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說：二○○五年，遭受到祝融之災的茂迪工廠，左元淮當時忙著安慰家屬以及善後，努力盡到應盡的責任。
這場大火的後續處理，包含了刑事與法律的責任追究，身為廠長的蘇志忠是第一個被帶回警局做筆錄的關係人。他不願意牽連元淮或部屬，簽下了承擔法律責任的切結書，但是元淮知道，若是讓志忠扛下責任，無論事件以何種方式落幕，都必然影響志忠的未來，於是元淮自願成為台南地檢署公共危險官司的被告。
因為與死者家屬接洽需要花上一些時間，元淮先將重點放在處理眼前的危機。他問蘇志忠：「如果我給你一切所需的資源，你預估需要多少時間修復廠房、重新復工？」
蘇志忠回答：「三個月。」元淮再次確認：「你確定嗎？ 三個月？ 有把握的話，我就要對外發布新聞稿了。」有了蘇志忠的保證，元淮對外宣布：茂迪光電將於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恢復三分之二的產能，在年中完工的二廠加入運轉後，整體產能將比原本的產能提高二○％！
元淮一邊籌劃復工，一邊安撫員工的不安情緒。當時，茂迪內部仍然充滿互相推拖、責怪的謠言，元淮於是將全體同仁聚集在善化音樂廳，再次宣布：「沒有人會被懲處！」他同時也宣告，雖然工廠暫時停工，但是沒有人會被資遣，薪水也不會停發，他鼓勵員工利用這段期間充實知識和技能，或參與公司規劃的免費課程。
在災後的三個月危機期，左元淮還必須維持茂迪的信譽。縱使一切生產停擺，茂迪已接下的訂單仍然必須照常出貨，元淮和業務小組逐一告知客戶，現有訂單將由第三方代工出貨，然後元淮再度展開極為繁忙的出差行程。他不僅拜訪諸多重要客戶，同時尋找能為茂迪代工的合作廠商，在四處碰壁後，他找到了當時德國最大的太陽能電池製造商Q-Cells，該公司的英籍CEO承諾接下茂迪絕大多數的訂單，沒有在最艱難的時刻落井下石，或趁機哄抬價格。
雖然如此，茂迪的營收一路由二○○五年十月的五．五四億滑落至隔年一月不到一億的慘況。每個茂迪同仁都面對極大的壓力，特別是蘇志忠承擔讓公司浴火重生的重責，肩膀上的壓力之大無人能出其右。這段期間，他運用所有在元淮身邊學到的經驗，授權相關職責給小組成員並定期商討進度，另外他也和他的小組一同拆解機器、與委外的專業人士一同清洗機器，重組還可以運轉的設備，並與淑惠一同向保險公司詢問理賠事宜等，難上加難的是，蘇志忠一組人還必須重新規劃廠房的內部設計，避免往後煙囪效應的悲劇再發生。他們知道左元淮不停薪、不間斷出貨的政策，開銷之龐大，無法承受更多的耽擱，時間拖愈久，同仁的士氣也勢必愈低靡。小組成員每天晚上挑燈夜戰，總算在元淮宣布的日期前兌現承諾。
這些日子以來，日以繼夜工作的蘇志忠，在任務告一段落後才領悟到，自己能夠安然度過一劫，很有可能是左元淮在默默保護他，而元淮雖然竭盡所能的出庭辯護，仍因為CEO有著必然責任，獲判緩起訴。出庭答辯固然難受，但最讓元淮心力交瘁的，還是幫助殉職的同仁與其家屬善後，尤其這名員工有三個孩子，最小的孩子還不到一歲。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災害事件發生後，公司會給予往生者家屬一筆慰問金，略盡責任，元淮卻認為這麼做遠遠不夠，茂迪應該以更高標準的企業社會責任精神照顧員工遺孤。
面對喪親之痛，家屬一開始無法完全信任茂迪的處理誠意，可是漸漸地家屬感受到元淮的善意和實現諾言的決心，賠償金更是遠遠高於產業標準，元淮還為三位孩子規劃了一筆教育基金，全額承擔他們至大學畢業的所有教育費用。在這之後，元淮和李安與這一家人不但定期的相約吃飯，李安還會帶著孩子去看電影或去遊樂園玩。
業界難免有人擔心「高處理標準」及「賠償金遠高於行情，恐怕會成為先例」，元淮受到了不少「關注」的壓力，因此對家屬的各項承諾都只能在檯面下進行。這種低調的處理方式，可以看出元淮不是為了公司公關，出發點純粹是基於人道關懷與公司責任，直到現在，這段往事從未對外公布。
因為將茂迪視為大家庭，元淮始終以內心的直覺做為行為指南，義無反顧地前進，他曾說過：「孩子們已經沒有了父親，他們失去了那麼多，我至少可以做到不要成為他們眼中的一名惡人。」換句話說，他希望這些孩子在失去父親之後，不致於認為這世界是黑暗冷酷的，仍能抱持正面樂觀的信念。
本文節錄自：《開創新能源時代：台灣太陽能教父左元淮的傳奇人生》一書，葛斯柏著，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