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雖然在日本文學史上，大江是繼川端康成以來第二個得獎人，但日本人的反應和感受，卻與，二十六年前川端得獎時有很大的不同。
得獎消息一傳到日本，日本全國各大小書店中大江的書，被一掃而光。本來一位有名的作家得了諾貝爾大獎，著作立刻暢銷，應是很平常的，但大江的情況，卻並不如此單純。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川端康成在出席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前三天，曾參加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會上擠滿了各國記者，發言都是英文，川端每聽了問題的翻譯，就顯出不安的神情看著周圍的記者，頻頻垂下眼簾，像是在思考，一句話也不說，好久，才說上一句。記者和川端之間就這樣有一句沒一句地應對著。
「川端美」已成過去
對於習慣了機關槍式應對的記者，看川端的會見情景，十分驚奇且新鮮。當然有不少人表示不滿，認為「不回答」的記者會，不像話。但也有不少人覺得這就是「有異質性的東洋式問答魅力」，因而給與極高的評價。
這段插曲，正可說明川端文學得獎的理由－－把日本人心靈的精髓，用纖細的感受巧妙地表現出來，一種王朝文學的美意識，混合著神秘的氣氛，使西方人感到有種異樣的魅力。
大江得獎的理由則迥異其趣。依瑞典學會發表的書面報告，特別強調他以衝擊的手法描寫了現代人的形象。在自己創造的想像世界中，從深刻的個人描寫擴展到整個人類，也就是說闡發了一種所謂的「普遍性」。
大江文學濃厚地投射出日本戰後一個世代的總體驗；美軍占領、民主主義教育、原爆與被爆者的交流、性解放的風俗、核子時代的生存哲學，這些都是他文學的底子。
從這個意義上看，透過三島由紀夫和川端康成，歐洲的讀者對日本文學的存在，有了相當的認識，但這種認識是建立在對異質性價值的認同上。對大江卻不同，日本不再被認為是個「特殊社會」，日本人作家與歐洲作家們想的是同樣的問題，因此對大江的普遍性就有了很高的評價。
大江得獎後，媒體在搶購的混亂情勢中，向一般日本人做了各種調查，意外的是，不只普通人，連一些知識分子也並不曾看過他的書，有些人是買了書，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而放棄了。大江是東京大學畢業的，某媒體針對東大的學生做了調查，結果沒什麼兩樣。
一些冷靜的書店經營者說，即使得了獎，但畢竟內容過於生硬，一時的暢銷，不是長期暢銷的保證。因此要不要設大江專櫃，得看他今後作品的動向。
大江的文學難懂，在日本是公認的事實，他的文學常以理論、思想為支柱，故與一般人難結深緣。反之，這難解之點卻正成了其文字被國際社會認同的重要關鍵。大江是個非常用功的作者，同時也是個熱心的讀者。
自川端以後，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範圍，擴大到非西歐語圈地區，這是一個相當劃時代的進步。二十六年前的川端時代，與今日很大的不同點，即是翻譯工作的積極性。
譯文左右作品價值
日本文學中，自源氏物語開始，有不少作品在海外被翻譯，但從源氏物語到川端文學，總脫離不了一種出於維護世界古典文學的信念和對日本的神秘及異國情趣美學意識的好奇。而這次大江文學得獎的理由在於他的普遍性，故大江是不是日本人，對諾貝爾獎評審來說，反而不是個重要的條件了。
主辦諾貝爾獎的瑞典學會曾提及，大江的代表作「萬延元年的足球」英釋本名為「暗江」(暫譯)，比原名更有深意，可見翻譯足以左有作品的價值分量。
最近廿年中，日本文學向海外譯介的工作，做得十分充實。曾為諾貝爾獎候選作家的井上靖、妥部公房、遠藤周作、井伏鱒二各氏之作品自不在話下，最近在日本國內擁有大量讀者的村上春樹、吉本芭娜娜等年輕作家的作品，也大量在歐洲出現。
這些翻譯工作，並非單純為個人事業，目前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及民間財團亦有很大功勞。兩年前，作家及文化界人士，共同成立了一個「日本著作一百本翻譯會」。這些努力使日本文學能廣泛地向海外介紹，知名度加速提高，是可以想見的，而海外的日本文學研究者，也年年增加。
日本文學界對諾貝爾獎每年都抱有很大的期待，這些年來，一直好夢難成。日本一些對諾貝爾獎評選情況熟悉的專家認為，最近的諾貝爾獎已有節日化的傾向，其所特有的難題，大概不出以下三方面。
首先即是政治和文學的關係。評審評選舊蘇聯或東歐地區的作家時，常會考慮到政治的因素，反政府、反體制作品得獎的可能性較大。而評選當時的國際情勢，也相當能左右結果。此外，每年大會都會考慮到地域和國別的平衡，儘量不使得獎機會集中在某一地區。
八十年代以後，大會一改得獎集中在西歐地區的情況，阿拉伯及非洲地區的作家也曾得獎，但亞洲地區加上大江只有三個人。這結果不單是由於評選委員對亞洲文學的關心度不夠，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是諾貝爾獎第二個大難題－－語言的隔閡。
根據日本專家的看法，瑞典語當然不用說，如果作品沒有英、德、法語的翻譯，則得獎可能性極少，亞非地區的作家作品，最好能用英語寫，或是有極好的翻譯本。尤其是詩歌方面的作品，這種語言的障礙，更是明顯。
第一個難題即是文學的評價問題。日本某位學者認為作家生前得獎不大合理，因為文學是與作家的生涯有密切關係。諾貝爾獎的對象是對人類和平有貢獻的健全文學，頹廢派的文學自然容易被排斥。而評選委員的喜好，也是不可避免的。
作家拒絕被神化
對第二項難題，應該不只限於諾貝爾獎，而是許多文學獎共有的問題，要想完全避開，是不可能的。而第一、二項難題，若能借助人為力量，並非完全沒有解決的可能，大江的得獎，正是一個典範。
日本敗戰後自信喪失時期，物理學者湯川秀樹得了諾貝爾獎，給日本人留下極為強烈的印象，這印象帶來的後遺症，使日本人產生神化得獎者的傾向。此次大江得獎之後，日本文化廳立刻有授與文化勳章的打算。大江聲稱自己是戰後的民主主義者，而文化勳章是與國家有密切關係的獎，對他不合適，因此毅然表示拒受。這或許是大江突破傳統的另一種普遍意識。雖然，這種普遍意識，對世紀末日本社會的一般來說，可能是有些距離的。
(作者為旅日自由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