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台灣二十三縣市的行政區域拆去，重新以各自享有的資源作界線，面積總和大過台北、台中、高雄三大都會五倍的雲林、嘉義，卻很難在地圖中搶有一塊版圖。
縣政財務上，互稱難兄難弟的雲林嘉義，各自有五成，得仰賴上級補助；每戶一年可支配所得，雲林僅四十九萬，遠低於平均值的七十一萬；所享有的醫療資源，嘉義縣每萬人僅十四張病床，居全省之末；象徵家庭現代化指標的電腦、報紙普及率，雲林、嘉義紛紛落在倒數一、二名；而藝文活動一年展演場次，居首的台北市，是嘉義縣的二０九倍……。
談到雲林嘉義，總有人不經意地脫口吐出一串形容詞；貧窮、落後、人口外流、派系、黑道、流氓，負面的評價，似乎註定雲嘉難以翻身。
彷彿歷史宿命，在濁水溪以南占有一片沃土的雲嘉地區，向來是台灣最大米倉，然而長期背負著供糧使命，卻與台灣幾十年來的工商發展，反向而行。
當全台灣農業人口已不及二成，雲嘉依舊維持半數的農業人口，其中全省每五個農人，就有一個是雲嘉人；水田、旱地、山林、魚塭、池沼、牧場等直接生產用地，更佔雲嘉總面積的七、八成。
橫越滾滾濁水溪，風吹稻花香兩岸，無垠的阡陌良田正是農人的命脈。農家的勞碌、不奢求的心思，就像這裡泛著金光的水田，一目瞭然。
窮已成了代名詞？
雲林崙背鄉枋南村的鄉道旁，一對年逾六十的莊稼夫妻，忙著採收大白菜。兩老看顧著不算大的地，僅二分六，今年白菜價格不好，一大箱三十公斤，賣兩百元，辛苦了幾個月，才賺萬把塊。一雙兒女，一個在台中做工，一個在西螺鎮上當會計，「囝仔不肯再種田了，留著土地不種會給人家笑。」老婦人不停地秤重、裝箱，邊解釋，扣除成本，已經請不起工人，一切靠自己來。
轉個向，往山區的古坑鄉前行，菸草、麻竹筍是古坑的大宗。六十五歲的吳姓老農，早年種植菸草，因上了年紀，改種較省勞力的柳丁、文旦。
他和妻子兩人守著一甲地，施肥、噴藥，再扣除採收時請人工，一天一千元，還能賺多少？他笑例了嘴，露出鑲金的門牙說：「只夠補我的牙洞，一甲田就當作運動場，不能當收入。」尤其今年逢閏八月，文旦正甜時已過了第一個中秋，全面賠錢。儘管他兒子陪伴在身邊，但也沒承接父業，白天在農會上班，只有趁清晨到山裡割點麻筍，貼補家用。
典型的農家，窮，似乎已成了代名詞。在雲林，這樣的農業人口，有四十萬。其中有七成，得靠非農業收入，例如兼建築小工、綁鐵工，反成了主要收入。
民國七十七年「五二０」事件，由雲林「農權會」發起，莊稼人變成「暴民」，多少反應了農家生活的現實。當年領導人之一的台灣農權會會長林國華形容得貼切；「豐收、歉收，都是留眼淚的時候。」
歉收，收成所得還不足以應付成本；豐收，在產銷制度不健全狀況下，反而因價賤造成農民血本無歸。
「阮作息人(農人)收入不好，人格都被看輕。」一位七旬老翁趁農閒在林國華服務處幫忙折競選文宣，一邊還叨絮數落，數日前，左鄰的老太太在田裡腦中風過世，右舍的歐里桑操勞到換膝蓋骨，還繼續在田裡耕作。
在平原靠著一畦良田，一年還可兩穫，沿海瘠地種什麼，賠什麼，開魚塭、殖蚵仔、蓄養牲畜，成了另條生財之道。
農友農會統統苦
雲林麥寮鄉農會總幹事許丕修就說，沿海四鄉鎮－－麥寮、台西、四湖、口湖，過去有「四大金剛」之稱，農漁民只會借錢，不會還錢，加上海口人有錢就花的豪放性格，農會借貸出去，往往有去無回，「農友苦，農會也苦。」
秋冬交際，車行至台西外海，勁風捲起飛沙、苦水自台灣海峽倒灌，不一會兒，車窗已成毛玻璃。處於惡劣天險，一對老夫婦何樓身軀，正將一串串「蚵仔栽」擲上膠筏，準備載至外海放養。
海風吹得眼睛難以撐開，老婦人字字吐得艱澀：「艱苦、艱苦、艱苦……。」一串蚵仔栽成本二十元，價格好時可賺百餘元，一艘膠筏載三百多串，一年一收，這就是兩人全年收入。她聽說六輕來，麥寮那邊一艘膠筏補助八十萬，「徵收去也好，老了，不做了，但要給我們補償。」
同樣的淒切，也映照在嘉義沿海，只是相較於雲林離島工業區紛紛定案，雲林地價早已翻飛，嘉義依舊保留原始的漁村風貌。
當地報紙這般形容嘉義東石鄉的生存環境；人行道變成蚵殼堆置場、堤防擺滿蚵條，瀰漫惡臭味，遇到漲潮，低窪地區會積水，久之成了貝蝦繁殖區，宛若乏人關照的棄嬰。
這種被遺棄的感覺，在嘉義隨處散放。
前嘉義縣建設局長王宗州明白表示，嘉義的三大地主；林務局、台糖、台鹽分別占去山區、平原、沿海的可生產地，也限制了土地利用。
以阿里山為例，缺乏相關單位引導下，農民在法令縫隙裡求生存，造成了今日的「山癌」。
緣著阿里山公路往上攀爬，海拔二千公尺以下，再也沒有一片山壁是完整，檳榔、茶樹搶奪了森林的棲息地，原本林務局租給農民造林的林班地，利之所驅，農民都違規使用，改種檳榔與茶。
再展童顏
茶與檳榔，已成了山區居民的經濟命脈，也改變了此地的生態。
蜿蜒綿長的阿里山公路，自海拔九百公尺的隙頂至近兩千海拔的石桌，約莫一小時車程路段，山嵐氤氳，不絕的茶葉店，不時往腦後拋。一位林姓老闆，三十歲，是山上少見的年輕人，他還記得小時這片茶園都是杉木，經濟來源多半靠採竹筍，直到近年改種茶，生活才改善。
事實上，一甲茶園年淨收可達百萬，相較於山下稻田一穫十來萬的收入，算是高利潤作物，也因此喚回不少外流人口。隔鄰的梅山鄉，也是以產茶聞名，鄉公所村幹事劉嘉福就誇稱，在山上，採收期絕對零失業，相較於過去的收入，至少改善三十倍。
從阿里山公路岔口下溯曾文溪谷千轉羊腸曲徑後，忽逢寬闊深谷，是曹族部落山美村，村裡年輕人都回流了，因為山上工作機會比山下還多，做茶、採檳榔，一天工錢都有兩、三千。村裡唯一的山美國小，也再度展童顏。
近年由於濫墾導致水土流失，林務局計畫將租權收回，招致不少反彈。山美社區理事長安勝吉就不滿地表示，高海拔居民並非什麼作物都能發展，一旦生存受威脅，他們將向林務局索回這塊祖先留下的地。
「自古以來，到山上都是逃生死的(走投無路)，砍材，材沒了，種竹，竹會開花死，百姓總要過活。」一位阿里山公路沿線居民回應。
什麼都要錢
回歸問題原點，從事一級生產的農漁民，總在看天吃飯，在濱海，是蚵仔、鰻魚，在平原，是大蒜、瓜果，在山區，是茶葉、檳榔，發了財，一窩蜂搶種、搶養，否則放下田地，出外討生活。就是這群人，構成雲嘉人的主體，也是雲嘉生活品質，具體而微的展現。
於是不變的定律在惡性中循環；農漁生產生存不易，中壯年人口外流，雲嘉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往一０%邁進，遠超台灣平均值的八%。「能在本地提升品質的人口，都已在外打拚。」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曾志朗觀察。
而少數回流的年輕人，最能深刻感受，家鄉所能提供的資源，竟是如此有限，教育便是其中一例。
斗南人，在雲林最大廠商－－福懋公司擔任高級專員的張憲正，五年前舉家從台北遷回雲林，遠離台北，因為當時台北的生活品質都落到谷底，例如壅塞的交通、惡劣的空氣、超高的房價，儘管有最好的學區、最好的音樂廳，「但何有予我哉？」
只是回鄉後，城鄉差距立刻顯現。由於小孩子適逢就學年齡，他才發現台北沒有的現象；國小校長、教師的升遷、任免都受縣府官員、各級民代左右，家長為了小孩子進最好的班級，還要為是否關說、請託費心；經濟狀況還不錯的家長，便將小孩往私立中學送。「我們繳的稅不比台北市民少，但相對享受的資源卻少很多。」張憲正深有體悟。
至於高中教育，「台北最差的學校，升學率都比雲林最好的學校要高。」十三歲就離家求學的張憲正，憂心自己回來了，屆時小孩又要離自己而去。
在雲嘉匯聚人口的都會，無論是十萬人口的雲林斗六市，還是已升格為省轄市的嘉義市，都呈現鄉村都市型態，工商、消費還停留在基本需求。
以嘉義市為例，當年與新竹市一同升格為省轄市時，人口二十五萬，至今依然沒有進展。前嘉義縣長涂德錡形容：「本來是小康之家，如今變成兩個貧戶。」因為一組人馬拆成兩個政府，什麼都要錢。
流行慢了好幾拍
十年前，最具商業消費指標的百貨公司－－遠東百貨進駐嘉義市，上午後，仍然沒有第二家與之競爭。由於競爭力弱，百貨公司提供的商品往往令人失望。
嘉義新港衛生所主任陳振芳一年前自台北返鄉服務，有一天打算花三小時到遠東百貨採購，結果不到半小時，便沮喪而出，「因為沒有我要的襯衫、領帶、皮件。」如今他都遠赴台中，或者台北採購。
嘉義縣警察局警官吳元助也比較，流行資訊，嘉義都慢得多，「台北已經三折，我們還在五折。」
其實雲嘉鄉間由於人民知識程度較低(國中、小教育程度以下者，均逾八成)，藍領賺錢比台北中產階級更要付出勞力、血汗，因此金錢花用都偏向實用。
住在大林鎮的吳元助觀察發現，鎮上居民會到百貨公司「看」流行服飾；要買，還是回到自己鎮上的服飾店。
在嘉義宏仁女中教書的黃亞玲認為，嘉義人很難接受新的東西，買東西總要「俗又大碗」，只要物質溫飽，不要文化提升。
這樣的「實用」觀，正反應在他們的休閒文化生活。
在斗六街上，這幾年終於開了一家金石堂書店，但是張憲正比較發現：「斗六的金石堂就是和台北、台中不一樣，連台南市都比不上，時間的落差太大。」由於週轉率不高，除了一樓的暢銷書與其他縣市相同，二樓的專業書籍明顯不足。而民眾買報紙，為的是求賜一張明牌，而非報紙裡的新聞。
儘管雲林縣文化中心也辦藝術表演、文化講座，但是偌大的場地，永遠也不會客滿。「這裡只有全民講座，例如林清玄，我需要的高層次、專業演講永遠也聽不到。」張憲正表示，在雲林，斗六、斗南、虎尾三市鎮偶有這些活動，一離開，什麼都沒有。
若要更高層次的文化刺激，只有鄰近縣市彌補。張憲正以時間換取空間，帶小孩到台中科學博物館、美術館，只要花一小時，甚至這兩年，他還每天通車到台中東海大學修完碩士學位。
住斗六市郊的中時晚報記者張純一，每隔一、兩個月，會與三五好友到台中洗三溫暖、打保齡球，「到不夜城玩比較有氣氛，在斗六，不到十點就死氣沈沈。」
既比不上台中、高雄具國際都會潛力的都市，也沒有花蓮、台東未開發的好山好水，想變的心情，始終在雲嘉人心底打量著，主政者更是畫出大工業、大計劃，力求迎頭趕上，只是雲嘉人不知，還要等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