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家所談的，不外是侵略者的罪行和受侵略國的苦難。至於受害者的後代以及侵略者的後代如何看上一代，似乎不成為討論與研究的議題。
猶太人的後代固然因上一代的犧牲而承受了苦難的命運，但是，在如何看上一代，又是如何自處的問題上還士較單純。做為納粹的兒女甚至孫兒輩，問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父親或祖父，則是複雜而不人道的。
不願提起黑暗過去
戰後經過紐倫堡大審，算是對納粹要犯的重大罪行做了初步的了帳。一九四九年，東、西德國分別成立之後，忙於經濟和社會重建，無暇也不願意再談黑暗的過去，只有學術和新聞界會稍做這方面的探討。
納粹一代在戰後設法不談過去的罪過問題，曾經被法國心理分析學家米卻利希(Mitscherlich)診斷為「缺乏哀悼的能力」。但在戰後成長的第一代，到了中學高年級的時候，全面接觸現代史，才面臨切身的震撼－－原來，過去他們談到的十字軍東征的凶殘、法國革命時期殺戮等等，均遠不及納粹德國製造的傷亡恐怖：光是屠殺猶太人，就幾達六百萬，兇手正是他們的父親或祖父輩。
這幾十萬年輕人知道他們的父、祖直接或間接參與了罪行，又如何看待他們親愛的父親或祖父呢？
「生而有罪」出版
近十年來，西德文藝界漸漸出現一些以討論他們的納粹父親或納粹祖父為主題的作品，如安德斯(G. Anders)的「我們是艾希曼的子女」，施耐德(P. Schneider)的「爸爸」，以及最近的電視影集「父與子」。內容都是設法掀開家庭裡的面紗，揭穿存在於上下世代間「若無其事的謊言」。
根據一位心理學家山德勒(J. Sandler)的研究，兇手的後代和受害者的子女一樣，都因上一代的加害或被害而承受身心的苦痛－－這樣的心理創傷一直會延續好幾代。 對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問題，年輕的猶太作家彼得瑟希洛夫斯基(P. Sichrovsky)幾年前作了親身的調查，於一九八五年出了一本書，是對目前住在西德和奧地利的年輕猶太人的訪問紀錄。之後，他又花了兩年時間走訪納粹的後代，於今年初結集在西德出版：「生而有罪」(Schuldig Geboren,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oln)。
瑟氏父母也曾因身為猶太人而受過迫害，遠走他鄉。一九四七年，他在維也納出生、成長，算是戰後幸福的一代。對於他為前後兩本書所走訪的雙方人物都不算陌生，在他生活的維也納城裡，從小學到大學、交往的朋友中，不乏猶太後裔，也多的是納粹後代，「他們的父執輩，也是當年直接或間接加害我父執輩的人」。瑟氏訪問納粹後代，是出於好奇，想要知道「他們心理如何承受歷史的壓力。」
可以想見，他訪問這些人時經常碰壁，因為「有些人已小有地位，擺脫了過去；有些則害怕罵到自己的父親或祖父，有些人則根本不願花這份心思。」
受訪者不願公開姓名
瑟氏訪問了四十個人，選了其中十六篇記錄成書。雖然這十六篇並不具全面的代表性，但這些紀錄組合起來，也顯示了多種的反應模式。
受訪者中，不僅有納粹高官子女，更重要的是，有一般公務員、軍人、教員及從事其他行業的人的子女。這些人，雖不是歷史上成千上萬人受害的主事者，卻是擁護希特勒及其政權的大眾代表，他們也是帝國瓦解之後，全面保持沉默的人。他們的沉默也影響了他們的子女。書中三分之二的受訪者不願公開姓名。
由於所有的受訪者都知道，訪問人是受害者的後代，所以，採訪過程中不免會有不愉快的場面。一位「納粹女兒」如今是學有所長的心理學家，就覺得自己有被作者追問「是否為共犯」之感。有些受訪者甚至反擊性地表示，作者雖然身為受害人家屬，終究比他們這種「因老爸殺人而蒙罪終生的人」好受得多。
瑟氏同時發現，受害者與加害者後代最明顯的不同，是前者不用煩惱他的父母做了些什麼，但後者卻時時「為他們父母在戰爭中可能做了些什麼」而惶惶不安。
戰後成長的第一代所看到的父母親，是戰敗的，倖存的，受屈辱的，逃亡的，被剝奪財產的人，總之，是「犧牲者」。雖然父母一代在戰後對他們的教育方式，仍殘存著權威型，甚至法西斯式的理念，但多位受訪者還是覺得，自已的父母「極其正常」，「很慈愛」，對他們「呵護有加」。
直到他們發現父母在納粹時代的真實身份後，他們才恍然覺得自已成了「父母的犧牲者」。這種發現，不啻是椎心痛擊，也完全推翻了「有幸生長於戰後」的謊言。
納粹後代面對父母當年所作所為，很少不會深深痛苦悸慟的。瑟氏的訪問對象裡，少有人否認自己父母的罪惡過去，或者存心想淡化他們的涉及程度。有些人甚至認同受害者，到以色列農場服務，以求彌補歷史上的創傷，甚至有人還入了猶太教。
無法認同父母
但不管戰後這兩代的反應如何，幾乎所有人都無法完全認同納粹一代的父母。根據弗洛依德心理分析的傳統理論，「無法認同父母」這一類心理困擾，可能導致性格的扭曲，除非他們脫離父母，或者放棄完好無缺的父母形象。有趣的是，德國心理學和精神科方面的研究，卻很少處理過納粹人物及其後代的心理經驗。雖然任何對現代德國的分析討論總少不了「納粹」這個題目，但它卻始終沒有成為德國學術界共同熱衷的「研究專題」。
心理學界顯然怕去碰這種事情的真相，因為根據弗洛依德心理學派的門診經驗，病人的苦痛通常會轉移到心理醫生身上。
應該打破沉默
一九八五年，國際心理分析學會第三十四次大會在漢堡舉行，這是戰後在德國土地上第一次討論到納粹及其後代的心理問題。這個會議，還是由一些外國學者促成的，如紐約的柯思騰伯格(M. Kestenberg)教授。「納粹子女如何看自已的父母？」就是柯教授多年來的研究專題，但是會中德籍教授的有關論文，只有杜賓根的艾克霍夫(W. Eickhoff)所提的一篇：「前納粹高級將領之女的心理認同問題」。所幸會中歸納了一項重要結論：納粹人物及其子女應該打破沉默，讓醫生治療他們的心理糾結。
因為沉默會變成潛在的不定時炸彈，就像許多受訪者對瑟希洛夫斯基表示的：納粹時代的情況可能會再重現。新生代的德國人並不認為「前輩」的沉默是對的。「他們把見不得人的垃圾掃到地毯底下去，走在上面的人會被絆跌跤」。而「絆了一跤會不會得到教訓？現在誰都還不敢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