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羚和母獅
牛羚對抗母獅的方法是成群結隊。一隻牛羚無法抵抗母獅。在從肯亞延伸到坦尚尼亞的塞倫蓋提平原（Serengeti），一隻母獅走向牛羚群，選擇一個攻擊的目標，然後往前衝。牛羚整體作出反應，因驚慌而四散逃竄，激起滿天灰塵，改變方向，然後當母獅攻擊時，又匯聚成小群，迫使母獅屈服並撤退。但母獅很少餓著肚子離開。牠最後殺死一隻牛羚，在已經陽光照耀的平原上大啖牛羚肉，口鼻沾滿鮮血，驕傲地分享牠的獵物。從牛羚的觀點，雖然損失一隻牛羚很不幸，牛羚群卻得以生存。
塞倫蓋提這一幕投射出菁英的貨幣心態。貨幣菁英是獸群。他們不是潛伏的影子，而是鮮明的個人集合──財政部長、央行官員、學者、新聞記者和智庫名家。他們經營從波士頓到北京的財富管理公司，他們提供建議給總統和總理，並且有門徒在適當時機接他們的班。
人物隨著時間更迭，今日的菁英名單包括拉加德、德拉基和桑默斯等。在過去，特里謝（Jean─Claude Trichet）和史特勞斯康（Dominique Strauss─Kahn）是核心人物，他們以類似魯賓的風格風靡於公眾和私人舞台。他們在達弗斯或亞斯本（Aspen）會議場外互相問好。他們在巴塞爾BIS的祕密會議會談，不留下任何會議記錄。他們控制全球金融，因而也控制全球政治，因為政治受制於金融。他們掌管全世界。
今日他們是驚慌逃竄的獸群，母獅尾隨在後。母獅代表他們失敗的構想。
菁英表現出儀式性的爭議，以供大眾消費。這些爭議大部分是作秀。在這些辯論後面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央行官員如民主黨的布蘭納德（Lael Brainard），和共和黨的弗布斯（Kristin Forbes）同意幾乎每一項政策點。他們的政黨關係打開了強力的任命之門，不管選民選擇哪個黨。政策本身沒有改變；選民的期待也落空了。
凱因斯同意正統貨幣主義理論，並支持促進成長的央行。貨幣主義理論為凱因斯派的財政刺激措施開路。凱因斯派和貨幣主義者在所謂的新自由共識（neoliberal consensus）大傘下攜手共進。
獸群同意市場是有效率的，雖然並不完美。他們同意供給與需求製造地方性的均衡，而這些均衡的總合就是全面的均衡。當均衡被擾亂時，可以透過政策恢復。獸群同意浮動匯率可以製造對總均衡有用的價格訊號和市場反應。他們同意源自李佳圖比較優勢的自由貿易可以讓財富創造最佳化，雖然會有個人贏家和輸家。他們同意黃金是野蠻的遺跡。
在凱因斯派中，鹹水和淡水學派之間還有一個假區別。鹹水與海岸學校有關，如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淡水與內陸學校有關，如芝加哥大學。兩派都同意市場存在不完美，但對補救方法看法不同。鹹水派學者的觀點是，政府干預可以紓解不完美。淡水派學者則認為，干預的成本超過紓解的利益；市場不完美不應擅加干預。但他們同意更大的均衡和效率問題。兩個學派都未面對複雜性和非理性，只會空談後者而已。在這些辯論上不分兩邊，只有同一主題的變形。
菁英同意從少數幾個學派挑選的經濟學博士是嚴肅政策討論的必要條件，雖然少數幾個聰明的律師如魯賓，或反應靈敏的新聞記者如蓋納，也擠進名單中。一貫的觀點和排外的審查，讓這群菁英得以永續傳承。
新自由共識有嚴重的缺陷，而且可以透過經驗來證明。這些缺陷在政治方面也印證在英國脫歐公民投票和川普的公民自覺運動上。英國脫歐和川普先是遭到獸群訕笑，繼而在它們的茁壯中激起謾罵，最後在沒有人預見的成功中製造震撼。我們正目睹一場菁英的崩裂。
市場並沒有效率；它們由非理性塑造。均衡是一個假相，掩蓋了不穩定的複雜動力。根據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的自由貿易無法製造最佳結果，因為它從來就不自由；它是一棟建在流沙上的房屋，它的假設基礎並非真實世界，而且永遠不會是。浮動匯率並不穩定；它們會招徠貨幣戰爭。黃金是最佳形式的貨幣，因為它是其他形式的基石。菁英共有的信念都已陳舊過時，從菁英政策的失敗我們已見到無數例證，多到不容否認。
如果菁英共識有如此多缺陷，這個共識為何能持續這麼久？事實上它並未持續多久。新凱因斯經濟學從一九四七年麻省理工學院的薩繆森（Paul Samuelson）提出以來僅七十年。貨幣主義自一九六○年代由芝加哥大學時的傅利曼倡導以來，成為主流思想只有約六十年。法馬（Eugene Fama）的效率市場假說在一九六○年代出現於學術研究，但直到一九七○年代布列明克（Fischer Black）、修斯（Myron Scholes）、莫頓（Robert Merton）提出選擇權定價模型才對市場產生影響力。布列克─修斯模型讓衍生性金融商品和槓桿得以存在。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已有兩百年歷史，但卻是首度以一種廣泛規範的方式，實施在一九四七年後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貨幣與黃金的關係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被分階段放棄，與浮動匯率體制的崛起同一時期。簡而言之，獸群的認知地圖還相當新。
這些思想轉向點都未獲得立即的效忠。它們每次都在人數漸少的古典經濟學家、奧地利人和非正統派異議者的反對中，分階段興起。菁英共識蔚為盛行只有約五十年──在思想史上只有一瞬間。
均衡是現代總體和個體經濟學的聖杯。均衡模型一開始是最簡單的供需概念──如果價格降低，消費者將購買更多東西；如果價格上漲，生產商將製造更多東西。下降的需求曲線與上升的供給曲線交叉，交叉點代表均衡點，即供給和需求在雙方滿意價格的均衡。
交叉曲線應用於供應鏈輸入和無限種類的成品上。這個曲線也應用於勞動和資本成本。曲線根據偏好而改變形狀。曲線可能很有彈性，價格微小的上漲可能導致需求大幅滑落；也可能沒有彈性，不管價格如何，買方的需求仍會購買相同的數量。
自由市場允許價格訊號在買方和賣方間閃爍，以便供給和需要的錯置獲得矯正。如果消費者在一個價格減少特定產品的需求，賣方會推出二五％折價的促銷以消化產品。如果特定商品供應短缺，消費者會出更高的價格，鼓勵農民或漁民努力生產更多商品。
最後，這個供需曲線的整體，包括互動，結合成一個總均衡，外表受到幾個因素輸入的影響，包括對勞動和資本的偏好。這兩個生產因素──勞動和資本──和對兩者的偏好展現為工資和利率，是聯準會的兩大權責。菁英的觀點是，如果找對博士經濟學家坐在聯準會主席的位置，緊緊釘住兩大權責，並以貨幣供給作為移動世界的操縱桿，全球經濟就可推向均衡，像一只精密的瑞士表那樣運作。
細看這種思想就可暴露出其荒謬性。其中幾乎沒有一項是真的。一旦做到欺騙自己，很快就轉變成欺騙其他人，以維持假相。菁英獸群已聽到新國家主義的母獅吼聲，並開始奔跑。
經濟學家已花數十年尋找自由市場模型的不完美。價格訊號受到市場操縱，壟斷的力量被用來限制供給和哄抬價格。資訊不對稱容許賣方藉隱藏瑕疵來剝削買方。這些發現雖被公開承認卻不影響總均衡，菁英只是一味地提出矯正的公共政策。壟斷藉由反托辣斯執法來解決，資訊不對稱藉由保證來克服。這類矯正措施不計其數。矯正的成本與利益引發激烈爭議，但總均衡絲毫未受質疑。
總均衡的根本假設是理性行為。理性的人為退休而儲蓄。理性的人在大拍賣時買更多東西。理性的人買進並抱緊股票。理性的人在利率低時借貸。理性的人會未雨綢繆。這些信念稱作理性預期理論。一切都這麼順理成章。
理性預期理論認為。人的行為可以預測，會對價格訊號作出反應。市場是訊號的媒介。當系統的均衡受到失業或衰退的擾亂，央行官員操縱市場以發出為引發理想行為而設計的訊號。一旦理想的行為結果達成，均衡將可恢復，成長也再度最佳化。
在真實世界裡，行為很少像經濟學家的定義那樣理性。經濟系統不是均衡的，它們是複雜、動態，並且可能處於臨界混沌和崩潰的狀態。理論學家應該三思從操縱價格發出有用價格訊號的難題。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格魯伯（Jonathan Gruber）相信一般美國人很愚蠢，依賴這個信念有助於政策制訂者解決此一難題，但這個信念經不起教授休閒室外的檢驗。
人類行為不是理性的，不像經濟學家為了讓他們的機關運轉所需要的方式。現代人類的非理性（如果以冰河時代的背景來看實際上是理性的）已被社會學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特沃斯基（Amos Tversky）、艾瑞利（Dan Ariely）和其他人在過去三十年所證實。人們儲蓄的錢不夠多，他們憑著衝動購買，他們在不同的市場階段表現出恐懼或得意忘形。因此，理性預期理論已經被推翻。儘管如此，央行官員在政策考量上仍相信這套理論。
總均衡模型也犯了合成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菁英們假設地方的均衡可累積成一個稱作經濟體的大均衡。這就像沒有見過一個人而從一股去氧核糖核酸（DNA）來推斷人性的全部。我們無法從人類化學成分的完整資訊，推斷出說話、認知或愛。這是整個人的突現性質。同樣的，從無限的偏好曲線形狀的完美資訊，也無法推斷一個經濟的行為。
均衡模型的致命錯誤是市場價格移動的度分布被假設為鐘形，或所謂的正常分布。鐘形曲線系統和另一種力曲線（power curve）系統的差別不只是對兩種曲線形狀的陳舊學術辯論，兩種曲線本身只是系統運作情況的圖形代表，鐘形曲線代表具有均值回歸性質的均衡系統，而力曲線代表具有開放的極端事件能力的複雜系統。經驗資料顯示，市場價格和極端事件呈現出力曲線分布。正常分布是幻想。
本文節錄自：《下一波全球金融危機：揭露權勢階級的大陰謀》一書，詹姆斯‧瑞卡茲（James Rickards）著，吳國卿譯，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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