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現在放在歷史上比較，清朝末年新政以後中國的變化和現在的情況很類似，很多香港、台灣學者把「六四」和戊戌政變相提並論，認為鄧小平是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其實「六四」和戊戌可比之處很少。「六四」知識分子對民主的要求，跟戊戌知識分子的要求類似點很少，但是「六四」以後的社會變遷和戊戌以後的社會變遷，卻很相像。
戊戌政變兩三年以後出現庚子事變，知識分子體認不改革就要亡國，所以當時出現全面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清政府雖沒有撤銷對康梁的通緝令，但基本上接受他們提出的一些想法，把西方的民生制度和市場經濟作為模仿目標，這是新政以後的大變化。
一九０一年新政以後就很像鄧小平南巡以後的局面。中國出現兩個大變化，一個是整個社會現代化模式轉向以市場經濟為主導，民間經濟大發展，現代城市發展起來，中國二十世紀現代化最快的兩個階段就是這兩個時期。新政後，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也出現流民潮。經濟的高速發展，必然伴隨各地方的差異，出現地方和中央利益的不均衡，所以那時也是中國地方主義大擴張的時期，出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二十世紀末的現在也是如此。
中國原來的專制是建立在官方意識型態上。要講究大一統，和市場經濟轉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由官僚機構來推行市場經濟改革，一定會有官僚腐敗、會出現地方的離心傾向。
新政和「六四」以後社會發展相似之處是經濟發展快速，快速發展後面也含體制性的政治結構跟經濟發展的矛盾，比如官僚機構腐敗。地方主義的問題。清朝這個矛盾愈來愈激烈，慈禧太后雖然搞改革。但她不放棄意識型態的權威，就像鄧小平的四個堅持一樣；另外中央絕對控制地方權力，不願意讓權。清朝想用大一統王權方法統治，結果亡於辛亥革命，這是亡於地方爭權，亡於中央和地方的離心傾向。
中國社會的整合是建立在意識型態上，皇權意識型態瓦解，社會要走向現代，只有建立憲法權威，但中國憲法的權威一直沒有建立起來，因為權力源自於憲法的觀念跟中國傳統意識型態產生很大衡突。清王朝現代化沒有建立穩定政治秩序，是因為沒有把政權合法性基礎從意識型態轉到憲法上。
現在中國的局面是經濟發展和原來政治體髓完全不適應，同樣面臨政治體制合法性究竟是在憲法還是在意識型態的問題。中國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這個系統是不夠穩定的。現在是關鍵時刻，這個轉型期對中國以後發展很重要。
我們可以吸取清朝新政的歷史教訓，這樣對在轉型的中國社會將有比較好的結果。現在中國意識型態正在瓦解之中，是中國活力所在，沒有意識型態的解體，就不會有經濟大發展、觀念大解放，但這也帶來政權合法性危機。價值觀念喪失，有道德重整的危機。
(蕭富元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