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以問題的其他面向
眾多阿拉伯國家對於以色列又採行什麼樣的態度？不可否認1990年代影響阿以問題發展的關鍵點之一，就是美蘇冷戰之解體。在二十世紀後期，以色列比阿拉伯國家占優勢。以色列有美國當作絕佳的後盾，而埃及、約旦也陸續與以色列達成友好協議。敘利亞藉著介入黎巴嫩內戰來打擊以色列，也試圖加強自己在阿以問題的影響地位。這也代表著要以武力對抗以色列的阿拉伯勢力，僅剩下巴解以及敘利亞。蘇聯解體之後，更象徵著阿以問題的決定角色已經完全往美國與以色列方面傾斜，沒有任何轉圜的空間，所謂的和平就必然是美以標準之下的「和平」了。阿拉法特傾向與國際對談的作法，其實也是種往美國標準傾斜的「和平」策略。這並非是阿拉法特屈從於國際情勢，而是比較能夠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是國際政治的現實面。
一、敘利亞介入黎巴嫩內戰
1970年代，巴解因為「黑九月事件」而轉至黎巴嫩境內，但這卻引起了黎巴嫩長期的內戰。黎巴嫩的教派政治相當明顯，馬龍派主導政權，儘管不見得就與其他穆斯林教派有所衝突，可是當穆斯林歡迎巴解進入黎巴嫩，就引起馬龍派的反對了，戰爭隨之而起。又當1977年之後埃及與以色列進入和談程序，敘利亞在1980年介入黎巴嫩內戰，以加強本身在阿以問題的影響力。畢竟敘利亞仍想要取回戈蘭高地，但也想要主導巴勒斯坦問題，甚至不願意協助阿拉法特，巴解在黎巴嫩的武裝部隊還遭到敘利亞攻擊。這還是凸顯整體阿以問題之中，每個阿拉伯國家都僅止於解決各自問題的情況，阿以問題的解決方案幾乎不可能讓大家滿意。敘利亞在1982年對黎巴嫩的貝卡山谷(Bekka Valley)進行空戰時，還接受蘇聯的戰力補給。蘇聯向敘利亞保證，會支持敘利亞在黎巴嫩的行動，也會尊重他們的權利。以色列則聲稱其北方的加利利，靠近黎巴嫩南部，受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攻擊，所以以色列在6月進攻黎巴嫩。以色列當然不會只有處理巴解所引起的糾紛，很明顯地就是要再與敘利亞一戰。美國與蘇聯都介入調停，但沒有明確成效，甚至黎巴嫩總統賈梅耶(Bachir Gemayel)也在此戰中遭到炸死。
黎巴嫩政府開始與以色列談判，強調了「黎巴嫩的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而且以色列、敘利亞、巴解的軍事力量統統撤出黎巴嫩。」最後，黎巴嫩與以色列簽妥了協議，同意讓以色列在黎南建立安全區，而以色列軍官可以在這區域內維護治安。當然，敘利亞強烈反對這樣的協議，總統阿薩德還強調，這會威脅到敘利亞的安全。1989年，敘利亞與黎巴嫩簽署了《塔弈夫協議》(Taif Accord)，重點在於「要求以色列撤離安全區，歸還占領地」、「黎巴嫩不得威脅敘利亞的安全」。此時敘利亞仍不願意放棄他們在阿以問題的領導地位，而且可見敘利亞感覺到黎巴嫩的動盪，有可能影響著敘利亞的安全。畢竟兩國相鄰，若黎巴嫩遭到以色列攻擊，甚至淪陷的話，那敘利亞也會直接受到衝擊，敘黎是有唇亡齒寒的關係。
二、敘以的和平方案
但是在1990年之後，敘利亞也終於同意和以色列和談。這當然是因為蘇聯解體的關係，這樣的強權支持已然消失，敘利亞必須採取不同的策略。在美國國務卿貝克的主導之下，1991年7月，敘利亞將聯合國第242號與第338號決議作為討論敘以之間和平關係的基礎。1994年1月阿薩德也與美國總統柯林頓在日內瓦舉行高峰會，重申對以色列的和平立場，要與美國一同解決阿以衝突。4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夫(Warren Christopher)出訪以色列與敘利亞兩國。最後以色列拉賓提出一套和平方案：
1.以色列五年內分三階段撤軍，與敘利亞關係正常化；
2.第一階段中，以色列自黎巴嫩撤軍，敘利亞則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
3.第二階段中，以色列將屯墾居民撤離，雙方全面關係邁向正常化；
4.第三階段中，以色列完全撤退（但沒有訂出撤退的最後界線）；
5.進行各項安全之安排。
阿薩德卻不同意這樣的提議，因為阿薩德的底線就是1967年的停戰線。阿薩德的建議：
1.以色列要承認敘利亞在戈蘭高地的主權；
2.以色列必須從戈蘭高地撤退，雙方再締結和約；
3.安全之安排必須要對等；
4.以色列撤退後，敘利亞才願意來討論外交與經濟的正常化。
其實這些討論到最後僅止於擬定方案而已，以色列並沒有同意要交出戈蘭高地。後來2000年柯林頓與阿薩德又於日內瓦對談，但仍然沒有達成敘以和平的目標。阿薩德在同一年的6月去世，更代表著敘利亞與以色列的「和平」沒有任何成果，戈蘭高地至今仍在以色列控制之下。
三、政局搖擺的以色列
1992年，利庫德的夏米爾在選舉之中落敗，由工黨的拉賓勝出。這樣的結果，代表著以色列在阿以問題已有搖擺不定的情況。工黨自1948年起就有執政經驗，雖然在1977年選舉失利，但在1990年代再次勝出，代表了利庫德政府過於強硬的態度，不盡然就是以色列民意所趨。不過，很可惜一切都不如政治人物策劃的那樣順利，阿以問題有太多外在因素會改變情勢發展。
1995年11月4日，拉賓遭到槍殺。這起事件，更加反映出猶太人之間有嚴重不合的問題，很多時候並非所有人都一致對外，若有像是拉賓這類可能與巴勒斯坦友好的人物出現時，以色列內部就會掀起動盪，一場政治風暴就有可能產生。以色列作家亞榮布列格曼(Ahron Bregman)說，「拉賓被殺害之後，這個政府（以色列）就已證明自己是和平的障礙了。」然而，對巴解來說，拉賓的政策其實沒有任何友好的意圖。因為唯有讓巴勒斯坦難民完全回到巴勒斯坦，才是真正讓巴以和平的作法。當然不能說巴解這一方就都會同意與以色列友好，畢竟以色列所造成的傷害過大，幾十年來都沒有減輕，那是處於政治極端緊張的時刻，巴解對以色列的友好態度，一樣也是會讓阿拉法特執政有如走在高空的鋼索上。即使拉賓沒遭到暗殺，但情勢詭譎，拉賓也可能會受到其他外在因素影響而改變他對於巴勒斯坦的態度。
拉賓去世之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宣布戒嚴，街道也遭到封閉，車輛與行人隨時都會遇到軍警盤查。1996年5月以色列總理由利庫德的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擔任。於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政策又不同於工黨時期，納坦雅胡高喊「安全的和平」(safe peace)的口號，而且不再與巴勒斯坦談判，也不會撤離占領區。所以，這樣的情況阿拉法特也就難以約束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的回擊與抵抗。這也讓阿拉法特要尋求和談的意圖，成了騎虎難下的狀況。1999年，工黨巴拉克(Ehud Barak)當選總理，又表達要阿以和談的態度。這也可以看到，整個1990年代以色列的幾次政權轉變，在在凸顯了以色列的政治搖擺與動盪，究竟是工黨還是利庫德能夠妥善處理阿以問題，其實以色列的選民都心存質疑。利庫德與工黨輪流執政，更是讓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政策有如在雲霧一般難以看清。
本文節錄自：《以色列史：改變西亞局勢的國家》一書，陳立樵著，三民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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