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輝煌的報業年代
清晨到深夜，聯合報系大樓裡的活動不曾停歇。這裡是中文世界最忙碌的報業總部，每分每秒都有國內外最新的資訊傳輸進來，各部門專業人員立即加工處理，透過衛星向海內外的八家報紙傳真，發行到台灣每一個角落以及全世界每一個華人地區。
每天，聯合報系的台北總部要處理近千萬字各類稿件，記者從各地發回來的新聞，經過篩選，約莫要捨棄一半，才能編排出一份精采的報紙。這個大樓裡的工作，是在記錄台灣、中國和整個人類世界的活動，政治人物閱讀這些報紙以瞭解輿情，企業家從報導中辨別環境變化的訊息，不同領域的民眾從新聞中採求事物的真相，遠在天涯的中國人則藉這紙方塊文字維繫他們對祖國的認同。
這個遍及海內外的龐大報業機構，是報人王惕吾一手建立起來的。即使最不服輸的報業經營者，也很難否認王惕吾開拓了中文報業史上最遼闊的疆域。
民國三十九年，王惕吾首次踏入報業領域時，他只是一個軍旅生涯不順的軍官。在台灣最為動盪不安的年代，他以不惑之年棄戎從筆，跨進全然陌生的報業，接辦了岌岌可危的民族報。
過河卒子的精神
初接民族報時，這張報紙發行量不過一千多份，由於業務困難，他必須不時典當家中財物，以維持出報不輟。在其他黨、公營大報眼裡，這是一份無足輕重的報紙；在報界同仁眼裡，王惕吾則是一個不懂新聞的門外漢。
報業新手的中年王惕吾，過河卒子般地投入工作。他從閱讀社論及新聞稿開始，學習準確掌握新聞與言論；他以工人為師，認識報紙的印製過程；他也運用軍中訓練，以戰略眼光思索致勝之道。
或許正因為沒有龔師承和傳統的拘泥，軍人出身的王惕吾反而把路走得更寬廣無礙。
參與報業不久，王惕吾看到民營報業規模太小，資金和人才太少，難以與具有雄厚黨政資源支持的黨、公營報業競爭，便發動民營報紙合併經營，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共同發展圖存。
有兩家報紙－－全民日報和經濟時報，響應王惕吾的號召，與他的民族報合併，共同組成了三報「聯合版」。今天，「聯合報」三個字仍清晰地記錄著他們合作成功的歷史。
三個報紙的合併還不足以扭轉大環境的逆勢，王惕吾認為所有民營報議必須組織起來，才足以與黨、公營報業競爭，於是他進一步邀集同業合作，組成了「台北市民營報業聯誼會」。有了聯誼會組織，民營報業從一向為黨公營媒體獨占的政府公告中分得了些許資源，各報由點滴的資源獲得生存的養分，逐漸成長壯大。這是民營報業轉敗為勝的重要關鍵。
在他踏入報壇的第九個年頭，王惕吾把聯合報推上台灣報業的發行高峰。原先對他的出現不以為然的報業競爭者，此時，必須重新調整對他的估量。
「我這個人最大的特點，是企圖心旺盛。」王惕吾如此形容他自己。
觀察王惕吾辦報的過程，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他總是盡力去克服，或正面攻堅，或迂迴前進，一步一步向他的目標推進。他很少把時間浪費在怨天尤人，不苟且，也不屈服，這大概是他所謂的企圖心。
在高壓的民國四十年代，政府一再制訂嚴厲的出版法令來管制言論，王惕吾始終以委婉而堅定的態度表示反對。這招致當局的不滿與打壓，為此，王惕吾向全體員工發出一份問卷，徵詢他們對聯合報日後經營取向的看法，結果，絕大多數人主張堅持獨立報導的立場。這是台灣報業史上未曾留下正式紀錄的一段。
隨後在政府鎮壓反對黨的行動中，由於聯合報對雷震表現了同情，也引起當局不悅，以「思想不正確」為理由下令軍中禁止訂閱聯合報。此類抵制行動，聯合報日後還陸續遭遇過。
這些故事，在今天咀嚼起來，仍別具滋味。
利他哲學
面對報業競爭，王惕吾的戰略是果敢而寬和的。他不斷拓展報業領土，卻避免對同業構成威脅，儘量選擇未經開發的疆域創辦新報。聯合報系各個報紙的誕生，從經濟日報、民生報到海外四報，都是這樣創辦出來的。因為如此，台灣報業得以跳出綜合性報紙的單元路線，朝向多元化、專業化發展。
為了促進報社的專業分工，王惕吾在各地成立分銷單位，將送報權分贈給報社雇用的送報生，並鼓勵他們脫離雇傭關係，自行經營分銷單位。送報生自立門戶以後，產生了強烈的利潤動機，積極開發訂戶，結果，他們與報社兩蒙其利。
「要人家替你賺錢，先要讓人家有錢可賺。」這是王惕吾簡單的想法。
但是，這個聽來簡單的「利他哲學」卻具有奇特的力量；他也是用同一個邏輯創造了廣告分版的作法，突破了限張政策的箝制。
王惕吾以謙抑的姿態推進他宏大的企圖，他的每一份報紙都是在簡陋辦公室裡興辦起來的，即使在報社資金最充裕的時候，他也不願意虛飾門面。他認為，報業成長應建立在讀者的信賴之上，避免以資本為手段來壯大報紙；他也專志經營新聞傳播事業，沒有利用傳播媒體的方便向其他領域伸張勢力。比起澳洲報業鉅子梅鐸購併式的擴張，他們是相當不同的典型。
在民國五十年代初期台灣機械工業剛起步時，王惕吾想到國內應該自製印刷機，減少對進口機械的依賴，於是出資請業者研發製造。他的點子，促成了國內輪轉印刷機製造業的起步，從此國內報業也有了便宜物美的印報機。
幾十年來，台灣報業許多技術上的革新，包括手工排字的揚棄，中文自動鑄排機的設計製造，衛星通訊傳真機的使用，中文電腦檢排軟硬體的開發使用，都是王惕吾率先倡導採用。
王惕吾的報業生涯起步雖晚，他卻展現了比一般報人豐富的面貌；他有民營報人的客觀與堅持，富於軍人的戰略作風，也具有企業家的靈活與敏銳。他不諳英語，卻縱橫於國際報壇，比外交官猶為活躍；他不曾受過現代科學教育，卻熱心投入中文報業科技應用發展。這樣一個報人，不是傳統新聞學院所能調教出來的。
有人說，王惕吾的成功純粹由於他運氣太好；事實上，他在困頓的報業年代所遭逢的種種阻難，絕不是運氣所能解決的。
難言的政治包袱
也有人說，王惕吾的成功是由於他黨政關係良好；事實上，王惕吾的黨員及軍人身分對於他辦報並沒有太多幫助，甚至曾經是他難以擺脫的負擔。
他清楚報人角色與黨員身分存有對立本質，一進入報界，即刻意與軍中黨政故舊保持距離，以免彼此拘礙。在他辦報生涯的前十幾年，他的報紙被當局視為不合作媒體，當他堅持反共與支持民主的立場逐漸獲得理解之後，與他有黃埔軍校師生之誼的先總統蔣中正才開始對他有所借重。
在蔣經國主政的時代，他開始應邀與聞黨內決策，經國先生兩度提名他出任國民黨中常委。延攬黨籍民營報人出任中常委，是國民黨政府對輿論界的攏絡，王惕吾知道這個角色與他的新聞工作有所衝突，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很難拒絕這項提名。在他出任國民黨中常委的日子裡，聯合報的言論時被外界解釋為傾向執政黨，並使他遭到反對派人士的指責。
這是他辦報生涯裡較受爭議的一段日子，在台灣政治過渡到民主開放的階段，他立即辭掉了這個職位。
儘管如此，由於台灣內部價值體系的轉變，新的國民黨主席對他的政治立場又有所不滿，甚至公開批評他的報紙。過去，即使在政治氣壓最低的年代，台灣也少有報紙遭遇到這樣的待遇，但王惕吾卻在晚近國民黨的內鬥中被貼上流派標籤。
國際上看待台灣問題，反而不像島內那麼夾纏。民國五十年代初期，國際上已肯定他為中華民國報業領袖，美國國務院特別邀他訪美，紐約時報評選他為我國最有影響力的二十五位領袖之一。在幾次中美外交關係出現重大轉折時，美國國務院官員都曾主動向他說明背景，並請他傳達重要政治訊息給中華民國政府當局。
鮮為人知的一段是：中美關係生變前半年，國務院官員即邀他赴美，向他說明美國將與中共建交的事實，認為他最適合負責轉達此項訊息給我國政府。為了避免造成惶恐，也為了讓政府有充分的因應準備，他雖然轉告了這個情況，卻從未將這則消息在自己的報上披露。這段歷史，直至今天才揭諸於世。
四十幾年來的台灣不斷變遷，不論在哪一個階段，都被稱為轉型期；每一個轉型期有不同的主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尋求共識。在社會尋求共識的過程中，報紙是交換意見和催化認同的媒介，在某種意義上，它本身也是共識整合的產物之一。回顧王惕吾四十年的辦報的歷程，可以看到台灣報業茁壯的一章，也可以看到台灣經驗中光明與晦暗交戰的歷史。
正派與務實為守則
縱剖王惕吾辦報的四十年，可以發現他對報紙的使命感其實沒有太多虛妄的幻想，他對政治也沒有什麼牢不可破的意識型態，他所堅持的信念其實是以不違反日常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為原則。
他鼓勵記者為新聞衝刺，卻也告訴他們勿以無冕王自居；他要求言論部門就事論事，也要求他們不流於苛責；他要求業務人員靈活精進，也要求他們有所不為。
在他自己，「反共、民主、團結、進步」曾是他持守了幾十年的信條；在日常事務上，正派和務實是他真正的守則。他早期辦報之敢於直言，後期又被視為具有保守色彩，精神其實無二，都希望維護社會上多數人的信仰與價值。
對任何報業經營者而言，最後的考驗其實不在於有什麼高懸的理論和信仰，而在於如何以與常人無二的標準實踐自己報上反覆申論的道理；這點，王惕吾自認無愧於心。
王惕吾在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宣布退休，把棒子交給下一代；這年，距離他投入報業正好四十三個年頭。
當初他在貧瘠的報業土地上播下的種子，如今已蔚為茂林。民族報當年的發行量僅一千多份，報紙賣到中南部都極不易；而今天聯合報系八家報紙在全球的發行量超過三百萬份，遍及一百多個國家。他憑著旺盛的企圖心和過人的意志力，創辦了橫跨多國的綜合報業集團，寫下中國報業史上輝煌的一頁，為中年創業樹立了典範，也為奮鬥的人生提供了證明。
在過往的一生中，王惕吾所願意紀錄下的，只是他辦報的歲月。從民國三十九年到八十二年的辦報生涯，走出困頓，步上高峰，邁向輝煌，每一個日子他都用心經營。
他的一生，屬於這個輝煌的報業年代；這個報業年代，也是屬於他的。
第四章言論空間與政治空間未增發表的消息－－中美斷交之預警
民國六十七年夏天，中美斷交前半年，王惕吾接到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請他前往華府一晤。出發之前，王惕吾對於邀訪的目的毫無所悉，他萬沒料到一個震撼人心的計畫即將醞釀成熟，而自己竟是最早知道這個訊息的人。
自民國五十二年第一次接受美國政府邀訪以來，王惕吾與國務院已經有多次往來的經驗。尤其前兩年在美創辦了世界日報，為了各種問題，曾經多次前往國務院交涉，與主管中國事務官員晤談，幾次溝通，非常良好。這次，國務院主動邀見，不知原因何在。
飛越太平洋的時候，盤據在王惕吾心裡的，是中美關係的未來。
幾年來，中美外交關係急轉直下。美國高層首長訪問北京的頻率驟升，「上海公報」亦已簽訂，且美國國內「關係正常化」的主張日益高漲，都顯示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已處於危殆狀態。誰也不能預言；最壞的消息什麼時候會正式宣布。對台北而言，「正常化」這個字眼多麼諷刺，它就是「斷交」的同義詞，可是，每個人都儘量避免使用那兩個字。
先前一年，聯合報才為此發起了一個大規模的「一人一信」運動。為了對國務卿范錫的大陸之行造成影響，聯合報印製了四十多萬份的英文短函，由讀者自由索取填寫，然後向美國總統卡特以及任何可能的官員、朋友投送，希望藉此表達美國對華政策的抗議。
中美關係緊張化
王惕吾想到：見面之後，首先要向國務院官員請教的，就是美國對這個問題究竟意圖何在。
聯合報華府特派員施克敏前來接機，並由他陪同赴國務院，擔任翻譯。
那天見面的國務院官員共有三人；國務院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副助理國務卿來天惠、中國科科長李文、以及包大可，由來天惠主談。
王惕吾問來天惠：「我想請教你，貴國與中共的關係繼續發展下去，將往那一條路走？」
王惕吾萬萬沒想到，他提出的問題，就是來天惠約見王惕吾的主要用意，他起了這個頭，來天惠正好順利攤開話題。
「王先生，你是中華民國有地位的報人，貴報在台灣的權威，是我們所素所景仰的。」來天惠的開場白非常正式，顯出過度的客氣。以王惕吾和他熟識的程度，本來無需這些客套，這麼鄭重的開場白，反而今王惕吾感到別有用意。
真正要說的話，是在客套之後。來天惠看著王惕吾鄭重的說：「今天我將坦誠和你談談一個問題，請你瞭解關於這個問題的一些實際狀況。我今天講的話，不是代表政府正式發言，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國政府已經決定在近期內和中共正式建交，國務院、白宮和國會都通過了這個案子，正式宣布的日子不會拖得太久。這點，我們希望你能瞭解。」
施克敏一五一十將來天惠的話逐句翻譯中文，王惕吾仔細聆聽，沒有放過任何一個字，謎底揭曉了，他的心情卻墜入深淵。原來，美國外交官員邀王惕吾千里迢迢來到此處，就是要告訴他中美外交關係將不長久的消息。
在此之前一年多，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多次求見新上任的卡特總統，一直遭到拒絕；要求晤見副總統孟岱爾和國務卿范錫，也同樣遭到不斷推託。沈大使最急於瞭解的，就是中美兩國關係的動向。
美國政府全力迴避沈劍虹，卻主動約見王惕吾，告訴他事實的發展，這是由於過去幾度接觸的經驗，他們認為與王惕吾的溝通情形良好；同時，由於王惕吾報紙的影響力、他的黨政關係，都是美方認為合適的傳達橋梁。
理性表達心中憤怒
心中的疑問得到了答案，王惕吾此時的感觸卻只有憤慨可言。但他也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表現激動並無任何助益，美國既然透過這樣正式的邀約告知這項消息，就表示尊重他的想法與看法，此時，他必須克制情緒，不僅要表現得像一位理性的報人，同時也要站在國家的立場表達自己的態度。
「中華民國是美國歷史悠久的盟友，第二次大戰中兩國曾經併肩作戰，之後，兩國訂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又同是站在反共陣營裡的盟友。」王惕吾告訴來天惠：「美國交了新朋友，不能夠忘記老朋友，尤其是忠心耿耿的老朋友。」
王惕吾知道勢不可挽，但尊嚴必須保住，立場不可失掉。
「我知道貴國對於正常化將感到難以接受，但這是沒辦法的選擇。」來天惠試圖用和緩的方式解釋美國的政策：「我國認為貴國在現任領袖－－蔣經國總統的領導之下，最有能力經得起這項變動，能夠在安定的情況下承受中美兩國斷交的事實。你是中華民國聲望卓著的報紙負責人，有極大的政治影響力，希望你把這項消息帶回國內，轉告貴國元首，以便因應。」
美國與中共正常化問題是全國人關心已久的問題，王惕吾沒想到自已在這種情況下得到了答案，卻是一個最壞的答案。他努力壓抑自己情緒，卻仍然盛怒難掩地告訴來天惠：「美國基於戰略利益要與中共建交，這是美國的利益，我們無法置喙。至於我國在蔣經國總統的領導下，經不經得起考驗，這是我們的事，無需美國憂慮。」
「你們與中共建交，損害最大的是中華民國。但是美國做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如此背信忘義，美國其他盟友也將感到寒心。」王惕吾表達了譴責之後，仍然不失應對之禮：「謝謝你告訴我這個消息，我一定把話傳達回去。」隨即起身告辭。
蔣經國先生出任總統不過是幾個月以前的事情。先總統蔣公於民國六十四年辭世，嚴家淦先生擔任了兩年多的總統，才把棒子交到蔣經國手裡一、二個月的時間，美國竟然已經做好決定，要送給他一個「斷交」之禮。
王惕吾帶著這個不好的消息回國。一路上，他逐一思考事情的所有細節，一方面意外國務院把消息透露給他，而未照會我國駐美外交官；一方面估計要如何將這個令人沮喪的消息報告元首。
那些年，我國外交阻難頻生，先是退出聯合國，繼而與日本和其他國家邦交陸續中斷，國家處境愈顯孤立；此時，人民幾乎把全部外交寄望放在美國身上。而外交部門對於兩國關係過於樂觀，更加重了國人不切實際的想望。在這種情況下，如無周全因應之計，一旦驟然斷交，勢必使國家陷入孤立，造成社會民心的恐慌。
堅守祕密識大體
王惕吾知道，他從美國主管中國事務的官員口中獲知的消息，如果發表出來，絕對是一個震驚國際的獨家新聞，這雖然足以證明聯合報的權威性；但是，此時此地，對這樣一個撼駭人心的消息，絕對不能以報紙的利益著眼，必須從國家社會的整體影響來衡量。
王惕吾決定，在政府做好周全部署之前，無論如何不該洩露道個消息。回到報社，他沒有把此次美國行得到的驚人消息告訴任何一個人－－包括社長劉昌平和他的子女在內。
他也仔細考慮要如何把這個不好的消息向最高當局表達。他知道，全國上下掛慮中美關係的前途已久，這是大家最不願意聽到的消息，為了避免這個消息對總統造成太大的衝擊，回國之後，王惕吾先將重點報告秘書長張寶樹，請其轉為報告，並叮囑說：「國務院找我談過，有這樣的消息。如有需要，我再當面報告。」
接下來的發展，令王惕吾大感意外。
總統聽取張寶樹轉達的消息後，即召見外交首長詢問詳情。外交當局又轉而向我國駐美使館做了簡單的查證，即向經國先生否認王惕吾自美國務院帶回來的消息，並且保證：我國與美國白宮、國務院和國會各方面均保持良好關係，中美外交前途絕對樂觀。
這種作法，究竟該歸咎駐外使節誤報戰情，或者是決策官員過度自信，至今無從查考。遺憾的是，一則寶貴的情報，被當成無端謠諑，棄置不顧；甚至，還有人認為王惕吾故意捏造事實，製造對國家不利的情報，而懷疑他的用心。
當時，王惕吾終究沒有機會當面向經國先生說明整個消息來源和過程。
半年之後，全台灣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深夜，在美國總統卡特宣布與中共建立全面外交關係之前六小時，最後一任駐華大使安克志驅車直往大直總統官邸，將美國政府的決定告訴經國先生，中美斷交的消息稍後即將在美發表。
只給我國總統六個小時的反應時間，是極端無禮的作法，讓我方措手不及。第二天清爭執政黨召開緊急中常會，經國先生發表三點頒布緊急處分：軍警單位全面加強戒備;進行中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延期，即日起停止競選活動；各經建有關部門立即採取各項有助於經濟穩定及發展的措施。
斷交的連鎖風暴
當天國內慌亂的情景，許多人應依舊記憶深刻：激烈異常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當日嘎然而止。憤怒的民眾群聚台北圓山美軍俱樂部，製造了一場小暴動，砸毀汽車，打破門窗。台灣島剎那間烏雲密布，國家有如大難臨頭，人心惶惶。
今人扼腕的是，在卡特宣布斷交之前，我國駐美大使館對此事仍然一無所悉。而斷交當天，駐美大使沈劍虹人不在華府，而在千哩以外的亞利桑納州鳳凰城訪問。他的解釋是：卡特政府完全矇蔽我們。
斷交第二天，外交部長沈昌煥自認判斷錯誤，難辭其咎，因而提出辭呈，當天即獲批准。
斷交的陰霾，在隨後的幾年，繼續盤旋在台灣的政治天空。突然中斷的選舉，又激化了反對抗爭活動，經過一段不短的時日，社會才從斷交的陰影中平復。或許正如美方所預料的，我國在蔣經國總統的領導下，更能因應變局。人民嘗到了孤立和挫折的況味，並能夠從擺脫憤怒和不滿，奮發成長。
對王惕吾而言，這則消息曾經在他的心裡藏放了多年，直到現在，他還很少向人提起，僅當年幾位重要的幹部知道其間過程。即使對與斷交有關的當事人，他也都不曾提過。
他惋惜這個訊息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當民間的力量漸漸壯大，在外國政府眼裏已有足夠地位，並受到尊重；我國政府卻缺乏多元化的警覺，一味迷信官方訊息，一錯失，就釀成了難以彌補的遺憾。
他倒從未惋惜自己報紙上未能及時發表這條獨家新聞。新聞學術界在爭辯報紙的「告知」功能以及讀者「知的權利」時，一直有個爭論；什麼是新聞報導要向之臣服的國家社會利益呢？王惕吾很少為這種問題困擾，他知道，只要不放棄新聞工作者的責任心和道德感，什麼時候該全力以赴，什麼時候該適可而止，都不是太難的選擇。
美國政府透過王惕吾轉達重要政策訊息，雖然這次未竟全功，但在斷交後不久，為了雙方互派人員的問題，又發生了同樣的情況。
中美兩國斷絕正式外交關係，但兩國之間還有許多其他關係必須維持，取而代之的是「台灣關係法」的規範；兩國分別由為「北美事務協調會」和「美國在台協會」代替原來的大使館。
新的機構雖非正式官方外交單位，但兩邊對於負責的人選都相當謹慎。美方派出人員層次將低於原來的大使級官員，這是可想而知的；但我方立場則不同，正式關係斷了，工作反而更要加強，經國先生決定由外交部常務次長錢復負此重任。
美國在台協會首任理事長人選，美方提出丁大衛，在徵求我方意見時，我國尊重美國提議，立刻覆文歡迎丁大衛來台履新。但是，我國提議錢復出任北美事務協調會首任駐美代表，信函遞交美國國務院，經過不少時日，卻一直不見回音；美方未做歡迎之表示，也不回文拒絕。
中美聯繫出現真空
這是非常時期，由於驟然斷交，兩國之間的訊息往返處於特殊狀態。舊大使已經返國，而新的協調會人員尚未赴任，聯繫上出現真空，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原因狀況未明，我國外交官員只是納悶，也不便貿然正面查詢。這項人事案擱著，錢復在台北等候回音，卻久久無法成行。
事情的原委，後來才清楚；原來，兩國斷交後數日，美國派副國務卿克里斯朵夫，亦即後來的柯林頓總統之國務卿，率代表團來台協商斷交之後的兩國關係事宜，由錢復在機場迎接；當天，松山機場聚集了三萬多名憤怒的群眾，曾以石頭、雞蛋和蕃茄等向克里斯朵夫的座車投擲攻擊。紛亂之中，他曾遭受不小的驚嚇。
所謂「兩國交兵，不斬來使」，在克里斯朵夫看來，做為特使，他只是傳達政府的決定，而台灣人民卻將斷交的怒氣發洩在他身上。在台交涉的幾天中，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協商的正是外交部次長錢復。
這段在台北不愉快的經驗，克里斯朵夫牢記在心，當北美事務協調會的人事案公文到了國務院，他對錢復自難釋懷，文件就在他桌上壓著，既不批示，也不呈轉。他不擺明回絕，僅以消極不處理杯葛，這個案子已經形同胎死腹中。
負責中美事務的國務院官員見情況如此，有心解難；便再度透過聯合報駐美特派員施克敏向王惕吾轉達事態原由，說明副國務卿的態度；同時，也提供可資解決的建議：「錢復目前是不被接受的人選，這一點已經非常明白。貴國最好另提其他人選，否則，此案恐怕將長期擱置。」
王惕吾得到施克敏轉來的消息，立即打電話給外交部。此時，蔣彥士已接替沈昌煥出任外交部長。王惕吾告訴蔣彥士：「上回斷交的消息，你們不願採信；這次的消息，你們總該相信了吧。請報告總統，趕緊考慮換人。」
這次當局反應極快，總統第二天即決定以夏功權取代了錢復。
錢復沒有做成第一任北美事務協調會代表，他自己大概料想不到，為了松山機場那場雞蛋與石頭亂飛的行動，竟為他的外交生涯惹來一段難以調處的恩怨。
這段經過，王惕吾也從來不曾在他的報紙上發表過。
十餘年後，這段經過再公諸於世，或者已經顯得平淡。當年，如果聯合報將中美即將斷交那則消息刊登在它的一版頭條，將是一則轟動全球的獨家新聞；如果那樣做的話，除了轟動之外，也將對台灣人民的心理造成巨大的衝擊，帶來無法想像的後果。
有些事情，從來不會因為未獲公開報導而減低其重要性。中美斷交前後這兩段消息，雖然從來未曾發表，卻曾經無比密切地牽動著台灣的社會脈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