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討論了會影響未來貧富差距的因素與其大勢走向，順著以上的思路讓我們看一下這些因素會對貧富差距帶來具體什麼樣的影響吧。
在前文我們發現世界上各國的GDP差距，在最近幾十年整體上沒有變小，反而是變大。窮國完全沒有跟上富國的發展。筆者認為，在可見的將來我們也看不見世界最窮的國家會有機會翻身。主要原因依然是許多南美和非洲國家依然沒有跡象顯示經濟會在短期內迅速發展。以非洲為例，許多國家雖然受惠於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政策，但投資風險依然非常高而且不能令其高速發展。這些風險包括政治的不安穩，內戰的隱患，貨幣價值和國內物價的波動，令非洲國家在未來的發展依然寸步難行。某個程度上來說，在二○一五年爆發的伊波拉危機令世界看到非洲依然處在相對落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對於疫情的爆發整個社會包括政府的應對都顯得如此無力，很難想像非洲國家會在未來可見的世界內崛起。
南美其實也類似。自二○○三年左派基什內爾（Néstor Carlos Kirchner）當選阿根廷總統後，南美洲許多國家如烏拉圭、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和巴西等都紛紛開始由左翼把持政局，推行左派經濟政策。這些政策包括最低薪資、社會福利、國營企業以及公共房屋等等。但在二○一七年委內瑞拉經濟崩潰。 僅在十一月一個月內便通貨膨脹五六．七％，二○一七年全年通貨膨脹為二一○○％，其貨幣價值瞬間縮水。歷史再一次證明極端左派經濟學可帶來的災難。
如果未來幾十年真的實現國家之間貧富差距大幅度改善的話，更有可能的應該是西方資本主義和金磚國家的經濟崩潰吧。 首先，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和全球貿易自由化在二十世紀不斷深化，在我們經濟的生產總值裡面金融和投機炒賣的成分佔的比例越來越高。舉個例子，在一百年前國家與國家之間依然有壁壘，資產的流動經常會有關稅等的障礙，令資金不能自由流動。另外，要把資金拿到另外一個地方投資，需要把現金或黃金移動到被投資的地方，非常不方便。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資金和現金不再是同一個概念。如果發現世界有一個地方的獲利率比原來的地方高一點點，在電腦上按即可按鈕，便可把一筆大錢從一個地方轉到另外一個地方。如此一來，我們便不難解釋為何最近幾十年會有資產泡沫化了。資產，特別是房地產，的確不斷升值令許多投資者寧願冒風險借貸，也要把錢投在資本裡面換取財富。
但這樣的現象一旦過分循環，便會出現過度槓桿化（Over-leverage），從而產生泡沫化。金融學家當時用數據告訴人們房地產價格絕對不會崩潰，但問題是金融家所用的數據只有戰後的五十年，並不能代表經濟規律。一旦資金鍊斷裂，借款人無法還錢時，泡沫便會崩潰。一九九一年的日本，二○○八年的美國，甚至是現在的中國大陸均是如此。二○○八年的經濟危機後，許多大國均以量化寬鬆的方式來挽救經濟。我們在本書前面的部分已經討論過，量化寬鬆本質上也是槓桿。也許在未來資本主義世界還是逃不過因為過度槓桿化所帶來的經濟危機。
現在讓我們來探討一下美英中三國貧富差距的未來。首先是美國，許多評論家在二○一六年美國大選後都認為川普的當選，也許是美國底層社會對上層精英的反撲。川普在競選時多次提到要重建工業重鎮，把製造業職位從發展中國家帶回美國。有不少美國的藍領希望川普的當選和民粹主義的抬頭，能把美國帶回二戰後的工業繁榮和低貧富差距。
但即便如此，筆者依然認為美國的貧富差距在可見的未來會繼續惡化。我非常懷疑即使川普能把製造業帶回美國，但這些工廠是否會像以前一樣招聘大量的工人呢？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科技大國，資本與人力勞動的替代彈性（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在美國相對也是最高的， 也就是說當科技發展每進步一分，相對所需要的人力勞動也會越少。工業中自動化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高替代彈性會令生產成本降低，另一方面會令更多的投資走向資本設備，而不是人力資本。如果這個循環不斷發展延續的話，越來越多的財富會在社會上層的資本家中累積，從而讓少數的富人和多數的窮人之間的差距越來越遠。
這樣的循環發展也會繼續延伸到之後的政治生態發展。當社會中越來越多的財富累積在上層社會的時候，他們自然想利用自己財富去影響政府，從而令政策向自己偏移。到今日為止，已經有許多研究發現，競選的經費多少和到最後是否贏得大選的正相關關係，也就是說某位候選人經費越多，贏得候選人的機會就越大。如果資本家所支持的政治勢力會較容易贏得更多的影響力的話，國家政治也會慢慢右轉而偏移到有利於富人的那一方。這樣推演下去，很難想像美國的貧富差距會出現好轉。
二○一六年的英國公投使得英國成為了第一離開歐盟的成員國。許多媒體評論都認為這是英國本土主義的崛起，但同時國內也有很多擔心英國進入經濟衰退的聲音。本來，英國國內對於歐盟的主要不滿，是因為全球一體化所帶來的國內階級間的不平等，所以大多數人選擇脫歐。但一旦脫歐後，英國如果出現經濟萎縮或經濟危機的話，即使貧富差距表面上看來會好轉，但經濟危機後資本階級的弱化或消失對於國家經濟會整體而言是否是好事就很難說了。長期來說，這種災難性的倒退有可能使得英國經濟體中的失業率高速上升，到最後砸到自己腳的，有可能就是當時全力支持脫歐的人。
中國的貧富差距非常難預測。一方面，我們可以期待由於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國力的提升和民間財富的累積，中產階級未來會慢慢崛起。根據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隨著中產的收入，財富和影響力在社會中慢慢壯大，自然就會對政府要求更多的公民權利。這些公民權利包括平等的教育機會、老年保障、社會階梯流動性加大，甚至是政治影響力。正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的階段似乎已經過了路易斯拐點，人力勞動會開始變得稀罕，勞工的薪水也會漸漸提高。中國經濟也許很快便會步美國與日本後塵，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也許很快便會在中國大陸發生。
正如前文提到中國經濟的很大一部分是靠槓桿和債務支撐的，中國的債務也已超過它全年的GDP。在二○一七年，我們依然能看到中國經濟能保持六％以上的增長而且資產價值也非常高，但如此龐大的債務始終是一個很大的隱患。一旦實體開始出現問題，現金開始出現周轉不靈需要變賣資產獲取現金時，中國泡沫經濟和有價無市的本質也許就會暴露出來。資產擁有者為了盡快脫手手上資產，恐慌性地紛紛降價。這個時候受到最大打擊的就是資產最多的上層社會。我們也許會在不久的將來看到一個貧富差距縮小的中國。
但另一方面，這個狀況也許不是中國政府願意看到的。到今日為止，中國大陸雖然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員，但依然有許多產業沒有對世界市場甚至是民間企業開放。一些產業如石油化工產業與電信產業等依然被國營企業壟斷。經濟的紅利嚴重向中國政府或與中國政府有關單位傾斜。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給中共政府上了一堂課，令其意識到一個強大的中產對於其統治是一件頭痛的事。除了政府最上層的政策外，政府下層的貪污也是中產崛起的一大障礙。習近平政府上台後大力進行反貪腐運動，但反腐是否有效果，還是只是一場打擊政敵的運動，我們有待觀察。另外，中國政府也有很多預防和對抗經濟崩潰的點子。例如當公司還不了欠下的債務時，國家會擔保讓公司以股權的方式償還給銀行（以股換債）。又例如對地方債務到期時，國家會繼續印鈔票以時間更長的方式讓地方政府不至於崩潰。雖然這樣好像能暫時避免經濟危機的發生，但其實也只是讓雪球越滾越大，延後問題而已。
本文節錄自：《貧富差距的經濟學：一個財富爆發但分配不均的世界》一書，李湛侃著，時報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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