒三兩下就跑出去玩。可是作品的童趣橫生，族裡老人家對技藝流傳下去的開心，讓小朋友也有了興趣。校長李來旺計畫，未來每一個阿美族小朋友畢業前，都要做一個傳統木雕留在學校。
瓦歷斯．諾幹，寄望透過多元文化的教育，讓每一個主體文化都站起來，「不因為你是弱勢而被關懷，而是對方把你當作一個人、一個民族，有不可磨滅的價值去重視，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本籍為泰雅族的花蓮秀林鄉衛生所醫師孔吉文，有時會對外界對原住民社會的不了解感到啼笑皆非。像原住民慣稱的「部落」，其實就是山上的小村莊，只是多了份傳統和人情味，可是「別人一聽到部落，就以為我們還在住草房，看到鋼筋水泥的房子還大驚小怪。」
同時在慈濟醫學院兼課的孔吉文，為了改變學生對原住民可能的偏見，他邀請不同領域的原住民精英到課堂上，希望能打破原住民酗酒鬧事的刻板印象。
「我不要求學生完全喜歡原住民，只希望他們能夠了解：不見得要和原住民成為好朋友，但起碼可以成為朋友。」孔吉文相信，成為朋友之後，在思考問題的過程中，自然會把彼此考慮進去，不會把原住民排除在外。
正因為沒有把原住民當作朋友，所以政府在處理原住民問題的態度，就容易流於「敷衍了事」。蔡中涵舉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為例，政府最後同意放領部分山地保留地供其耕作，可是執行的主管人員在山腳下，隨便用手指著山上說：「從這棵樹到那棵樹劃給你」的方式，卻造成一些原住民領的是「陡得連猴子都會掉下來」，根本無法從事農業的山坡地。
太簡與太細
事實上，從民國七十三年原住民發起「正名運動」，要求將帶有貶抑意味的「山胞」稱呼改為「原住民」開始，到七十七年原住民「還我土地」的呼聲；八十三年憲法增修條文加入對原住民的保障，而在「還我姓氏」的要求下，隔年內政部同意以各族傳統姓名登記戶籍。
對於這些看似輝煌的成果，瓦歷斯．諾幹只是搖頭苦笑：「原住民問題從來不是主體，永遠都是被附帶提到的。」目前所得到的一切，不過是一種籌碼或籠絡。
原住民呼籲，台灣社會必須要認定他們是兩千一百萬人中的一分子。原住民為台灣社會付出了心力，「所有基層辛苦的工作我們都付出過，可是整個大社會似乎沒有認同過我們足兩千一百萬的一分子。」立法委員蔡中涵語氣難掩忿忿不平。
歷經了十幾年的原住民運動，台灣社會聽見他們的聲音，卻當成是一個地位較低、需要幫忙的求助去聆聽，沒有其正地直視原住民眼底要求平等對待的尊重。
憐憫的心態，毫不掩飾地顯現在憲法增修條文上，坦白刺眼。
民國八十三年通過的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六項提到「自由地區原住民之地位及政治參與，應予保障；對其教育文化、社會福利及經濟事業，應予扶助並促其發展。」表面上，回應了原住民的要求，但同樣是第六項「對於金門、馬祖地區人民亦同」的規定，卻顯現出政府對原住民問題，僅止於偏遠地區的「照顧」。
如果再對照同一增修條文的第四項和第五項，是對婦女及殘障者保障的規定時，就更暴露出整個社會在面對原住民議題，始終只停留在社會福利的層面，從來不曾提高到民族問題的層次上。
原住民的眼中，漢人把自己分得太細，把他們分得又太簡化。對原住民而言，台灣只有兩大族群：漢民族和原住民，所謂四大族群的傾軋擠壓，只是漢人彼此內部資源的爭鬥。
布農族青年達嗨認為，漢人把原住民看成一體，但是原住民各族的差異，可能「大得就像漢人和日本人、韓國人一樣」。包括命名方式的歧異，布農族是子從父名，可是蘭嶼達悟族卻是父從子名的截然不同，更遑論各族間語言、祭典、信仰的差別。
彼此尊重，彼此祝福
台灣指控中國大陸強調一統的「大中華」意識壓迫台灣，然而弔詭的是，福佬人要求非本省族群說閩南語、表態「愛台灣」的做法，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沙文主義的壓迫。
在培育出許多原住民反對精英的玉山神學院任教的布興．大力牧師(高萬金)，語氣和緩地表示，儘管有人認為外省族群認同的郝柏村或閩南族群認同的李登輝，是造成族群關係緊張的原因之一，然而「我們沒有權利去反對、也不能去剝奪不同族群的自我認同。」
這位泰雅族牧師用諒解的口吻說，不論族群大小，不同族群的文化能豐富台灣，就該彼此尊重，「這樣才會有彼此祝福的可能」。
在台灣各族群都自認是「受害者」情況下，孫大川笑稱，漢人在罵外省人或指責閩南人的時候，「我在場，他們就不好意思罵下去。」畢竟在最「老資格」、卻又受傷最深的原住民面前，所有的互相攻許都只能噤聲。
「如果各族群都被傷害過，那我們都該有足夠的滄桑去諒解彼此。」蔡中涵的語氣深緩感傷。
面對未來，年輕一代的原住民和漢人的新世代一樣，不想再懷抱悲情或控訴，而有更清澈的眼光。蘭嶼達悟旅台同鄉會的鍾啟福看得很清楚：「台灣文化少了原住民會變得沒有歷史的深度，反之，若是台灣只有原住民的部落文化，也會變得沒有意義。」
迎接新世紀，原住民要求，他們也應該有權利、義務和能力，去影響台灣四大族群的互動、決定台灣前進的方向。
吹著微微海風的夏天夜裡，夏曼．藍波安坐在門前的空地上，就著屋內的燈光和天上的星星，和族人整理著堆在面前燦黃飽滿的小米，準備今年部落將舉辦的小米祭，旁邊架子上晾著的是隨風招搖的飛魚。樸實一如蘭嶼島上隨處可見的漁人，誰也看不出他曾經是在台灣剽悍街頭、示威抗議的原住民運動者。
「藉著和族人、海洋一起生活，才能真正了解我們祖先的生命原始氣質、他們對生命的敬和畏，還有對這塊土地的愛和依戀。」仍被一些朋友暱稱漢名「努來」的他，收拾起理論與姿態，用生活去貼近、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
五月的夜晚，颱風在海上兜了一圈轉向離去，初夏的星空，淨藍晶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