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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制度改變,開拓大環境

遠見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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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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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制度改變,開拓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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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 1996 / 6月號雜誌 第120期遠見雜誌

問:你認為,你上任以來在交通部建樹如何? 

答:三年前我剛到交通部時,政府在交通上所面臨的問題是設施供應的不足,個人通信設施排長龍也排不到,高速公路塞車,每年道路的成長率與車輛增加速度不成比例。交通不只是運輸而已,一方面供應面不足,另一方面卻又有過度規畫的計畫,當時的建設計畫一下子要投入許多經費去執行,齊頭並進,對於政府的財政、人力都造成很大的壓力。

在政策上,交通部當機立斷做了三件事。

首先濃縮這些龐大的計畫,有優先度的優先執行,像十二項建設中與交通相關的。繼而推出減列預算,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執行時省下經費,再來是現在沒有能力執行的,放到以後去做。

接著是儘速執行。像剛開始時十二條東西快速道路、西濱道路,沒有一條可以開工的,全部都是停擺與民眾的誓死抗爭,後來重新調整優先度,甚至修建的方式。

第三是透過管理的方式提升效率。包括硬體方面,設施的管理;軟體方面,嘗試新的理念、新的規畫、新的法制。

這三年來連內閣有兩項劃時代的法案,一是獎參條例、一是電信三法。新的規畫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推出全國運輸白皮書,集中產官學凝聚出來的智慧,從政策面層次到重要措施為止,已經全部上了國際網路。

不要在零與一之間擺盪 

另外就是管理層次方面,以高速公路的管理來看,我們提出一系列多元的方式管理,例如匝道儀控像活門開關調節車流,讓它疏散,利用高峰、離峰、夜間、高乘載等區分實行優惠、免費等措施,使得高速公路車流量增加百分之十五以上。

其他如計程車與車行的管理,也無法單獨解決。因為這是個循環,當計程車的量到了一個程度,第二個問題便又浮現出來,就是所有計程車司機的生計問題。馬上捷運通車以後計程車又會再調整管理方式。

我建議用微調的辦法,而不是像從前,不是完全凍結就是完全開放,零跟一之間的擺盪,不但沒有解決問題,甚至製造更多的問題,而且賠了政府的公信力。台港航線是三邊關係 

問:目前的政策兩岸三通交通部就管了兩個(通郵、通航),而亞太營運中心交通部也管了一半(海運、空運、電信中心),這些都只執行到一半,如果你續任部長,還會推動那些做法? 

答:亞太營運中心的建立,交通部負責較多部分。民國八十六年到八十七年的短期計晝,海運上有三個重點。一是基礎擴大,其中一個重要作法,就是(在符合現在的綱領上)和大陸通航,在交通部能夠做到的部分盡量去做,事實上兩邊的事務規範都已經出來了,只是現在的氣氛不對。二是國際港體制的改革,已經密集作業,像四港合一、碼頭工人的管理等。三是港際整合,在國際港華中透過EDI、W腦連線變成整體的對外競爭力。已經有四家國內與國際航運公司從事三港之間的運輸,這些貨櫃建立了西海岸的環島航運,至少可以移開高速公路一成的貨櫃量走藍色公路。

再來是空運,先是引進運輸的高科技公司、整合型的快遞業,劃分貨櫃專區來振興貨運業,成為物流中心,升高附加價值。

第二是飛行安全,過去各個航空公司根本沒有所謂的飛安,飛安和航路安置在同一系統底下,現在民航局裡增加三十五個人,並駐進像華航、長榮等公司,這樣就符合國際的規定。

第三是台港、台澳航線,不可否認,這是台灣、大陸、香港與日本間的熱門航線,和陸委會協調後突破了澳門問題,航約跨越一九九九年。本來香港也已經簽了草約,但是一九九七年快到,香港已不能自己作主,所有的事情都要請示背後的老大哥,由於台灣與大陸的情勢低盪連帶暫緩。不過一定可以突破,因為背後有太大的利益,台港航線,是被香港和大陸的關係卡位了,不是雙邊關係,是三邊關係,利益糾紛還沒有釐清之前,我們只能在旁邊努力,卻不能主導,何況現在也不能和大陸直接往來。不過,總統就職新政局開啟後,應該可以突破,因為基本格式已經非常清楚。

然後是電信,最近兩年要做的是調整費率和自由化,費率調整之後可以看到很多數據,例如資訊界使用網路的成長驚人,如果大家還不滿意,還可以微調。第一次的調整只是突破這幾十年的僵局,打破過去交互補貼的方式,只要能吸引國際公司來就好了,至於其他使用族群的反應,也可以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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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自由化,今年五項電信事業都將全部如期開放,行政院也已經公告,公告後交通部絕對履行不打折扣。

等待脫胎換骨 

問:在你喊出「公務人員難道沒有人權嗎」的背後,對公務員進退、角色,有何體驗? 

答:理念上,做為一個公務員,我希望我所部屬的公務員,層級上能挑戰成功,但是公務員在執行政策時又有一個限制,就是要執行成功、嚴守成功,一步一步踏實地做事。講得好聽就是要依法行政,事實上在挑戰成功與執行成功之間,並不是每個公務人員都有這麼高的智慧能找到平衡點。我覺得最後必然會變成防弊重於興利,再加上媒體的渲染,身在其中的公僕必須多忍受少講話,因為在我們的社會,媒體修理民意代表會被反彈,修理黑道可能會有麻煩,修理公務員卻絕對安全。

防弊重於興利的心態,對於想好好做事的公務員很不公平,對那種喝茶看報的公務員最公平,不會少一毛錢,所有的案子他沾不上邊,事情到緊要關頭時他就去住院,一旦有事,那些在做事的人個個中箭落馬。

所以,政府有責任要從制度、架構、法律上來改造,讓公務員有更多的保障來做興利的事,這樣才能真正提升政府的效率。

從最難的開始 

問:你曾說,台灣政府效率不如新加坡、民間企業不如香港,就你幾年來的官場經驗,政府和企業要怎樣改才會更好? 

答:我覺得政府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與各個利害相關團體結合,政府至少還有公信力不會圖利自己。以電信為例,將來中華電信公司成立後,不應該只經營台灣的電信事業,我會要求成立一個專門負責海外電信事業的部門,甚至能分出去成為子公司。

資訊事業當初幾乎是從零開始,電信是個大市場,過去因為是獨占事業,誰都沒有經營能力,因為都在電信局;製造能力倒有,廠商要製造產品賣給電信局,從終端機到網路,但是要出去競爭就要有製造與經營的能力。希望能由政府帶領,結合成團隊再出去,到印度、東歐、東南亞、中國大陸去開拓市場。現在雖然面臨一個瓶頸,但也充滿商機等待脫胎換骨,需要藉著制度的改變去開拓一個大環境。

問:展望未來,你覺得最重要、最該做的一兩件事是什麼? 

答:我想是亞太營運中心的政策不能鬆散,我做事情喜歡找最難的地方開始,如果只是解決一些周邊的問題其實於事無補。我的策略是,每件事情在現在現行法令內推動到極限,就是要突破其不可逆點(地),這樣至少不會換一個人換一個想法,又倒回來,像現在電信三法通過以後就回不來了。

問:關於民意代表介入工程之事,從你的角度來講,我們如何突破不可逆點讓它減少? 

答:其實,對工程的介入分很多種,不能他一來講就說是圖利,不能全部一概而論。而且關說是民代的天職之一。官員自己要有掌握。如果在公益上該配合屈就的,還是該屈就,有時候原始的規畫或多或少免不了是坐在辦公桌所做的;如果地方上有甚麼提議,還是可以重新納入考慮是否要修改;假如其中真的有牽涉到利益,就要嚴詞拒絕。好的公務員就不怕,因為有所持,依法行政,遇到壓力時,上面會替他擋,這就是好制度嘛!

我所有的附屬單位我都跟他們講,你們照規定、法律、自己的專業辦理,如果遇到各式困難或各方壓力,你都可以告訴他是部長交代這樣的。執行單位應該要負行政責任,政治上的壓力應該由部長擔負 你問怎麼改善這種社會文化,老實說以交通部長的立場是力有未逮,但你要我做到,我會盡力。

問:你也提過不贊成政府發行公債解決財務問題,是不是將來交通建設的經費要由民間參與而來? 

答:將來修高速公路部分要成立一個國道基金,但國道基金是管理基金、建設基金,這些錢除了償債外,其中一部分會拿來再運用去支援新的建設,現在大家覺得很辛苦,都會問為什麼中山高速公路過去收了這麼多錢,現在還要收?交通部是要拿這些錢去建北二高,第三條高速公路,可是等到建第三高速公路時,前兩條高速公路都開始收費了;也就是兩條高速公路的收入在支出一條高速公路的費用,這樣通行費就會下降。甚至我希望管理條例裡能設立自己的一個財務法人,還可以向國際舉債,世界上比目前政府幫交通部舉的利息便宜的多得很。而這些進步的觀念要花時間,讓民眾瞭解,我們願意再去溝通。

(李慧菊、許彩雪、林文玲、屈繼堯、余文慧採訪,余文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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