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通人物「驚輸先生」(Mr. Kiasu)，乍看之下實在不是個討喜的人。插隊搶廉價品，為每一分錢討價還價；面對自助餐台，不管能吃多少，一定將食物堆滿整個盤子，並且，拿了再拿。
但是在新加坡，每一本描寫驚輸先生的書，都登上暢銷排行榜前五名。它還有電台廣播、戲劇，甚至還有雙月刊雜誌。經過六年的成長，這個漫畫人物不僅讓新加坡人視為福神，同時也是「商業巨星」，出現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以及政府的公共政策宣傳品上。
幾乎每一個新加坡人看到驚輸先生的行徑，內心都會浮現熟悉的感覺(當然，剛開始也曾狠狠地刺痛驕傲的新加坡人)，因為在這個人物身上，新加坡人多少能捕捉到自己及周圍同胞的影子，這個人物其實地呈現出新加坡人的生活側面－－凡事爭第一(尤其是物質方面)的性格。
熟悉得如同空氣
「新加坡先生」的「驚輸」性格，甚至已經風行海外。
在澳洲發行的英文字典中，已經出現kiasu(音譯自福建話)這個字。對於新加坡人的「驚輸」，西方世界顯然不陌生。
對華人而言，這種貪小便宜的性格，就更熟悉地如空氣般自然了。但是，新加坡驚輸性格的發生，卻有著特殊的社會與政治環境。
「其實，怕輸是華人的天性。這在台灣、香港難道沒有嗎？商人拚命搶生意、記者拚命搶新聞，難道不是怕輸嗎？」原本是香港人，在台灣念過國立藝專，在新加坡住了八年，目前任職於新加坡電視機構台北分公司籌備處總經理、新加坡籍的司徒立光，不以為然地表示。他認為驚輸行為在新加坡會特別的凸顯，是因為新加坡文化根基淺，新加坡人比較不會利用語言和行為去掩飾、美化。
曾在新加坡居住過四年多的中國時報資深記者徐宗懋則認為，新加坡人批判怕輸，是因為「怕輸」都是表現在追求流行、風尚的現象中。這個現象在新加坡格外獨特在於，它是一種別人有、而你不能沒有的膚淺群眾心態，與一般人理解的真正「競爭」不太一樣，是非常表面、形式和物質的追逐。
明碁電腦公司總經理李焜耀以他與新加坡人接觸的經驗也表示，新加坡人最喜歡說的就是：「我們政府很廉潔、很少貪污，你們有沒有？」「我們有捷運(MRT)，你們有沒有？你們的什麼時候才蓋好？」李焜耀表示：「你若說沒有，他們就會覺得很安全。」
這種表面上的驕傲，背後真正隱含的正是「怕輸」的心理。這種停留在物質層面上的比較，其實是在很安全、可以掌握的範圍內的競賽，興不起整個社會對價值、典範的顛覆，因此，也就呈現出新加坡人缺乏冒險、奮鬥的精神。
無法抵擋挫折
在台灣一家公司從事企畫工作的新加坡人李明港(化名)表示：「新加坡人怕輸，不太敢冒險，到大陸投資，都是政府先衝，政府先把路鋪好了，讓人民去走。」李焜耀以他對新加坡投資中國的觀察也發現，新加坡人在大陸投資能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在於政府強勢地利用力量與大陣高層斡旋，在中國劃下一塊「淨土」，然後在裡頭以新加坡的模式運作。
可以看到的是，新加坡人在政府的保護下，以明哲保身的態度、從眾的心理，掌握住大家覺得最容易得到的東西，不僅不再尋求另一種特殊的競爭、成功模式，也對此無法適應。「經濟學人」雜誌在討論新加坡這個小島快速的經濟成長率時，就曾表示：「因為這是新加坡，不會有人相信經濟成長不是出於政府的控制。」
李光耀也曾對著媒體，感嘆新加坡人不願出去海外闖天下。
徐宗懋對此的觀察是，真正的奮鬥精神不是群眾性的，而是必須去忍受寂寞、冷落，但是在新加坡，「那些真正需要深層意義才能完成的困難事業，乏人問津。」
而新加坡人這種性格，是當初「茹苦」建立起新加坡的李光耀始料未及的。因為強勢的政府、有效的統治機器，把一個曾經不存在的國家建立起來，完成了「成功的新加坡模式」。但是，為了保有這個成果，它對負面的怕輸性格，卻也產生了積極的促進效果。
出生於新加坡，大學到美國讀書的李明港認為，政府對人民的控制太嚴，使人民無法充分了解外面的社會；而新加坡要什麼有什麼，從綠化城市到廉潔政府，甚至是鉅細靡遺的罰則，不需要很努力去爭取，這些都使得新加坡人一遇到挫折，就無法抵擋，因此非常怕輸。
李焜耀以一個非新加坡人的角度看，怕輸其實是政府一直強調要有危機意識所造成的，那麼小的一個國家，經濟上不能輸、海外的表現、國內的經濟成長都不能輸。像他接觸的新加坡人大部分是在跨國公司做個高級經理人，安安穩穩過一輩子，為什麼怕輸？「因為政府一天到晚跟他們說，你如果不怎麼樣，就會怎麼樣。」他以為，由於新加坡的社會架構非常成熟，政府較有遠見，考慮的比民眾來得多，民眾跟不跟得上還是個問題。
賦予更深意義
「驚輸」發芽於「從無到有」的新加坡建國歷史中。徐宗懋認為新加坡早期的文化淵源是來自於印度、馬來及中國，基於政治的理由(之前曾發生過種族暴動)，無法過度強調這三個源頭，再加上建國歷史短，因此沒有很深的文化淵源，為了凝聚一體感及共識，往往強調一些膚淺的東西。
由此看來，驚輸的問題是在於這種競爭精神缺乏深刻的文化基礎，因此無法提供更深層的精神動力。
新加坡福聯盛工程公司專案經理黃奕華對此現象也表示，由於新加坡重現的是商業政策，因此作為文化承載工具的語言，也一直是在商業及溝通價值上的強調。於是，華文與英文這兩套語言背後所呈現的生活方式與思考，無法在新加坡社會生根。他誠實地表示，新加坡的歷史短，「文化實在還有待加強。」
但是，也有人以正面的方式肯定「驚輸」，認為新加坡在物質豐裕以後，可以利用這種資源與既有的能力，去學習經營其他領域的事務，以達到精神、藝術等文化層面的提升。
不管新加坡的怕輸性格是往正面或負面方向解釋，關鍵在於新加坡如何將這種怕輸的精神，賦予更深層的文化意義，進而耕耘出特殊的新加坡精神。
我們付不起社會動亂的成本黃奕華－－五十多歲，福聯盛工程公司專案經理
新加坡的資源就是人，所以政府在這種條件下，政策採取金字塔形的菁英政策。教育讓我們有個很好的工作，在政府謀得一官半職，都看成績、文憑，這很自然。所以從小我們就很注意教育，注意起跑點。這是個政策使然，大家拚命地往前擠，所謂的TOP1O，很多人都習慣了。
由於英文是世界性語言，華文以後發展下去，也會很好用。很少人像我們這樣，中文通，英文也通，跟別人比，我們的起步已經比別人早半步。英文是我們的中心點，新加坡不鼓勵浪費時間在方言上，因為它在凝聚及商業上沒有特別的價值。
新知坡在家長式的影響下比較守法，沒那麼活潑。新加坡政府認為，如果你有足夠的能力，沒有人可以阻擋你更上一層樓，它的安排並不是愚民政策，只是希望記取過去的教訓，新加坡需要一個安定的社會，它付不起社會動亂的成本。
現在，總理說新加坡要成為一個優雅的社會，人人會唱歌什麼的。我們也立志要在二○○○年生活品質趕上某個國家。至於亞洲價值，新加坡人民並不關心。
我們強調五代同堂，其實，這不是什麼儒家文化，而是一種政策，一種處理新加坡社會老年化問題的方式。我們立了個法，子女得奉養父母，回到原點又是怕輸，怕老年問題所造成的巨大社會成本。我們希望一切都是在可以掌握的範圍。對於西方文化，我們是既愛又怕，了解西方是我們賺錢的工具，但壞的部分影響又很大。
新加坡一再強調不能進入福利國家，我們建立一些醫療制度讓人民享受，但是，政府幫你出一些，人民自己也需要付錢，這樣，你就不會去濫用。即使呼吸一口新加坡的空氣，你都要付款。
新加坡政府的確讓人看到它的能力，它也表示過，不會因選票多寡就不做一些事。例如，在新加坡用車的人要付出很大的代價，讓新加坡市區的汽車量還保持一定，但是在曼谷能嗎？在台北能嗎？又是一句，要享受就得付出。
（陳玉梅採訪、整理）
努力賺錢，就是怕輸司徒立光－－四十多歲，新加坡電視機構台北分公司總經理
新加坡多年來，動亂多於安定，所以大家努力賺錢，就是怕輸。新加坡人不懂得掩飾，但是優點就，我們自己也看到這個問題的存在。怕輸有時是不需要的，因為有些東西不需要去爭。因此，「怕輸」要移到積極的地方去。就以我們公司為例，新加坡以前只有一個新加坡廣播局，現在有兩個，由於我們是私人的，必須要賺錢。另一個公司，有政府補助，但是我們沒有。所以我們必須在廣告上爭，新加坡市場就是這麼大，面對其他電台的競爭，我們必須向外發展。
像我們這種例子會愈來愈多，因為新加坡就這麼小，若不如此，可以看出新加坡的發展必定有限。
這個公司，我一個人來，其實心裡很怕，我現在無法睡，靜下來就要想很多工作的狀況。我不停地想、找方法，把公司變成有利可圖。
其實，父母要知道什麼時候放手，讓子女可以自己獨立。只是新加坡需要一點時問。現在世界競爭如此激烈，新加坡不可能永遠第一，新加坡需要學習接受挫折。「驚輸」應該發展在個人上面，不要影響別人，否則就變成自私。
（陳玉梅採訪、整理）
政府在後面推推推李明港－－（化名）三十歲，目前任職於外商公司
我大學在美國讀書，離開新加坡前被管得很厲害，生活就是逛街、看電影。這些年由於到過一些國家，接觸的東西較多，回新加坡就會覺得政府的很多政策有問題。
我在新加坡，找不到朋友跟我聊。一般人想到的就是生活、賺錢。
在新加坡，不用擔心工作，也不必擔心沒有屋住、沒有東西吃。政府一直想把新加坡弄成很有競爭力的國家，政府在後面推推推，不停地思考未來的社會會怎樣，要朝什麼方向走。政府設計好一切，包括學生該學什麼，大概八、九歲時，孩童就已經分配好。
進出新加坡的外國人口雖然多，但是一般新加坡人很少接觸到外面的社會，也沒有機會去經歷更多不一樣的經驗。政府傳遞的一些國外訊息也影響新加坡人「觀察」世界的方式。
去美國前，我知道得很少，像新聞都報導一些表面的現象，不會說太多，也不深究。回新加坡後，我想找馬克思的著作，圖書館完全找不到。在新加坡，讀書就讀教科書。年輕人追求表面的成就，全身都是名牌，至於有什麼哲學家、思潮？不知道。
對於亞洲價值，應該是李光耀自己說的吧，我真的不知道這是什麼。對中國都從經濟、商業方面去思考。孔子，聽過，但是儒家思想是什麼？不曉得。我到現在都還不曉得。
（陳玉梅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