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日，矗立於上海黃浦灘外的「東方明珠塔」落成使用，古典又現代的塔尖高擎藍天，號稱「亞洲新地標」。
這座有百層樓高的電視發射塔，是上海廣電局轄下的「東方明珠公司」所建。當初向國務院報備預算一．九億元人民幣，實際花費卻高達九億元。所以要「以多報少」，是因為一．九億元以內的工程可由地方自行決定，上海市寧可自已向國外銀行貸款籌資，以避開中央審批。
而這正是中共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曾嚴辭譴責的行為：在全國性物價持續上漲的壓力下，地方以自我利益為中心，未經中央批准即開辦大中型工程，使通貨膨脹壓力更大。
集財稅、金融、基建審批等大權於一身的朱鎔基，試圖恢復「全國一盤棋」的經濟秩序，但他卻像那位挑戰風車的夢幻騎士唐吉訶德，各地在本位主義下兀自發展建設，使得宏觀調控雷聲大雨滴小。
「一放就亂、一亂就抓、一抓就死」，四十年來，中共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互動一直在周期循環中反覆。一位大陸問題專家分析，毛澤東當年主張權力下放，是基於他對中央計畫官僚體制的不滿，而鄧小平則是為了活化市場機制；如今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央對地方的「放權讓利」已走上不歸路。雖然重大的政治、經濟權仍緊抓在中央手裡，但地方自主性之澎湃、地方權益意識之高漲，前所未見。
法令政策是死的，人卻是活的。
中共的組織採取「民主集中制」，強調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但憲法上中央與地方權限畫分並不清楚，所以當地方自主性日增，各地絞盡腦汁、「趨吉避凶」的現象層出不窮。
為追求最大的自我利益，有些地方消極抵制中央法令，「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些地區抱持「多做少說」的策略，「只管生孩子，不要取名字」。上海市自行集資興建的揚浦大橋，完工了卻還沒題字，就是一例。而在既成事實後，中央往往也就默認或追加承認。比較強勢的省級幹部積極面對中央，據理力爭；比較陰柔的則設法「用活、用好、用足」中央政策，往最「利己」的方向解釋和執行中央政策。
創造性執行政策
公認最靈活滑溜的是「商人樂園」廣東省。
一位粵省中部的台商表示，中央已通令全國實行週休兩天制，但「我們這一帶還沒有人動」。廣州市一位副市長曾公開表示「要創造性地執行中央政策」。一位廣州市府人士舉例，一九九三年中央下達徵收房地產增值稅公文，廣東省照轉中央文件，但下級單位一看就知不必多加理會，「因為省方並未附加施行細則」。廣東省平日對「擁軍愛民」、「學習孔繁森」之類「不必花錢的」政治運動，做得比內地還積極，但「碰到要花錢的事，則是能拖就拖，能躲就躲，只要能賺到錢，個個都笑開了」。
中央與地方的拔河比賽，以「稅收」為重頭戲。
前幾年實施財稅包幹制時，各省上繳若干額度的稅之後，其餘都自留，於是各省依實力、依交情與中央討價還價，造成廣東一個省繳稅與蘇州市相近，而重慶市竟然上繳超過廣東的怪象。一九九二年，朱鎔基到廣東與省級幹部商談稅制改革問題，談了四天四夜才定案。面對外界「廣東上繳過少」的不平之聲，前廣東省長葉選平曾公開辯駁：「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從未在廣東投資過一毛錢。」
去年開始實施分稅制，理論上可以改善這種現象。但是，地方政府身為徵稅執行單位，又常藉減免稅收政策或縱容企業偷漏稅，使企業獲得更多利潤。地方政府再運用管理權控制下屬企業資金使用，甚至還可藉不同名目攤派費用。這迫使中央政府在各省市成立國稅局，親自收取國稅，但中央與地方的「共享稅」仍是一個地方政府可以做手腳的盲點。
肉要爛在自己鍋裡
從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汲取財政能力削弱，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已經下降。經濟學者胡鞍鋼指出，鄧小平過世後，中央與地方利益紛爭、地方與地方相互衝突，會導致國家汲取能力進一步下降，可能由經濟瓦解走向政治分裂。甚至朱鎔基都曾憂心忡忡地說：「中央一窮，中國就要分裂。」
中央每次施行宏觀調控，都要面對地方幹部的抵制情緒。最近升任副總理的姜春雲，兩年前擔任山東省長時，即曾對朱鎔基的金融調控手段發飆：「無論如何，發展經濟是根本，如果把錢都抽走，我們還發展不發展？不要動不動就是地方主義。」
「三亂」之風(亂集資、亂漲價、亂攤派)也令中央頭疼不已。
五月下旬，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在北京「全國科技會議」上抨擊，當物價上漲的壓力持續增加，「一些地方」仍大量開辦基礎建設項目，使通貨膨脹益形惡化。
新華社報導指出，中共國務院基本上並未批准新的大中型項目，但是某些地方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依然經由「亂集資、亂漲價、亂攤派」，大量興辦基建工程。結果是今年前四個月，新開工的國有單位投資項目達八千三百二十五個，投資規模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五十三以上。中央從一九八二年起就嚴格禁止這種現象，成效一直不彰，因為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制止「三亂」，而地方政府向來正是製造三亂的根源。
除了向中央抗衡，各地區之間行使地方保護主義也破壞了整體市場的統合。 儘管一九九０年中共國務院曾明令禁止地區間封鎖市場，但各地「安內攘外」的作風仍時有所聞。許多地方自設藩籬，行使「土政策」，保護本地資源與市場，例如，東北某些地區不許購買外省產製的柴油抽水跺，吉林、遼寧、湖北、河南的某些縣市規定，只准購買本地產的啤酒、白酒、洗衣機、自行車與彩電；西南某些省份正面表列十九種產品，限制到外地採購；新疆禁止進口的產品曾達四十八種之多。
在資源管制方面，除中央規定的指令性計畫數量外，許多地方政府強調原料由本地加工，不願向外調撥；山西的煤、新疆和河南的棉花、遼寧的鋼材、黑龍江的大豆等等，均有管制。各地方寧可把原料留在本地加工，即使加工後附加價值比不上外地，但畢竟「肉是爛在自己鍋裡」。
為此，許多地方重複投資外省已有的生產設備，上中下游加工業一起搞，造成小廠林立，最有名的案例是各縣紛紛開設啤酒廠與捲菸廠。「江西的菸葉如果賣到上海加工成高級香菸，附加價值每公斤一百五十元，但那是上海的；本省加工，只有利潤六十元，但這是自己省內的。」四川省一位企業界人士舉例說。
不講「地方話」難當選
高豎貿易壁壘的同時，地方政府為增加財政收入，有時甚至違反中央法令，自行圈地大搞經濟特區，自訂優惠政策，以吸引外資。河北滄州地區一位地委書記在招商時，大剌剌地說：「凡是特區有的，我這裡全有；凡是特區沒有的，我說了算！」一九八九年，廣東省甚至不理會國務院有關「治理整頓」的規定，公然放鬆對鄉鎮企業的各種限制。
今年四月底，四川省人大常委會通過「台胞投資保護法」的實施辦法，給予台商「省民待遇」，在居住旅店、搭乘飛機車船與安裝私人電話等方面，享受與四川省民同等的費用，甚至對企業利得人民幣再投資的，給予外資待遇；這些都是中央法令中未曾見過的。其他省份中也少見。
台灣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張雅君指出，大陸各地政府不僅對本地的影響力超越中央，對中央的影響力也日漸增強，大有「地方包圍中央」的態勢。
「六四」事件後，大陸經濟緊縮，鄧小平於九二年南巡發表講話，許多南方地方政府也順勢紛紛擴大宣傳，表態支持加速改革開放，結果迫使中央政府順從這股風潮。有人認為這是鄧小平的「思想北伐」，猶如當年毛澤東在上海發動文革，而地方力量之重要微妙，由此也可見一斑。
中央不只在政策上經常受到地方的挑戰。現在即連人事問題也無法再完全掌控。
比較突出的例子是九二年浙江省長選舉，中央提名的現任省長葛洪升連任失敗，而由排名最後的副省長萬學遠當選。貴州省長王朝文雖是中央的「乖乖牌」，但競選連任時被省人大排除，由副省長陳士敏當選。上次地方首長換屆選舉中，黨中央提名的河南與安徽副省長候選人都落選，而由地方人大代表連署推薦者獲勝。
現在每逢「差額選舉」，不站在地方利益觀點、不講「地方話」的黨提名候選人，都很難有出線機會。
此外，中共自六０年代起實施的黨政領導幹部人事交流，現在也受到很大挑戰。許多地區和部門「幹部調不出、派不進」。一九九０年應換屆的省級黨委，十二個省份中仍有五個沒有交流。以廣東省為例，省級幹部大都與當地淵源極深，而中央好不容易才將前省長「南天王」葉選平調到北京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但他一年中多數時間仍住在廣東。
中共在十四大後，特別將一些在地方改革開放有功的幹部上調到中央，一方面借重其經改長才，另方面也不無瓦解在地勢力、消除諸侯經濟與地方主義的用心。「六四」之後，中共實施幹部迴避制度，規定本籍幹部不得出任地方黨政主要領導人職位，也出於擔憂地方勢力過度膨脹。
但具體分析，避籍制度只在縣長級實施較完整，其他各層級則不然。像山東、四川、廣東、福建等大多數省份，省長仍由本省人士出任。而不論是否本籍人士，地方官必然照顧本地利益，與中央討價還價，爭取地方權益。
一統的社會心理仍在
改革開放後，在「一切為發展」的大前提下，大陸中央與地方探索著兩者間的平衡點，十六年來，地方的自主意識與能力顯然遠大於往昔，「諸侯經濟」也成為海內外的關心焦點。然而，若就此論斷大陸將由「諸侯經濟」走向「諸侯政治」，並導致分崩離析，則可能失之偏頗。
「中國的政府是個深奧的、有作為的集團，一旦發揮起來，很有凝聚力。」一位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道。「目前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比以前微妙、是有矛盾，但並不是不可調和，也不存在危害性。」
更何況，作為長期統治十二億人口的集權政府，大陸中央仍牢握著好幾項法寶。
北京大學教授陳鼓應指出，除了加強意識型態教育，中共透過地方黨部支配各級政府依然十分有效。在經濟面，如利稅分配或政策優惠，時常見到地方與中央辯論，但在政治面或軍事面，仍未見割據主義。五０年代，中共中央整肅霸據東北的高崗與稱雄華東的饒漱石、撤銷六大行政區、軍頭上調，就在防止地方割據化。
目前大陸的七大軍區與省級區畫並未重疊，駐紮各地的軍人幹部多為外地輪調，加上軍政幹部均有任期制與輪調制，要形成軍閥割據並不可能。何況各軍區後勤、人事、軍令系統仍由中央掌控，很難與地方掛勾。此外，目前中央已建立快速打擊部隊，任何地方如有不穩，除了政治溝通外，仍可以武力制壓。
平時中央有統一指揮的安全、公安及人民武警系統，新華社駐在全國各地的記者也有兩套人馬，一套發新聞，另一套發內部參考資料，中央可藉此嚴密掌握各地民情。
四川省長蕭秧則指出，中國近代從鴉片戰爭以來，戰亂頻仍，尤其民初軍閥割據，加上列強在中國割讓租借與畫分勢力範圍，都讓人民支持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央政府，因此「地方割據或藩鎮政治是不得人心的」。由於改革開放需要因地制宜解決經濟事務，中央必須向地方分權讓利；也由於地方向中央爭權爭政策、地區間彼此競爭，導致地方本位主義興起，但這或許是經濟發展摸索中的過渡現象。
大陸現在正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許會逐步在中央與地方均權問題上找到平衡點。許多政治觀察者預測類似美國聯邦制的模式會出現，果真如是，那必然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聯省自治主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