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天下文化出版的「台灣經驗再定位」一書，其中有邢慕寰先生的大作「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對近三十年經濟發展政策做了嚴正的檢討。他認為在一九六０年代完成局部外貿改革以後，選擇了反自由化的經濟政策，以致台灣經濟前景愈顯得撲朔迷離。邢先生是知名的經濟學者，立論嚴謹，讀後於欽佩之餘，也引發了我在經濟實務上的一些感觸。一個決策者除了遵循經濟理論做決策外，不免受當時社會反應而有所遷就，不能過分求全，重要的是決策者心中必須有一定的政策方向，俟機予以貫徹，而不可因時尚迷失了方向。
曾經畫地自限
我把過去三十年中處理過的四個比較突出的投資案追記下來，也許可供研究經濟的學者作為佐證。
本文所記的四個外人投資案件是：(一)高露潔(Colgate)牙膏案，(二)麥當勞速食案，(三)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電話交換機案，(四)豐田大汽車廠案。前三案終獲核准付諸實行，最後一案則胎死腹中。
我國很早就有鼓勵外人來華投資的政策，並為此積極改善投資環境，制訂了許多對投資人優惠的法規，但當時流行在一般人小包括社會大眾和政府官員。心目中的觀念，並不是所有投資案都一律歡迎，而是有所撰擇的。例如需能增加我國出口，為我賺取外匯，或創造就業機會，不符合這些要求的就不受歡迎。因此，對投資案仍需經過多方審查方予核定。
高露潔牙膏和麥當勞速食案顯然與當時流行的觀念有所出入，提出後立即遭受強烈的反彈，這些反彈的意見不外以下各點：
(一)這兩個投資案都屬分潤國內市場的性質，無助於出口的擴張，反而侵占了國內相關業者的既有市場。
(二)國外投資人挾其雄厚的資金、進步的技術，國內業者無法與其抗衡，造成外資事業打擊本國產業的結果。
於是民意代表很自然地挺身而出，抵制投資案。其中可能有些民代就是國內相關業者的幕後老闆，假保護國內產業之名出來反對，可以收到維護本國產業和保障自己有關事業－－既得利益的雙贏效果。而代表輿論的媒體也隨聲附和，形成一片反彈聲，行政部門官員在業者、民代和媒體的多重壓力下，也就很容易踟躕莫決了。
現在已過去近二十年，回顧前事，不但感慨無限，而且有莫名的滑稽感覺，當年的那種畫地自限和今日的奢言亞太營運中心，有強烈的對照。二十年來，因外來投資者的刺激，國內相關業者在競爭壓力下，不能不奮起革新，於是生產方法改善、生產設備更新、產品品質提高、研究發展加強、推銷方法現代化，這一切一切使產業提升了生產力，使消費者可以享受質美價廉的商品，這都是拜競爭之利，可是當初在既得利益者的杯葛下，在民族利益的偽裝下，卻使主管官員因循猶豫，幸好有一、二位有魄力有擔當的主事者，毅然排除壓力，予以核准，回想起來並不是容易的事。
既得利益者的反彈
第三個投資案是美國電報電話公司(AT&T)的投資案。這個計畫涉及交通、經濟兩部，在交通部方面，電信局是其所屬的獨占事業，電話機的需要隨社會經濟的發展每年快速增加，出現兩種狀況；(一)電信局的擴充永遠跟不上需求的增加，在台灣申請裝電話是既昂貴又費時(關於此點不在本文探討的範圍)。(二)每年需添購數十萬門的交換機，因國內不能產製，永遠向國外購買，空有可靠的國內市場，卻未能培養出國內電話交換機工業。
當時的經濟部和交通部商討，覺得有引進國外高水準交換機工廠來台投資設廠的必要，除了鼓勵已有的二家公司(GTE和ITT)將原來生產類比式交換機改為生產數位式交換機(前者技術較舊，效率較差，已為後者所取代)，並與有意來台投資的AT&T公司進一步洽商鼓勵其來台設廠，基本的著眼點有以下各端：
(一)電話交換機工業屬於科技工業，是我們工業轉型中希望發展的工業。
(二)電話交換機工業是使用零組件眾多的產業，產業的關聯性大，它的設立可以帶動零件工業的興起和發展。
(三)此一投資案的實現，可以培養相關的高級技術人力和提升國內的技術水準。
(四)因國內製造電話交換機能力的建立，可消除國外供應商的控制。
(五)建立之電話交換機工廠除供應國內需要外，尚可爭取亞太區域其他國家的訂單，提升我出口能力。
於是經過二位部長的研商後(當時經濟部長為趙耀東先生，交通部長為連戰先生)，組成了一個聯合小組，由我以經濟部次長的身分與交通部次長陳樹曦先生擔任召集人，以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方賢齊先生為主談人，赴美與AT&T公司商談，整個計畫的策畫和推動，實際上以方賢齊先生為核心。經過冗長時間商討，終於核准了這個計畫。
核准過程和前兩個投資案相同，遭遇了強烈的反彈，而反彈原因也和前述二案大同小異，涉及既得利益者的權益(既得利益者包括已有的生產舊式交換機業者、國外供應商以及和其相關的若干政治人物)，不過又多了以下幾個新理由：
(一)限定只接受三家公司設廠是對這三家的特殊保障，有賦予特權的不公平感，這一論點在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所以為反對者所引用。
從經濟政策的觀點看，限定家數違反自由化原則，但當時做出這樣的設計，是一種過渡階段的策略性運用，當時的目的是希望能引進擁有最新技術能力、有生產實績、信譽卓著的公司來台投資，必須以國內市場足以支持投資者建立一個經濟規模的工廠來誘引，否則投資者對這類資本密集工業的投資甚鉅，會因銷量不確定、風險過大而猶豫。
另一方面，也不希望電信局交換機設備的品牌過分複雜，造成操作和維護保養的困難，所以限定三家，但訂有一定年限，過了這個年限，三家都已建廠完成，生產了一段時日，應當有足夠的競爭力，那時就取消家數的限制，改為公開競標，恢復自由競爭的方式。
(二)准許三家公司以分區(北中南三區)議價方式採購，有背公開招標比價的精神。這一觀點在正常情況下自然正確，但既然限定三家設廠向其採購，而不是公開招標，除議價實無他途，事實告訴我們三家議價的結果，比過去公開招標採購的價格降低很多且逐年下降，反足證明在國內未有生產供應能力前，雖採公開招標，實際上反受國外供應商的箝制，付出較高的價格。
這個投資案執行十年來的實際狀況為：(一)國內已擁有產製現代最新數位化交換機的能力。(二)因該項工業的建立，激發了通信、電子、電腦、光纖、電阻件等關連工業的發展，並成為輸出工業的主力。(三)與這幾家高水準公司的技術合作，培養了更多高科技的人力。(四)以在台灣的AT&T工廠言，國內交換機的訂單只占它今日產能的二０%，其餘的生產能力已承攬了國外的業務，成為亞太地區供應交換機的區域中心。大體上應算是一件成功的策畫。
最後來談談大汽車廠計畫。在民國七十一年趙耀東先生主持經濟部之時，他覺得國內汽車工業已建立了近三十年，仍停留在加工裝配階段，技術上依賴美、日、歐各國的汽車公司，根本無自主能力，所以想和國外著名的汽車廠合資，建設一個年產三十萬輛擁有自已技術的汽車廠。經多方比較後，選擇了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為合作對象。
封殺豐田
這個構想也立刻遭遇國內業者的反對，其理由說穿了也不出對既得利益的威脅。問題是在高關稅和貿易管制的雙重保護下，已為國內汽車業及其美、日、歐後台老闆保障了利益二十多年，卻一直未能建立具有自主技術能力的汽車公司，始終居於附庸的地位，幾乎沒有一輛整車出口，即使和發展在我之後的南韓汽車工業相比，亦膛乎其後。
為了應付這些壓力，不得不和豐田談判，限定：(一)必須能有一定數量的車輛外銷。(二)必須協助國內零件工業提升水準並向其採購一定數量的零件。(三)必須為我訓練技術人力及承諾提供最新的設計。我並被派到日本名古屋豐田的總部做具體的商談。
其實我們在策畫這個計畫時，已經有了一些突破性的構想，如果計畫成立，打算立即號召在美國三大汽車廠的專門人員返國協助，我曾趁去美國底特律考察連鎖商業之便，和在這個汽車工業城市服務的中國專家數十人見面，得到的印象是他們都有返國奉獻的熱忱。另外我們要招考大專相關科系的學生數百人，送去日本接受日語日文的訓練，才有能力吸收他們的技術資料，希望在數年之後能由「有他無我」做到「有他有我」，最後可以「無他有我」。
可是這時政府忽然改組，趙耀東先生和我都調離經濟部，後來的人對此並不熱心，行政院為此計畫召開了一次高層會議，除了恭陪末座的我說明本計畫的價值及與豐田商談已獲合理結論，呼籲應予支持外，其他則一片否定的言論，其中大部分出於政治的觀點，而趙耀東先生則沈默未發言，這個計畫也就胎死腹中。
後來似乎有人提到經濟部的一位技術顧問認為，我國只適合發展汽車零件，不具發展整車工廠的條件，提供了反對的主張，不知道是否因此影響到趙先生的熱忱，我始終沒有問過，不過我對這種說法還是難以苟同。
現在又經過了十多年，我們的汽車工業又如何呢？且讓讀者去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