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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重大投資按的回憶

文 / 王昭明    
1995-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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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重大投資按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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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天下文化出版的「台灣經驗再定位」一書,其中有邢慕寰先生的大作「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對近三十年經濟發展政策做了嚴正的檢討。他認為在一九六0年代完成局部外貿改革以後,選擇了反自由化的經濟政策,以致台灣經濟前景愈顯得撲朔迷離。邢先生是知名的經濟學者,立論嚴謹,讀後於欽佩之餘,也引發了我在經濟實務上的一些感觸。一個決策者除了遵循經濟理論做決策外,不免受當時社會反應而有所遷就,不能過分求全,重要的是決策者心中必須有一定的政策方向,俟機予以貫徹,而不可因時尚迷失了方向。

曾經畫地自限

我把過去三十年中處理過的四個比較突出的投資案追記下來,也許可供研究經濟的學者作為佐證。

本文所記的四個外人投資案件是:(一)高露潔(Colgate)牙膏案,(二)麥當勞速食案,(三)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電話交換機案,(四)豐田大汽車廠案。前三案終獲核准付諸實行,最後一案則胎死腹中。

我國很早就有鼓勵外人來華投資的政策,並為此積極改善投資環境,制訂了許多對投資人優惠的法規,但當時流行在一般人小包括社會大眾和政府官員。心目中的觀念,並不是所有投資案都一律歡迎,而是有所撰擇的。例如需能增加我國出口,為我賺取外匯,或創造就業機會,不符合這些要求的就不受歡迎。因此,對投資案仍需經過多方審查方予核定。

高露潔牙膏和麥當勞速食案顯然與當時流行的觀念有所出入,提出後立即遭受強烈的反彈,這些反彈的意見不外以下各點:

(一)這兩個投資案都屬分潤國內市場的性質,無助於出口的擴張,反而侵占了國內相關業者的既有市場。

(二)國外投資人挾其雄厚的資金、進步的技術,國內業者無法與其抗衡,造成外資事業打擊本國產業的結果。

於是民意代表很自然地挺身而出,抵制投資案。其中可能有些民代就是國內相關業者的幕後老闆,假保護國內產業之名出來反對,可以收到維護本國產業和保障自己有關事業--既得利益的雙贏效果。而代表輿論的媒體也隨聲附和,形成一片反彈聲,行政部門官員在業者、民代和媒體的多重壓力下,也就很容易踟躕莫決了。

現在已過去近二十年,回顧前事,不但感慨無限,而且有莫名的滑稽感覺,當年的那種畫地自限和今日的奢言亞太營運中心,有強烈的對照。二十年來,因外來投資者的刺激,國內相關業者在競爭壓力下,不能不奮起革新,於是生產方法改善、生產設備更新、產品品質提高、研究發展加強、推銷方法現代化,這一切一切使產業提升了生產力,使消費者可以享受質美價廉的商品,這都是拜競爭之利,可是當初在既得利益者的杯葛下,在民族利益的偽裝下,卻使主管官員因循猶豫,幸好有一、二位有魄力有擔當的主事者,毅然排除壓力,予以核准,回想起來並不是容易的事。

既得利益者的反彈

第三個投資案是美國電報電話公司(AT&T)的投資案。這個計畫涉及交通、經濟兩部,在交通部方面,電信局是其所屬的獨占事業,電話機的需要隨社會經濟的發展每年快速增加,出現兩種狀況;(一)電信局的擴充永遠跟不上需求的增加,在台灣申請裝電話是既昂貴又費時(關於此點不在本文探討的範圍)。(二)每年需添購數十萬門的交換機,因國內不能產製,永遠向國外購買,空有可靠的國內市場,卻未能培養出國內電話交換機工業。

當時的經濟部和交通部商討,覺得有引進國外高水準交換機工廠來台投資設廠的必要,除了鼓勵已有的二家公司(GTE和ITT)將原來生產類比式交換機改為生產數位式交換機(前者技術較舊,效率較差,已為後者所取代),並與有意來台投資的AT&T公司進一步洽商鼓勵其來台設廠,基本的著眼點有以下各端:

(一)電話交換機工業屬於科技工業,是我們工業轉型中希望發展的工業。

(二)電話交換機工業是使用零組件眾多的產業,產業的關聯性大,它的設立可以帶動零件工業的興起和發展。

(三)此一投資案的實現,可以培養相關的高級技術人力和提升國內的技術水準。

(四)因國內製造電話交換機能力的建立,可消除國外供應商的控制。

(五)建立之電話交換機工廠除供應國內需要外,尚可爭取亞太區域其他國家的訂單,提升我出口能力。

於是經過二位部長的研商後(當時經濟部長為趙耀東先生,交通部長為連戰先生),組成了一個聯合小組,由我以經濟部次長的身分與交通部次長陳樹曦先生擔任召集人,以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方賢齊先生為主談人,赴美與AT&T公司商談,整個計畫的策畫和推動,實際上以方賢齊先生為核心。經過冗長時間商討,終於核准了這個計畫。

核准過程和前兩個投資案相同,遭遇了強烈的反彈,而反彈原因也和前述二案大同小異,涉及既得利益者的權益(既得利益者包括已有的生產舊式交換機業者、國外供應商以及和其相關的若干政治人物),不過又多了以下幾個新理由:

(一)限定只接受三家公司設廠是對這三家的特殊保障,有賦予特權的不公平感,這一論點在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所以為反對者所引用。

從經濟政策的觀點看,限定家數違反自由化原則,但當時做出這樣的設計,是一種過渡階段的策略性運用,當時的目的是希望能引進擁有最新技術能力、有生產實績、信譽卓著的公司來台投資,必須以國內市場足以支持投資者建立一個經濟規模的工廠來誘引,否則投資者對這類資本密集工業的投資甚鉅,會因銷量不確定、風險過大而猶豫。

另一方面,也不希望電信局交換機設備的品牌過分複雜,造成操作和維護保養的困難,所以限定三家,但訂有一定年限,過了這個年限,三家都已建廠完成,生產了一段時日,應當有足夠的競爭力,那時就取消家數的限制,改為公開競標,恢復自由競爭的方式。

(二)准許三家公司以分區(北中南三區)議價方式採購,有背公開招標比價的精神。這一觀點在正常情況下自然正確,但既然限定三家設廠向其採購,而不是公開招標,除議價實無他途,事實告訴我們三家議價的結果,比過去公開招標採購的價格降低很多且逐年下降,反足證明在國內未有生產供應能力前,雖採公開招標,實際上反受國外供應商的箝制,付出較高的價格。

這個投資案執行十年來的實際狀況為:(一)國內已擁有產製現代最新數位化交換機的能力。(二)因該項工業的建立,激發了通信、電子、電腦、光纖、電阻件等關連工業的發展,並成為輸出工業的主力。(三)與這幾家高水準公司的技術合作,培養了更多高科技的人力。(四)以在台灣的AT&T工廠言,國內交換機的訂單只占它今日產能的二0%,其餘的生產能力已承攬了國外的業務,成為亞太地區供應交換機的區域中心。大體上應算是一件成功的策畫。

最後來談談大汽車廠計畫。在民國七十一年趙耀東先生主持經濟部之時,他覺得國內汽車工業已建立了近三十年,仍停留在加工裝配階段,技術上依賴美、日、歐各國的汽車公司,根本無自主能力,所以想和國外著名的汽車廠合資,建設一個年產三十萬輛擁有自已技術的汽車廠。經多方比較後,選擇了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為合作對象。

封殺豐田

這個構想也立刻遭遇國內業者的反對,其理由說穿了也不出對既得利益的威脅。問題是在高關稅和貿易管制的雙重保護下,已為國內汽車業及其美、日、歐後台老闆保障了利益二十多年,卻一直未能建立具有自主技術能力的汽車公司,始終居於附庸的地位,幾乎沒有一輛整車出口,即使和發展在我之後的南韓汽車工業相比,亦膛乎其後。

為了應付這些壓力,不得不和豐田談判,限定:(一)必須能有一定數量的車輛外銷。(二)必須協助國內零件工業提升水準並向其採購一定數量的零件。(三)必須為我訓練技術人力及承諾提供最新的設計。我並被派到日本名古屋豐田的總部做具體的商談。

其實我們在策畫這個計畫時,已經有了一些突破性的構想,如果計畫成立,打算立即號召在美國三大汽車廠的專門人員返國協助,我曾趁去美國底特律考察連鎖商業之便,和在這個汽車工業城市服務的中國專家數十人見面,得到的印象是他們都有返國奉獻的熱忱。另外我們要招考大專相關科系的學生數百人,送去日本接受日語日文的訓練,才有能力吸收他們的技術資料,希望在數年之後能由「有他無我」做到「有他有我」,最後可以「無他有我」。

可是這時政府忽然改組,趙耀東先生和我都調離經濟部,後來的人對此並不熱心,行政院為此計畫召開了一次高層會議,除了恭陪末座的我說明本計畫的價值及與豐田商談已獲合理結論,呼籲應予支持外,其他則一片否定的言論,其中大部分出於政治的觀點,而趙耀東先生則沈默未發言,這個計畫也就胎死腹中。

後來似乎有人提到經濟部的一位技術顧問認為,我國只適合發展汽車零件,不具發展整車工廠的條件,提供了反對的主張,不知道是否因此影響到趙先生的熱忱,我始終沒有問過,不過我對這種說法還是難以苟同。

現在又經過了十多年,我們的汽車工業又如何呢?且讓讀者去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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