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彿「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歷史充滿迷思。事實只有一個，但透過不同的眼睛，卻呈現南轅北轍的詮釋。
解嚴後，「台灣學」研究波瀾壯闊，各種蘊蓄在學術底層的台灣歷史版本也浮出禁忌冰山。各方分歧的台灣史解釋，除顯示學術界對台史熱中之外，還反映出台灣歷史內含的深層矛盾。
台灣史研究這條稜線，是和台灣政治主掌平行發展的。
五０到七０年政治封洞的白色恐怖時代，檯面上，台灣史隸屬中國近代史「地方史」研究領域，一位史學家形容當時史家的任務是「替政權教官方版歷史」。八０年代政治衝破一元局限，頂著改革巨浪，學術界開始鼓吹台灣歷史主體性，台灣史成為史學界顯學。
在重現台灣史面貌時，史家難免各持己見，言人人殊，然而這些歧見，最後還是回歸到台灣定位的模糊。
「台灣史百家爭鳴，不過是統獨意識的學術戰場。」一位台灣史學者總結。
學者爭議的主要基調在於研究台灣史，究竟應該把「蕃薯」擺在中國地圖或是自己畫一張圖。僅是這個歷史座標之爭，就耗去台史研究專家的大半精力。
國史vs.地方史
七十幾年前第一部台灣專史著作「台灣通史」出版，連橫以大清帝國統治史觀溯源台灣歷史軌跡。接踵而來的史書，幾乎沿襲連橫的民族史觀，都是以現實政治解釋，將台灣歷史視為中國政權統治架構下的一根枝幹。
以中國本位史觀看台灣，台灣的開發史無疑是中國疆土擴張的一頁歷史，中國是中心，台灣在邊陲，台灣史遂成為中國五千年歷史的「邊疆史」。
戴著中華民族史觀眼鏡看台灣的學者舉證，台灣四百多年文明史是中國移民的歷史，台灣逐漸轉變為「內地化」社會，成為中國文化的輸入者，因此，台灣歷史應為中國近代史的一條脈絡。
「如果以中國架構看，台灣歷史只有四百多年。」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勝彥不以為然地說。
不甘受中國大歷史史觀的籠罩，本土意識濃厚的史學家也提出著根台灣本地的角度抗衡。
同樣用民族史觀，「獨立台灣會」創始人史明的百萬字巨著「台灣人四百年史」卻標舉著「台灣民族」的旗幟，將台灣獨立於中華民族歷史之外。
中央大學歷史所副教授戴寶村直陳，自從台灣割讓給日本後，台灣歷史就和中國切斷了，台灣島上的悲歡離合不僅和中國沒有關係，而中國在這期間的革命、內戰、戰爭等兵燹，台灣也沒有參與。日據期間，台灣人赴大陸要辦護照，台灣還有唐山「華僑」，和中國政權已無主從關係，研究台灣史應該跳脫中國歷史的框架。
主張以台灣為主體做歷史研究的學者強調，台灣在清朝就已經從邊疆環境掙脫出來，走向與中國傳統文化不同的「土著化」社會，台灣史不應臣屬在中國歷史下。史學者鄭梓深一層指出，在台灣六次政權更替中，有兩次是中央政府規模(明鄭、國民政府)，台灣史並非地方而是國家的格局。有人甚至要求台灣史應當作「國史」而不是「地方史」處理。
歷史學者張勝彥則主張以世界歷史的視野看台灣。在舊石器時代(約兩萬年前)，台灣就已經有人類居住，並且是南島語族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加上世界各外來文化沖刷，「台灣是世界歷史的輸出者，]是輸人者。」張勝彥研究。
不同鏡頭看歷史，拍攝出的歷史人物面貌也各異其趣。以第一個在台灣建立漢人政權的鄭成功為例，他究竟是「復台」還是「創台」，史學界的用詞就不能統一。
站在台灣觀點的學者認為鄭成功「攻占」台灣，殘酷對待原住民，是外來政權。以中國架構立論的學者則力陳國姓爺驅除荷蘭人，「收復」台灣。是「民族英雄」，抑或「侵略者」，鄭成功似乎還沒有蓋棺論定。
另一方面，幫助清朝滅鄭、納台灣入清版圖的施琅，在統治者寫的史書上是「統一」英雄，但某些台灣史學家罵他出賣台灣，是「台奸」。
忠奸義利不辨？
對於台灣近代歷史人物的忠奸之辨，史學界爭論尤其激烈，甚至演變成不同的流派之爭。日據時代的親日家族在光復(有些史家堅持用「降服」或「占領」)後，受國民政府重用，是「愛國忠良」；但抗日知識分子則遭到打壓，成為官版歷史的「叛亂分子」，「忠奸義利 不辨，台灣史爭議就不能停止。」一位史學家為此憤憤不平。
歷史總是這樣，勝王敗寇，史書是由統治者執筆。但流亡日本四十餘年的台獨理論家史明不滿地指責，台灣四百年始終受外來者統治，史書都是站在統治者觀點為政權說話，並沒有站在台灣立場為土地說話。
「不容歷史盡成灰」，為有別於官方版歷史，史學界陸續公開其他歷史版本，碰觸過去視為禁忌的歷史事件。塵封已久的二二八事件於是從歷史記憶中出土。
怎樣看二二八，又讓史學界吵不休。一些持中國史觀的學者評論，中國歷史上較二二八慘烈的鎮壓比比皆是，「二二八不過小巫見大巫」。但強調台灣主體的台灣學者鄭梓駁斥，二二八是台灣史上讓台灣歷史、感情和中國斷裂的一樁大悲劇。
史學爭議還延伸到敏感的主權話題，台灣主權究竟屬於哪個國家？台灣是「化外之地」還是「無主之地」？
歷史課本上昭昭然明言「台灣自古以來隸屬中國」，除了荷據、日據不到一百年外族占領的時間外，台灣一直是中國版圖，是中國的「化外之地」。
但，本土意識濃的史家不忘提醒，連大清皇帝都說「台灣本非中國版圖，……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之地」，足見台灣原無主權國，都是被外來政權強行占領。
日本史學者司馬遼太郎從日本史觀出發，認為台灣是「除了原住民以外，十七世紀以來，渡過了由海上難民成立的無主之地」。因此台灣是沒有主權國的蕃地。研究日據時代原住民政策的政大日語系副教授藤井志津枝則駁斥，這是日本用西方帝國主義理論曲解台灣的主權歸屬，以合理化其侵略化外、無主之地未見定論，又牽扯出台灣史上政權的「內外之辨」。
李登輝總統曾公開直言，國民政府也是外來政權，本土史學者深有同感地說，台灣從沒有從本土而生的政權，一部台灣史都是外來政權殖民剝削史。然而，站在中國架構看歷史的學者則堅稱，明鄭、清朝、國民政府都不是殖民政權，都是漢民族的本土政權。
那廂切切強調，日據時代的台灣人都有認同中國是祖國的情懷。反對的這廂駁斥，在清朝，台灣人有原鄉認同，但日據時代則早形成「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鄉土意識，祖國情懷是虛幻空無的。
深入眾說紛紜的底層，解釋台灣史出現的矛盾，無疑是史家主觀情感的投射。
是爭政治，不是論學術
「台灣史爭議的根源在認同，不是學術。」世新傳播學院講師李筱峰剖析，認同差距影響史家治史的史觀。逢甲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鄭梓坦承，台灣史受制於其不斷政權變化的屬性，難脫意識型態的牢籠。
雙方鑼鼓爭鳴，台大歷史系副教授吳密察則一語中的地點出，「所有台灣解釋權的紛爭都是政治因素。」他激動地批評，過去台灣史種種說法都是為某種政治立場而論述的「作文比賽」。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李國析遺憾地說，學者研究台灣史太過狹隘，是內部在鬥來鬥去。有些爭論點到最後甚至繞在鄭成功有沒有鬍子、鬍子有多長等芝麻瑣事上。
爭端的戰場也不只在學術舞台，還蔓延搶食人事、預算的資源分配。各大學歷史系台灣史教師只占師資比例的十五分之一。但研究中國史或西方史則占有大部分資源。
台大歷史系副教授吳密察因此痛陳，稱台灣史為顯學是一種假象，因為研究體制尚未建立。從需求面而言，台灣史的確炙手可熱，台大大一新生中有五分之一選修「中國近代史」中台灣專史，然而全歷史系三十名老師，只有兩個教授台灣史，在供給面，台灣史專家仍顯不足。
而史料資訊難以取得，使研究台灣史愈益艱困，省文獻會檔案室只有少數學者得以進入，不准影印史料。教育部預定後年在國中小學增設台灣史課程，如果不調整分配資源，台灣史研究肯定是「供不應求」。
專研二二八事件的鄭梓則從台灣史結構特性探究，台灣史解釋難定一尊，深層結構在於「台灣歷史的屬性」。
台灣過去四百年歷史，政權來來去去，已經換過七面國旗。而歷史解釋權都握在統治者手上，反抗者為反制官方版所提出的史觀，也還是陷人從現實政治出發的泥淖，「說來說去，還不是在宣傳自己的意識型態？」研究台灣史二十餘年的學者不滿地說。
出版二十六本台灣民間歷史研究書籍的莊永明點破，研究台灣史不應以政權轉移的政治解釋出發，應該用民間史、開發史看台灣變遷，台灣史才有連貫性，而不是不同政權的「斷代史」。
有助凝聚族群
過去為統治者立場寫的歷史，曾經產生許多迷思，捏造吳鳳為致力漢番和平共存、遭原住民砍頭而壯烈成仁的神話，顯示持政治目的解釋台灣史的謬誤。學者憂慮，台灣史研究也將因政治立場的不同，製造出新的迷思。
歷史學者巴特飛爾德(H. Butteefield)曾為文提醒，歷史很容易為政治服務，淪為統治者或反抗者的宣傳工具，史學家在闡釋昨日歷史時，也傾向加注今天的信念。除非有嚴格的自制力，否則歷史將非常危險，「盡信史不如無史」。
然而台灣不能無史，經由政治力量推波，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終於成立，確定台史研究的主體性。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張炎憲肯定，在台灣國家定位未清楚之前，台灣史仍會充滿爭議性、批判性，但台灣史的茁壯，將有助於創造屬於台灣的台灣學和文化。
歷史能掌握族群集體意識的流動，在政治立場的執著外，若能理性看台灣史，台灣族群的集體自我(Collective ego)將因瞭解本身歷史而更凝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