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不論是研考會，或其他民間所做的民意調查，基本上都顯示民眾對於政府，特別是對中央政府的施政，大都是很肯定的。可是，為什麼專家學者和大眾傳播媒體對於政府的批評比較強烈？這裡面是否有所謂「認知差距」？
答：根據研考會從民國六十七年到現在所做七次大規模、全台灣地區的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大都維持在七五%左右。這項比例從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證實：就是執政黨在歷次選舉中均得到七０%左右的選票。至於得票率比滿意度稍微低一點，這是很正常的。
傾向於「領導輿論」
至於學者或大眾傳播媒體所反應出來對政府的．滿意度比民意調查結果要低，這裡牽涉到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學者、媒體或民意代表的意見，是反應民眾的意見？或是他們有自己的意見？這是政治學裡一個很基本的問題。一派學者認為民意代表及媒體應該是面鏡子(Mirror Concept)，應該忠實反應民眾的意見；而另外一個觀念則是「領導輿論」的觀念(Leadership Concept)，這派學者主張媒體及民意代表要「領導群倫、為民表率」，換言之，民眾知識有限，可能不瞭解，所以做為一個民意代表、知識份子，有義務教育民眾，引導民眾。在我國的政治文化和傳統中，我看後者的傾向很濃厚。
問：可不可能這樣來說－－這些專家可能比一般老百姓看得更遠、更深、思考得更週密，因此要求比一般老百姓來得嚴格，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批判就比較苛刻？
答：也許可以這樣解釋。因個人在國內外的研究與體會，一般來說民眾通常比較保守，對政府基本上是支持的；而學者的批判性較高，與他們資訊較多，看得較遠，自然有相當關係。在現代社會中，學者、民意代表、大眾傳播界是所謂「監督者」(watch-dog)。
深思熟慮或表達自我
不過學者在提出批評的時候，應分清楚他到底是以一個公民的身份發言，只是表達個人的感受或關懷；或是以學者專家的身份站在學理或資料的基礎上講話。
以個人的體驗，在這所謂轉型期的社會，大家都在摸索，在適應。有時候學者專家講的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有時又像只是代表一種意見甚至只是感受；有時又覺得他們在探討、判斷各種情勢演變的方面，希望把自己放在比較有利的媒體的形象地位上，這樣便可能影響到他對問題看法的超然性、中立性，不過這些都是人情之常。
問：如果說今天我們的媒體，或學者專家對某問題產生意見後，要經過什麼樣管道，政府首長才能夠瞭解真正的意見，誰跟首長們報告？
答：我願意從幾方面回答這個問題。先談政府，現在各級政府都相當重視民意。反映民意最具體的首推各級民意代表，如立法委員、省議員等之質詢。以行政院來說，除依法答覆立法委員之各項質詢之外，行政院研考會還將歷次會期之質詢與答覆資料輸人電腦，一方面支援決策，另一方面也作追蹤管制之用，以確保民意落實在施政之上。
從輸入到輸出
其次在執政黨的管道方面，黨是產生政府政策的來源之一，除透過全體黨員代表大會以溝通黨員之意見外，還有每週三的中常會所作成的決議，對政府部門施政而言，都是重要的「輸入」。
至於學者或媒體的意見，雖不像立委質詢或黨的決議產生那麼大制度化的影響，但一樣受到政府的重視。
以現況來說，學者的意見大都藉由大眾傳播媒體－－報章雜誌、新聞廣播等來達到建言的目的。這些意見和看法，新聞局每週都會彙整後提供給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參考。據本人瞭解，各部會首長也都很注意媒體的反應，幾乎每一部會都有自己的剪報系統。不過，我認為做為一個現代政府之首長，只依賴剪報終究有限，應該把觸角伸得更深、更遠、更廣。
我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擔任國家研究員時，透過與同事的聊天，有機會瞭解到美國政府中的幕僚人員為總統及高級首長準備資料的情形。他們除了提供報紙反應之外，還要將專業雜誌、期刊、學者的研究、以及各智囊團的特別報告，都加入蒐集分析之列。至於政府各有關部門的報告更要摘要陳閱，可說是相當廣泛而周延。
從美國政府的例證看來，我國政府各部會首長不應該只看剪報；而要超越剪報，看看專業性的雜誌、國內外重要媒體的反應，這樣才能真正對一個轉變中的社會，擬定廣泛的政策。
批判標準不相同
問：外國媒體對國內各項發展，尤其經濟發展，以及最近的政治改革都給予正面的評價；而國內的媒體及學術界卻對政府有相當嚴厲的批評，而且這些批評並沒有因政府的改革而減少，為什麼？
答：造成這個差距的原因，可從以下四方面來看：第一，國外的媒體基本上認為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目前還是處在一種非常時期，要面對海峽對岸共產政權武力犯台之威脅，同時還要處理本身在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來推動民主政冶已屬難能可貴；而國內呢？則認為各項改革與開放措施是理所當然，因為大家總覺得社會繁榮、民生樂利，開放是應該的。
第二，根據個人去年十一月奉派出國考察英美政黨政治及接見國外媒體記者所得的瞭解，他們多半拿我們的政情和其他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相比較；而國內學者及媒體多半把我們和英國、美國及歐洲等民主先進國家相比。於是國外的媒體認為你們中華民國政府台灣地區能在其他國家(如：菲律賓、韓國……等)發展民主的過程中遭遇各種困難的情況下，有今天的進展已經很不容易了。而國內呢？尤其是學術界，總會以英、美、歐洲等民主先進國家作為比較的基準，因而產生「為什麼別人能，我們不能」的質疑和批判。
第三，是距離的問題。從國外看我們是「見林不見樹」，換句話說，是整體的看；而我們自己呢？則看得很仔細，不只是見林、見樹，連樹枝、樹葉、樹皮，甚至葉脈、花蕊都看得一清二楚，看得這麼細，意見自然就多。
愛之深，責之切
第四，就別的國家來說，我們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動靜在整個國際社會中，不過是諸多問題裡的一環，因此他們的關注之質、量與持續度自然較低，而我們自己就不同了，畢竟是自己的國家，所謂「愛之深，責之切」，我們都希望它好，還要更好，自然會把標準訂得比較高，這乃是無可厚非之事。
政府部門在處理這些負面反應時，應秉持「不卑不亢」的態度，一方面不需要有太強的防衛性，只在必要時出面澄清，以正視聽即可。另一方面則需積極而審慎地考量各界所提之土暈，若屬專業性、建設性、真正觸及問題核心且具有實質性的建言，則政府部門應認真地處理並化為實際的政策作為。換句話說，政府要有自信、要虛心、還要識貨，更要有作為。
問：你是政治學者，一直很關心我們老百姓投票的行為，去年十二月份的選舉給我們一個感覺：就是候選人的黨籍－－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也許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這個人所代表的是溫和、理性的現象。你有什麼看法？
答：這是很好的問題，西方國家曾做過研究，探討(一)候選人本人；(二)政黨；(三)政見這三個因素何者對投票行為影響最大。根據美國學者的研究，這三個因素中，還是以個人的影響力最大，而且知識程度越低的選民越傾向個人的魅力，知識程度較高的人則傾向於政見或政黨取向。台灣情形也差不多。
我們在七十四年十二月所做的第六次現代化調查，發現選民自認為投票支持一名候選人時的主要考慮因素：屬於候選人個人條件是五六%；屬於政見的是三一．六%，屬於政黨的是七．八%。但是，當我們把選民所屬政黨與投票相關連時，發現政黨還是影響投票的一個很大的因素。國民黨員投國民黨的比率就非常高，在八０%以上。由這個角度來看，選民自認的影響自己投票行為的因素和實際有影響的因素並不相一致。一方面選民認為個人條件很重要；另一方面對屬於國民黨的黨員而言，黨籍事實上對投票有相當大的影響。
問：那麼說，如果把比重考慮進去的話，關鍵便不是黨派，而是個人條件和政見？
答：進一步分析，就個人條件而言，認為候選人辦事能力是重要因素的佔三五．五%，對地方貢獻佔三四．二%，品德佔一五，四%，學識佔五．八%。
政治革新的背景
就支持國民黨和支持非國民黨的因素分析，結果發現支持國民黨的選民，最重視的是黨籍，其次是政見；支持非國民黨的選民，最重視的是個人條件或政見，這中間有這一個差距。
問：能否談一下國內近來政治革新的背景？
答：政府近來採取了一連串開放改革的措施，例如開放組黨、解除戒嚴等，其實都是經過十年以上的長期蘊釀與籌畫，方才水到渠成的。本人於民國六十五年九月進行政院服務，在六十六年時，蔣院長就指示研考會應對政黨問題加以研究。本人根據指示，做了初步的研究。後來，當時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先生，根據蔣院長，也是蔣主席的指示，成立了一個四人工作小組，其中包括現在的郭哲副秘書長(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許大路主任、已經逝世的羅才榮先生，以及本人，專門研究政黨政治的問題。這些研究結果，都已簽陳上級。在民國六十九年研考會委託學者做了一個大型研究，比較十五個國家政黨的運作情形。再以最近來說，去年執政黨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前，本人也曾參與中心議題之草擬作業，當時我們已將現階段所可能遭遇之問題，逐一納入考慮，並根據過去所作的研究加以規畫。全會之後，蔣主席復進一步指示由十二位中常委組成小組，針對各中心議題深入研討並擬具對策，當然，前述問題亦包括在內。因此，可以說在去年四月初，整個未來發展方向可說相當明朗，到了六月，關於戒嚴今的解除，人民團體組織之規範等，均已有具體之方案，八月中旬，實際上已經定案了。剩下來的只是發佈時機與方式的問題。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瞭解，其實規畫是一直走在前面，而且一直在進行當中。
有計畫的發佈方式
所以本人認為現階段之政治革新並不是突發的，若說國民黨是被逼出來的，這我不同意。事實上，早在客觀的環境還沒成熟之前，執政黨及政府即已著手規畫這些改革。至於戒嚴法方面，有關部會對戒嚴今的解除，老早就已經加以研究，絕非在未經深入考量下，說解嚴就解嚴的。
問：解除戒嚴今的宣佈，是總統接見華盛頓郵報凱瑟琳．葛萊姆時宣佈的，有些人認為這麼重大的情況下，為什麼把這機會給華盛頓郵報－－當然它可以到全世界，因為這本身有新聞價值－－為什麼不在很重要的文告裡，或國家紀念日時官佈？
答：發佈時機及方式的選擇，自然是經過衡酌的。不過儘管有些人認為發佈的方式尚可商榷，我們不得不承認，以這種方式來宣佈，所產生的國際媒體效果是很大的。而且根據本人親身的體會，這使華盛頓郵報或新聞週刊對我們的基本態度都產生一定程度的改變，這是一種收穫。
問：現在常感覺到政治的考慮，往往影響到經濟的決策，換句話說，政治的因素好像過份干預經濟部門，你認為這個現象合不合理？
答：一般而言，國家越民主越開放，所謂政治性的因素就會越影響政策。而在過渡性社會中，政冶層面的因素對其他方面的影響最大。一個關閉的傳統社會，行政的官吏就是一切，他的決定就是一切。沒有所謂意見團體、傳播媒體，或是學者－－學者和官僚根本在一起。而一個很成熟很穩定的社會，行政都是根據具體、科學的論據，這種情況下，即使民意代表或學者，他們發表意見量不是很多很頻繁，但素質高，對政府的決策產生良好的影響。
整體的考慮問題
在過渡性的社會情形如何呢？一方面，很多人受了教育，能夠表達意見；另一方面，很多人想知道不同的意見，因此產生很大的媒體市場。而媒體市場談什麼？很多是談政治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在政治層面所受的壓力越來越大。但是，說政府是不是凡事都做政治的考慮？這一點則不一定。比如說在財經問題受政治的影響方面，以我的體會，關鍵性的、影響國家整體經濟的這些問題，政府不輕易因外界的政治壓力而改變政策；至於屬於地方性的、獨立性的問題，則政府有時就要考慮政治層面的因素。不過我不是財經方面的專蒙，我的回答只是印象性的。
我提個觀念，將來和現在，我已經感覺到，把政治和經濟的層次做二分法的分析，恐怕是不太實際。據我瞭解，現在經濟又走回頭到政治經濟，而很數量化、非常科學化的分析法現在好像並不是最流行。
本人雖然受政治學的訓練，可是因在政府多年工作，不知不覺地變成一個自修的、對經濟方面有一層瞭解的人。我相信目前財經官員瞭解，他們處理問題時，不能孤立來看，必須考慮更廣泛的層次。所以說經濟的問題要考慮非經濟的層次，非經濟問題要考慮經濟的層次，比如：工業問題、汙染問題，必須考慮民眾的反應；政治方面、社會方面，比如社會福利，這種問題看起來是社會問題，但必須考慮經濟或財政的層面。
問：政府的一切革新都離不了公務員，而要讓公務員全心全力的工作的話，一定要給予相當的條件，工作條件之一就是合理的待遇。對建立合理待遇，和建立公務人員的自尊，你對這方面有什麼看法？
答：任何政策都需要人來規畫、人來執行。因此要有現代化的政府，就必須先有現代化的公務員。
待遇結構需要調整
談到公務員的待遇問題，記得本人初到行政院，參加第一次院會，有機會聽到當時的待遇報告之後，就發覺這樣的待遇結構，恐怕需要改進。其問題包括以下兩方面：
第一，最高與最低層之間的待遇差距問題：根據「公務員俸給法」的規定，法定差距應為五倍，而現行之支給俸額差距顯然還有一段距離，所幸在俞院長主持下，邁向上下五倍的待遇差距已成為本院的一項既定政策。
第二，中層公務員待遇偏低問題：所謂「中層」公務員是指六至十二職等之間，這批公務員具有一定之專業能力與行政經驗，可以說是整個公務人力之中堅，因此這個階層的流動率越低，對行政機關效能之提升越有助益，但以目前的薪資結構來看卻不盡如人意。
中層公務員負擔的責任較低職等公務員要來得繁重，可是這並未反應到薪資差距上，加上私人企業相當階層(如科長比經理、司長比總經理)的薪水又遠高於此，因而造座道一階層的低士氣與高流動率。
有人說：公務員應有犧牲、奉獻的服務精神，不應過於計較待遇，我認為這種說法不盡合理。坦白說，在現代社會中人才有人的市場，同時，人才也有「擇木而棲」的權利，因此，在不合理的待遇結構之下，希冀以抽象的誘因，吸引人才留在政府機關，的確是有所困難。
研考會曾做過「改善軍公教人員待遇之研究」及「公務人員離職因素之研究」，在這兩項調查研究中均發現：年紀輕、學歷高的公務員傾向贊成拉大差距，主張採取績效待遇制度；而年紀大、學歷低的，傾向反對拉大差距，並主張生活補助制。此外，在最近的公務員離職研究中發現，每年有七千多位公務員離職，而且屬年紀輕、學歷高的，其離職率亦高。由此，，使我們聯想到一個嚴肅的問題－－究竟我們的政府機關要留住的是怎樣的人？我們所採行的低待遇政策是不是會造成公務人力的反淘汰？
當然，談到政府機關的攬才與留才，待遇並非唯一的左右因素，但本人在此要強調的是，不能讓年輕優秀的公務員沒有展望。我們的起薪可以不高，但層級數要多，讓公務員有晉級的成就感，並且在晉級的同時，亦獲得實質的報酬。
一流人才做公務員？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公務員的尊嚴。前面提到要提高待遇、加大差距，此外，要暢通人事管道、促成學術界、企業界和行政界的人才交流 ，但是這些終究是消極條件－－一流的人才肯不肯進政府機關的關鍵？恐怕還是要看公務員有沒有榮譽和尊嚴。
根據個人延攬人才的經驗，要請一位學者進入政府機關是很困難的事。學者也許對低待遇短期內還可以忍受，但對於一般大眾傳播媒體及民意代表對政府官員批判的態度，卻很難接受。這就牽涉到公務員的尊嚴及形象的問題，如果社會大眾及媒體人士不能體察到公務人力素質日漸提升的事實，而一逕以「刻板印象」或少數例外情事，全盤否定公務員的價值，或是仍然「習慣性」地批評公務員，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事實上，以研考會從事行政革新為民服務考核所得之資料顯示：公務員，尤其是基層公務員的素質與服務績效的確在不斷改善之中。
（藍淑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