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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人王惕吾-聯合報的故事

文 / 王麗美    
1994-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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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人王惕吾-聯合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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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輝煌的報業年代

清晨到深夜,聯合報系大樓裡的活動不曾停歇。這裡是中文世界最忙碌的報業總部,每分每秒都有國內外最新的資訊傳輸進來,各部門專業人員立即加工處理,透過衛星向海內外的八家報紙傳真,發行到台灣每一個角落以及全世界每一個華人地區。

每天,聯合報系的台北總部要處理近千萬字各類稿件,記者從各地發回來的新聞,經過篩選,約莫要捨棄一半,才能編排出一份精采的報紙。這個大樓裡的工作,是在記錄台灣、中國和整個人類世界的活動,政治人物閱讀這些報紙以瞭解輿情,企業家從報導中辨別環境變化的訊息,不同領域的民眾從新聞中採求事物的真相,遠在天涯的中國人則藉這紙方塊文字維繫他們對祖國的認同。

這個遍及海內外的龐大報業機構,是報人王惕吾一手建立起來的。即使最不服輸的報業經營者,也很難否認王惕吾開拓了中文報業史上最遼闊的疆域。

民國三十九年,王惕吾首次踏入報業領域時,他只是一個軍旅生涯不順的軍官。在台灣最為動盪不安的年代,他以不惑之年棄戎從筆,跨進全然陌生的報業,接辦了岌岌可危的民族報。

過河卒子的精神

初接民族報時,這張報紙發行量不過一千多份,由於業務困難,他必須不時典當家中財物,以維持出報不輟。在其他黨、公營大報眼裡,這是一份無足輕重的報紙;在報界同仁眼裡,王惕吾則是一個不懂新聞的門外漢。

報業新手的中年王惕吾,過河卒子般地投入工作。他從閱讀社論及新聞稿開始,學習準確掌握新聞與言論;他以工人為師,認識報紙的印製過程;他也運用軍中訓練,以戰略眼光思索致勝之道。

或許正因為沒有龔師承和傳統的拘泥,軍人出身的王惕吾反而把路走得更寬廣無礙。

參與報業不久,王惕吾看到民營報業規模太小,資金和人才太少,難以與具有雄厚黨政資源支持的黨、公營報業競爭,便發動民營報紙合併經營,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共同發展圖存。

有兩家報紙--全民日報和經濟時報,響應王惕吾的號召,與他的民族報合併,共同組成了三報「聯合版」。今天,「聯合報」三個字仍清晰地記錄著他們合作成功的歷史。

三個報紙的合併還不足以扭轉大環境的逆勢,王惕吾認為所有民營報議必須組織起來,才足以與黨、公營報業競爭,於是他進一步邀集同業合作,組成了「台北市民營報業聯誼會」。有了聯誼會組織,民營報業從一向為黨公營媒體獨占的政府公告中分得了些許資源,各報由點滴的資源獲得生存的養分,逐漸成長壯大。這是民營報業轉敗為勝的重要關鍵。

在他踏入報壇的第九個年頭,王惕吾把聯合報推上台灣報業的發行高峰。原先對他的出現不以為然的報業競爭者,此時,必須重新調整對他的估量。

「我這個人最大的特點,是企圖心旺盛。」王惕吾如此形容他自己。

觀察王惕吾辦報的過程,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他總是盡力去克服,或正面攻堅,或迂迴前進,一步一步向他的目標推進。他很少把時間浪費在怨天尤人,不苟且,也不屈服,這大概是他所謂的企圖心。

在高壓的民國四十年代,政府一再制訂嚴厲的出版法令來管制言論,王惕吾始終以委婉而堅定的態度表示反對。這招致當局的不滿與打壓,為此,王惕吾向全體員工發出一份問卷,徵詢他們對聯合報日後經營取向的看法,結果,絕大多數人主張堅持獨立報導的立場。這是台灣報業史上未曾留下正式紀錄的一段。

隨後在政府鎮壓反對黨的行動中,由於聯合報對雷震表現了同情,也引起當局不悅,以「思想不正確」為理由下令軍中禁止訂閱聯合報。此類抵制行動,聯合報日後還陸續遭遇過。

這些故事,在今天咀嚼起來,仍別具滋味。

利他哲學

面對報業競爭,王惕吾的戰略是果敢而寬和的。他不斷拓展報業領土,卻避免對同業構成威脅,儘量選擇未經開發的疆域創辦新報。聯合報系各個報紙的誕生,從經濟日報、民生報到海外四報,都是這樣創辦出來的。因為如此,台灣報業得以跳出綜合性報紙的單元路線,朝向多元化、專業化發展。

為了促進報社的專業分工,王惕吾在各地成立分銷單位,將送報權分贈給報社雇用的送報生,並鼓勵他們脫離雇傭關係,自行經營分銷單位。送報生自立門戶以後,產生了強烈的利潤動機,積極開發訂戶,結果,他們與報社兩蒙其利。

「要人家替你賺錢,先要讓人家有錢可賺。」這是王惕吾簡單的想法。

但是,這個聽來簡單的「利他哲學」卻具有奇特的力量;他也是用同一個邏輯創造了廣告分版的作法,突破了限張政策的箝制。

王惕吾以謙抑的姿態推進他宏大的企圖,他的每一份報紙都是在簡陋辦公室裡興辦起來的,即使在報社資金最充裕的時候,他也不願意虛飾門面。他認為,報業成長應建立在讀者的信賴之上,避免以資本為手段來壯大報紙;他也專志經營新聞傳播事業,沒有利用傳播媒體的方便向其他領域伸張勢力。比起澳洲報業鉅子梅鐸購併式的擴張,他們是相當不同的典型。

在民國五十年代初期台灣機械工業剛起步時,王惕吾想到國內應該自製印刷機,減少對進口機械的依賴,於是出資請業者研發製造。他的點子,促成了國內輪轉印刷機製造業的起步,從此國內報業也有了便宜物美的印報機。

幾十年來,台灣報業許多技術上的革新,包括手工排字的揚棄,中文自動鑄排機的設計製造,衛星通訊傳真機的使用,中文電腦檢排軟硬體的開發使用,都是王惕吾率先倡導採用。

王惕吾的報業生涯起步雖晚,他卻展現了比一般報人豐富的面貌;他有民營報人的客觀與堅持,富於軍人的戰略作風,也具有企業家的靈活與敏銳。他不諳英語,卻縱橫於國際報壇,比外交官猶為活躍;他不曾受過現代科學教育,卻熱心投入中文報業科技應用發展。這樣一個報人,不是傳統新聞學院所能調教出來的。

有人說,王惕吾的成功純粹由於他運氣太好;事實上,他在困頓的報業年代所遭逢的種種阻難,絕不是運氣所能解決的。

難言的政治包袱

也有人說,王惕吾的成功是由於他黨政關係良好;事實上,王惕吾的黨員及軍人身分對於他辦報並沒有太多幫助,甚至曾經是他難以擺脫的負擔。

他清楚報人角色與黨員身分存有對立本質,一進入報界,即刻意與軍中黨政故舊保持距離,以免彼此拘礙。在他辦報生涯的前十幾年,他的報紙被當局視為不合作媒體,當他堅持反共與支持民主的立場逐漸獲得理解之後,與他有黃埔軍校師生之誼的先總統蔣中正才開始對他有所借重。

在蔣經國主政的時代,他開始應邀與聞黨內決策,經國先生兩度提名他出任國民黨中常委。延攬黨籍民營報人出任中常委,是國民黨政府對輿論界的攏絡,王惕吾知道這個角色與他的新聞工作有所衝突,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很難拒絕這項提名。在他出任國民黨中常委的日子裡,聯合報的言論時被外界解釋為傾向執政黨,並使他遭到反對派人士的指責。

這是他辦報生涯裡較受爭議的一段日子,在台灣政治過渡到民主開放的階段,他立即辭掉了這個職位。

儘管如此,由於台灣內部價值體系的轉變,新的國民黨主席對他的政治立場又有所不滿,甚至公開批評他的報紙。過去,即使在政治氣壓最低的年代,台灣也少有報紙遭遇到這樣的待遇,但王惕吾卻在晚近國民黨的內鬥中被貼上流派標籤。

國際上看待台灣問題,反而不像島內那麼夾纏。民國五十年代初期,國際上已肯定他為中華民國報業領袖,美國國務院特別邀他訪美,紐約時報評選他為我國最有影響力的二十五位領袖之一。在幾次中美外交關係出現重大轉折時,美國國務院官員都曾主動向他說明背景,並請他傳達重要政治訊息給中華民國政府當局。

鮮為人知的一段是:中美關係生變前半年,國務院官員即邀他赴美,向他說明美國將與中共建交的事實,認為他最適合負責轉達此項訊息給我國政府。為了避免造成惶恐,也為了讓政府有充分的因應準備,他雖然轉告了這個情況,卻從未將這則消息在自己的報上披露。這段歷史,直至今天才揭諸於世。

四十幾年來的台灣不斷變遷,不論在哪一個階段,都被稱為轉型期;每一個轉型期有不同的主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尋求共識。在社會尋求共識的過程中,報紙是交換意見和催化認同的媒介,在某種意義上,它本身也是共識整合的產物之一。回顧王惕吾四十年的辦報的歷程,可以看到台灣報業茁壯的一章,也可以看到台灣經驗中光明與晦暗交戰的歷史。

正派與務實為守則

縱剖王惕吾辦報的四十年,可以發現他對報紙的使命感其實沒有太多虛妄的幻想,他對政治也沒有什麼牢不可破的意識型態,他所堅持的信念其實是以不違反日常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為原則。

他鼓勵記者為新聞衝刺,卻也告訴他們勿以無冕王自居;他要求言論部門就事論事,也要求他們不流於苛責;他要求業務人員靈活精進,也要求他們有所不為。

在他自己,「反共、民主、團結、進步」曾是他持守了幾十年的信條;在日常事務上,正派和務實是他真正的守則。他早期辦報之敢於直言,後期又被視為具有保守色彩,精神其實無二,都希望維護社會上多數人的信仰與價值。

對任何報業經營者而言,最後的考驗其實不在於有什麼高懸的理論和信仰,而在於如何以與常人無二的標準實踐自己報上反覆申論的道理;這點,王惕吾自認無愧於心。

王惕吾在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宣布退休,把棒子交給下一代;這年,距離他投入報業正好四十三個年頭。

當初他在貧瘠的報業土地上播下的種子,如今已蔚為茂林。民族報當年的發行量僅一千多份,報紙賣到中南部都極不易;而今天聯合報系八家報紙在全球的發行量超過三百萬份,遍及一百多個國家。他憑著旺盛的企圖心和過人的意志力,創辦了橫跨多國的綜合報業集團,寫下中國報業史上輝煌的一頁,為中年創業樹立了典範,也為奮鬥的人生提供了證明。

在過往的一生中,王惕吾所願意紀錄下的,只是他辦報的歲月。從民國三十九年到八十二年的辦報生涯,走出困頓,步上高峰,邁向輝煌,每一個日子他都用心經營。

他的一生,屬於這個輝煌的報業年代;這個報業年代,也是屬於他的。

第四章言論空間與政治空間未增發表的消息--中美斷交之預警

民國六十七年夏天,中美斷交前半年,王惕吾接到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請他前往華府一晤。出發之前,王惕吾對於邀訪的目的毫無所悉,他萬沒料到一個震撼人心的計畫即將醞釀成熟,而自己竟是最早知道這個訊息的人。

自民國五十二年第一次接受美國政府邀訪以來,王惕吾與國務院已經有多次往來的經驗。尤其前兩年在美創辦了世界日報,為了各種問題,曾經多次前往國務院交涉,與主管中國事務官員晤談,幾次溝通,非常良好。這次,國務院主動邀見,不知原因何在。

飛越太平洋的時候,盤據在王惕吾心裡的,是中美關係的未來。

幾年來,中美外交關係急轉直下。美國高層首長訪問北京的頻率驟升,「上海公報」亦已簽訂,且美國國內「關係正常化」的主張日益高漲,都顯示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已處於危殆狀態。誰也不能預言;最壞的消息什麼時候會正式宣布。對台北而言,「正常化」這個字眼多麼諷刺,它就是「斷交」的同義詞,可是,每個人都儘量避免使用那兩個字。

先前一年,聯合報才為此發起了一個大規模的「一人一信」運動。為了對國務卿范錫的大陸之行造成影響,聯合報印製了四十多萬份的英文短函,由讀者自由索取填寫,然後向美國總統卡特以及任何可能的官員、朋友投送,希望藉此表達美國對華政策的抗議。

中美關係緊張化

王惕吾想到:見面之後,首先要向國務院官員請教的,就是美國對這個問題究竟意圖何在。

聯合報華府特派員施克敏前來接機,並由他陪同赴國務院,擔任翻譯。

那天見面的國務院官員共有三人;國務院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副助理國務卿來天惠、中國科科長李文、以及包大可,由來天惠主談。

王惕吾問來天惠:「我想請教你,貴國與中共的關係繼續發展下去,將往那一條路走?」

王惕吾萬萬沒想到,他提出的問題,就是來天惠約見王惕吾的主要用意,他起了這個頭,來天惠正好順利攤開話題。

「王先生,你是中華民國有地位的報人,貴報在台灣的權威,是我們所素所景仰的。」來天惠的開場白非常正式,顯出過度的客氣。以王惕吾和他熟識的程度,本來無需這些客套,這麼鄭重的開場白,反而今王惕吾感到別有用意。

真正要說的話,是在客套之後。來天惠看著王惕吾鄭重的說:「今天我將坦誠和你談談一個問題,請你瞭解關於這個問題的一些實際狀況。我今天講的話,不是代表政府正式發言,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國政府已經決定在近期內和中共正式建交,國務院、白宮和國會都通過了這個案子,正式宣布的日子不會拖得太久。這點,我們希望你能瞭解。」

施克敏一五一十將來天惠的話逐句翻譯中文,王惕吾仔細聆聽,沒有放過任何一個字,謎底揭曉了,他的心情卻墜入深淵。原來,美國外交官員邀王惕吾千里迢迢來到此處,就是要告訴他中美外交關係將不長久的消息。

在此之前一年多,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多次求見新上任的卡特總統,一直遭到拒絕;要求晤見副總統孟岱爾和國務卿范錫,也同樣遭到不斷推託。沈大使最急於瞭解的,就是中美兩國關係的動向。

美國政府全力迴避沈劍虹,卻主動約見王惕吾,告訴他事實的發展,這是由於過去幾度接觸的經驗,他們認為與王惕吾的溝通情形良好;同時,由於王惕吾報紙的影響力、他的黨政關係,都是美方認為合適的傳達橋梁。

理性表達心中憤怒

心中的疑問得到了答案,王惕吾此時的感觸卻只有憤慨可言。但他也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表現激動並無任何助益,美國既然透過這樣正式的邀約告知這項消息,就表示尊重他的想法與看法,此時,他必須克制情緒,不僅要表現得像一位理性的報人,同時也要站在國家的立場表達自己的態度。

「中華民國是美國歷史悠久的盟友,第二次大戰中兩國曾經併肩作戰,之後,兩國訂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又同是站在反共陣營裡的盟友。」王惕吾告訴來天惠:「美國交了新朋友,不能夠忘記老朋友,尤其是忠心耿耿的老朋友。」

王惕吾知道勢不可挽,但尊嚴必須保住,立場不可失掉。

「我知道貴國對於正常化將感到難以接受,但這是沒辦法的選擇。」來天惠試圖用和緩的方式解釋美國的政策:「我國認為貴國在現任領袖--蔣經國總統的領導之下,最有能力經得起這項變動,能夠在安定的情況下承受中美兩國斷交的事實。你是中華民國聲望卓著的報紙負責人,有極大的政治影響力,希望你把這項消息帶回國內,轉告貴國元首,以便因應。」

美國與中共正常化問題是全國人關心已久的問題,王惕吾沒想到自已在這種情況下得到了答案,卻是一個最壞的答案。他努力壓抑自己情緒,卻仍然盛怒難掩地告訴來天惠:「美國基於戰略利益要與中共建交,這是美國的利益,我們無法置喙。至於我國在蔣經國總統的領導下,經不經得起考驗,這是我們的事,無需美國憂慮。」

「你們與中共建交,損害最大的是中華民國。但是美國做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如此背信忘義,美國其他盟友也將感到寒心。」王惕吾表達了譴責之後,仍然不失應對之禮:「謝謝你告訴我這個消息,我一定把話傳達回去。」隨即起身告辭。

蔣經國先生出任總統不過是幾個月以前的事情。先總統蔣公於民國六十四年辭世,嚴家淦先生擔任了兩年多的總統,才把棒子交到蔣經國手裡一、二個月的時間,美國竟然已經做好決定,要送給他一個「斷交」之禮。

王惕吾帶著這個不好的消息回國。一路上,他逐一思考事情的所有細節,一方面意外國務院把消息透露給他,而未照會我國駐美外交官;一方面估計要如何將這個令人沮喪的消息報告元首。

那些年,我國外交阻難頻生,先是退出聯合國,繼而與日本和其他國家邦交陸續中斷,國家處境愈顯孤立;此時,人民幾乎把全部外交寄望放在美國身上。而外交部門對於兩國關係過於樂觀,更加重了國人不切實際的想望。在這種情況下,如無周全因應之計,一旦驟然斷交,勢必使國家陷入孤立,造成社會民心的恐慌。

堅守祕密識大體

王惕吾知道,他從美國主管中國事務的官員口中獲知的消息,如果發表出來,絕對是一個震驚國際的獨家新聞,這雖然足以證明聯合報的權威性;但是,此時此地,對這樣一個撼駭人心的消息,絕對不能以報紙的利益著眼,必須從國家社會的整體影響來衡量。

王惕吾決定,在政府做好周全部署之前,無論如何不該洩露道個消息。回到報社,他沒有把此次美國行得到的驚人消息告訴任何一個人--包括社長劉昌平和他的子女在內。

他也仔細考慮要如何把這個不好的消息向最高當局表達。他知道,全國上下掛慮中美關係的前途已久,這是大家最不願意聽到的消息,為了避免這個消息對總統造成太大的衝擊,回國之後,王惕吾先將重點報告秘書長張寶樹,請其轉為報告,並叮囑說:「國務院找我談過,有這樣的消息。如有需要,我再當面報告。」

接下來的發展,令王惕吾大感意外。

總統聽取張寶樹轉達的消息後,即召見外交首長詢問詳情。外交當局又轉而向我國駐美使館做了簡單的查證,即向經國先生否認王惕吾自美國務院帶回來的消息,並且保證:我國與美國白宮、國務院和國會各方面均保持良好關係,中美外交前途絕對樂觀。

這種作法,究竟該歸咎駐外使節誤報戰情,或者是決策官員過度自信,至今無從查考。遺憾的是,一則寶貴的情報,被當成無端謠諑,棄置不顧;甚至,還有人認為王惕吾故意捏造事實,製造對國家不利的情報,而懷疑他的用心。

當時,王惕吾終究沒有機會當面向經國先生說明整個消息來源和過程。

半年之後,全台灣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深夜,在美國總統卡特宣布與中共建立全面外交關係之前六小時,最後一任駐華大使安克志驅車直往大直總統官邸,將美國政府的決定告訴經國先生,中美斷交的消息稍後即將在美發表。

只給我國總統六個小時的反應時間,是極端無禮的作法,讓我方措手不及。第二天清爭執政黨召開緊急中常會,經國先生發表三點頒布緊急處分:軍警單位全面加強戒備;進行中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延期,即日起停止競選活動;各經建有關部門立即採取各項有助於經濟穩定及發展的措施。

斷交的連鎖風暴

當天國內慌亂的情景,許多人應依舊記憶深刻:激烈異常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當日嘎然而止。憤怒的民眾群聚台北圓山美軍俱樂部,製造了一場小暴動,砸毀汽車,打破門窗。台灣島剎那間烏雲密布,國家有如大難臨頭,人心惶惶。

今人扼腕的是,在卡特宣布斷交之前,我國駐美大使館對此事仍然一無所悉。而斷交當天,駐美大使沈劍虹人不在華府,而在千哩以外的亞利桑納州鳳凰城訪問。他的解釋是:卡特政府完全矇蔽我們。

斷交第二天,外交部長沈昌煥自認判斷錯誤,難辭其咎,因而提出辭呈,當天即獲批准。

斷交的陰霾,在隨後的幾年,繼續盤旋在台灣的政治天空。突然中斷的選舉,又激化了反對抗爭活動,經過一段不短的時日,社會才從斷交的陰影中平復。或許正如美方所預料的,我國在蔣經國總統的領導下,更能因應變局。人民嘗到了孤立和挫折的況味,並能夠從擺脫憤怒和不滿,奮發成長。

對王惕吾而言,這則消息曾經在他的心裡藏放了多年,直到現在,他還很少向人提起,僅當年幾位重要的幹部知道其間過程。即使對與斷交有關的當事人,他也都不曾提過。

他惋惜這個訊息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當民間的力量漸漸壯大,在外國政府眼裏已有足夠地位,並受到尊重;我國政府卻缺乏多元化的警覺,一味迷信官方訊息,一錯失,就釀成了難以彌補的遺憾。

他倒從未惋惜自己報紙上未能及時發表這條獨家新聞。新聞學術界在爭辯報紙的「告知」功能以及讀者「知的權利」時,一直有個爭論;什麼是新聞報導要向之臣服的國家社會利益呢?王惕吾很少為這種問題困擾,他知道,只要不放棄新聞工作者的責任心和道德感,什麼時候該全力以赴,什麼時候該適可而止,都不是太難的選擇。

美國政府透過王惕吾轉達重要政策訊息,雖然這次未竟全功,但在斷交後不久,為了雙方互派人員的問題,又發生了同樣的情況。

中美兩國斷絕正式外交關係,但兩國之間還有許多其他關係必須維持,取而代之的是「台灣關係法」的規範;兩國分別由為「北美事務協調會」和「美國在台協會」代替原來的大使館。

新的機構雖非正式官方外交單位,但兩邊對於負責的人選都相當謹慎。美方派出人員層次將低於原來的大使級官員,這是可想而知的;但我方立場則不同,正式關係斷了,工作反而更要加強,經國先生決定由外交部常務次長錢復負此重任。

美國在台協會首任理事長人選,美方提出丁大衛,在徵求我方意見時,我國尊重美國提議,立刻覆文歡迎丁大衛來台履新。但是,我國提議錢復出任北美事務協調會首任駐美代表,信函遞交美國國務院,經過不少時日,卻一直不見回音;美方未做歡迎之表示,也不回文拒絕。

中美聯繫出現真空

這是非常時期,由於驟然斷交,兩國之間的訊息往返處於特殊狀態。舊大使已經返國,而新的協調會人員尚未赴任,聯繫上出現真空,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原因狀況未明,我國外交官員只是納悶,也不便貿然正面查詢。這項人事案擱著,錢復在台北等候回音,卻久久無法成行。

事情的原委,後來才清楚;原來,兩國斷交後數日,美國派副國務卿克里斯朵夫,亦即後來的柯林頓總統之國務卿,率代表團來台協商斷交之後的兩國關係事宜,由錢復在機場迎接;當天,松山機場聚集了三萬多名憤怒的群眾,曾以石頭、雞蛋和蕃茄等向克里斯朵夫的座車投擲攻擊。紛亂之中,他曾遭受不小的驚嚇。

所謂「兩國交兵,不斬來使」,在克里斯朵夫看來,做為特使,他只是傳達政府的決定,而台灣人民卻將斷交的怒氣發洩在他身上。在台交涉的幾天中,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協商的正是外交部次長錢復。

這段在台北不愉快的經驗,克里斯朵夫牢記在心,當北美事務協調會的人事案公文到了國務院,他對錢復自難釋懷,文件就在他桌上壓著,既不批示,也不呈轉。他不擺明回絕,僅以消極不處理杯葛,這個案子已經形同胎死腹中。

負責中美事務的國務院官員見情況如此,有心解難;便再度透過聯合報駐美特派員施克敏向王惕吾轉達事態原由,說明副國務卿的態度;同時,也提供可資解決的建議:「錢復目前是不被接受的人選,這一點已經非常明白。貴國最好另提其他人選,否則,此案恐怕將長期擱置。」

王惕吾得到施克敏轉來的消息,立即打電話給外交部。此時,蔣彥士已接替沈昌煥出任外交部長。王惕吾告訴蔣彥士:「上回斷交的消息,你們不願採信;這次的消息,你們總該相信了吧。請報告總統,趕緊考慮換人。」

這次當局反應極快,總統第二天即決定以夏功權取代了錢復。

錢復沒有做成第一任北美事務協調會代表,他自己大概料想不到,為了松山機場那場雞蛋與石頭亂飛的行動,竟為他的外交生涯惹來一段難以調處的恩怨。

這段經過,王惕吾也從來不曾在他的報紙上發表過。

十餘年後,這段經過再公諸於世,或者已經顯得平淡。當年,如果聯合報將中美即將斷交那則消息刊登在它的一版頭條,將是一則轟動全球的獨家新聞;如果那樣做的話,除了轟動之外,也將對台灣人民的心理造成巨大的衝擊,帶來無法想像的後果。

有些事情,從來不會因為未獲公開報導而減低其重要性。中美斷交前後這兩段消息,雖然從來未曾發表,卻曾經無比密切地牽動著台灣的社會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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