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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的近憂與遠慮-必須從清除投資障礙著手

文 / 高希均    
1994-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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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的近憂與遠慮-必須從清除投資障礙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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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根在投資不振

對當前台灣經濟及它的走向,工商界人士悲觀的多,樂觀的少。我的基本看法是:

微觀台灣經濟,有近憂;因此,大小企業全是「無商不艱」。

宏觀台灣經濟,有遠慮;因此,財經官員全是「憂心如焚」。

經濟處方也許有止痛藥,但從來不會出現沒有後遺症的特效藥。如果政府部門真要治本,那麼拿出大魄力、劍及履及地全面改善國內投資環境是一帖良藥。當前經濟問題的根源之一在於投資不振,特別是製造業投資不振,這點也正是新任中央銀行總裁梁國樹所強調的。

在近憂與遠慮之中,讓我們先不要失去信心。

從總體指標來看,一九九三年的台灣仍有值得驕傲的紀錄:

.有全世界數一數一,的外匯存底(八三六億美元)。

.有全世界排名第十三位的貿易總額(一、五二0億美元)。

.有全世界排名第二十位的國民生產毛額(二、二0一億美元)。

.有全世界排名第二十五位的每人所得(一0、五六六美元)。

.為全世界失業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一.四五%)。

(二)陷入全面困境

可惜,在今天的台灣:維繫社會公平的財富分配,已險象環生;維繫社會安定的族群共識,已被扭曲利用;維繫台海平靜的「一個中國」政策,已經曖昧鬆動;維繫台灣經濟優勢的生產因素,已亮起紅燈,台灣社會己陷入全面困境。

正就在這個一個背景下,半年以來的經濟指標已經提出了一連串警告:

.與亞洲九個主要經濟競爭對手相比,台灣今、明兩年的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排名第七,略高過香港與菲律賓。

.今年一至六月下旬的出超額只有三十四億四千萬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衰退了三成五。

.雖然第一季民間投資略有回升,但第一季製造業新設工廠登記額與原有工廠增資額與去年同季相比,則分別減少了近三成與六成。

.製造業投資年增率在一九八六年曾達三六.三%,次年降為一九.五%,至一九九0年更跌入谷底,僅為0.一%;後經政府推動振興經濟方案。略有起色,在一九九一年為七.三%;一九九二年為一0.七%。

.因財政困難,公共投資也大幅下降,將連續第二年出現負成長。

.對外投資則暴增,八十二年對外投資總額達十六億七千萬美元。

這一現象,尤其投資減少,來自經濟因素少,來自非經濟因素多。

(三)困境主要來自非經濟因素

傳統的經濟理論告訴我們:當其他因素不變時,投資的多寡隨預期利潤而定。目前的情況是,「其他因素」在劇烈地變壞,尤其非經濟因素的干預愈變愈惡劣。

過去我們認為影響投資的非經濟因素是指:勞資雙方的爭議、環保與設廠抗爭、治安的惡化、泛政治化引起的不安、新立法之難以通過。修法之難以配合產業發展等等。

現在,根據天下雜誌的「外商投資意願調查」(詳見四月號),進一步發現,還有其他五個非經濟因素不可忽視:行政效率低、生活素質差、社會秩序亂、基本建設弱、金權與暴力介入選舉。

(四)設立「改善投資小組」

如果「近憂」來自非經濟因素影響投資意願,那麼,「遠慮」來自「台灣優勢」的喪失。「台灣優勢」的基石是建築在國際貿易的比較利益原則上。用通俗的話說,就是靠生產力的不斷提升,才能維護競爭優勢。要提升集產力,個別產業與廠商,必須要:

.不斷地投資、更新設備、提高競爭力。

.不斷地引進新技術、減少單位成本、提升產品附加值。

財經部門,必須要:

.剷除產業升級的各種障礙--從法令上不切實際的規定。到新獎勵措施的推動。

但是,當內有各種投資障礙,外有較吸引的投資環境時,民間企業就容易到國外去尋找第二春。

事實上,要改善非經濟因素就是指:政府公權力的重建、政府公信力的伸張、行政效率的提升、特權、金權、黑道的消除,勞資爭議的釐清、環保與設廠的折衷、兩岸經貿雙贏架構的建立。(見上圖)

說透了,這不是政府領導階層「不知」,而是基於各種政治因素的考慮而「不行」。

面對投資不振的這種大挑戰,不妨參考美國政府的做法。當美國遇到重大經濟難題時(如生產力下降、赤字上升),總統就任命一個超黨派的臨時委員會(通常一年左右),針對單一問題提出對策,報告完成後,委員會解散。

筆者建議由行政院長聘請產、官、學代表(應包括民意代表及外商代表),成立一個臨時性的「改善投資小組」,針對各種投資障礙,限期(三個月內)提出對策。然後即刻成立「改善投資執行小組」,由行政院長自任召集人,全面推動。當大陸經濟每年以二位數字成長時,時間並不站裡台灣這一邊。

我們當然都記得過去「經濟革新委員會」失敗的前例。正因為有過失敗的前例,這次不應當再失敗。

(五)結語

台灣之所以還能在國際舞台上占一席之地。完全來自經貿實力。當國內投資一蹶不振時,台灣競爭力就難以提升。一旦失去競爭力,台灣的經貿實力也就必然急遽衰退。當台灣沒有經貿實力時,念灣真的就變成「國際孤兒」。

我們的執政黨必須要把握住施政的優先次序;這個次序,不是投入可觀的人力與財力,要進那困難重重的聯合國,不是要全力去推動那前途未卜的南向政策,也不是不自量力地去加速一些社會福利。

當務之急,是要幫助民間企業,全面改善投資環境,來厚植台灣優勢。沒有「台灣優勢」,哪來「台灣優先」?正如奈思比在新著「全球弔詭」中所下的結論:「世界各經濟體整合程度愈高,一國經濟的重要性就愈低,個人與個別企業對經濟的貢獻則愈重要。」

要擴大個別企業對台灣經濟的貢獻,必須從清除投資障礙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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