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戰爭時代，一個黯澹的夜晚，只聽見子彈的聲音，只聽見風在森林裡颼颼的聲音……」三月下旬，離台前夕的晚宴，觥籌交錯中，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再次以低沉厚實的嗓音，唱出他偏愛的悽愴俄羅斯民謠。
雖自謙希望他的來訪如「夏天雨後美滿的夜晚」，這位主導冷戰結束，使二十世紀人類歷史大轉彎的「世紀人物」戈巴契夫，六天訪台，確已造成旋風效應。
透過媒體鉅細靡遺報導，他對冷戰後世局的全盤觀照，對人與自然的省思，以及對自身政治生涯戲劇化起落的坦然從容，迅速打動人心。立法委員獻花、獻唱，爭相請他簽名；只要戈巴契夫出現的場合，總見大批民眾簇擁、鼓掌。
「他們來時只有十五件行李，走時變成三十幾件，國內民眾送的書、食品、台灣特產，得用大木箱裝。」全程負責招待的聯合報系「聯合文學」發行人張寶琴表示。
一位遠自中部北上，在故宮鵠候六、七個鐘頭的大學生說出他的心情：「短期內，台灣再難邀請到如此的重量級人物，當然應該來看看。」
「戈旋風」
一年半前，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應花旗銀行之邀訪台，語氣鏗鏘地闡揚她的「柴契爾主義」；去年底，卸任未滿一年的前美國總統布希也翩然蒞臨，除發表公開演講外，更和李登輝總統共享揮桿之樂；加上今春的戈巴契夫旋風，道三位曾攜手除卻縈繞世人半世紀核戰恐懼的世界領袖，都在卸任後，親身領略了熱情的「台灣經驗」。
然而，「戈旋風」捲過，也彷彿在最高潮處畫上句點，留下許多進一步深思的空間。
究竟，當民間團體以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美金的代價，請來知名的國際人物，熱鬧喧騰過後，留下多少衝撞過的痕跡？亦或「船過水無痕」？
就外交層次而言，由於來訪領袖多逐步淡出現實政治舞台，他們的到來固然有助民間交流，多少提升台灣的國際形象，但對雙方外交關係影響十分有限，「這是沒有更好辦法中的辦法。」政大外交研究所所長周煦指出。
然而，當台灣每年已有超過五百萬人次出國旅遊、洽商，國際化潮流勢不可擋時，能在這片土地上親眼目睹、親耳聆聽世界級人物侃侃分析世局，「對培養國民國際觀絕對有幫助。」聯合晚報總編輯項國寧強調。
他舉例，以前談到冷戰，許多台灣民眾免不了有「與我有何干係」的疏離感，然而，「今天當一個結束冷戰的關鍵人物活生生就站在你面前，你心裡很自然會有聲音出現：到底這些世局變化對台灣、對自己會起什麼作用？」項國寧指出。
曾安排柴契爾夫人、布希夫人芭芭拉與青年學生座談的花旗銀行公關部經理王友華則相信，傑出世界領袖均擁有豐富人生閱歷和深刻生活體驗，當他們流露出最人性化的一面，坦率真誠地和年輕人溝通，「對國內新生代應會產生正面影響」。
事實上，許多人認為，此次「戈旋風」中，最動人的畫面出現在他們和百餘名年輕人聊天時，戈巴契夫自言「我發狂似地喜歡看書」，以及蕾莎幾乎語帶硬咽地表白他們夫婦從未享受過如節慶般的快樂，經常得承受各種緊張與壓力，但是，要使自己不迷路、通過考驗，「就要時時想到還有別人需要自己」。
刺激思考
而長久以來，台灣只能透過西方傳播媒介間接認識國際政治人物，他們的到來，不但政治人物、企業領袖有幸能夠領略他們的言談舉止和風範，一般民眾也有同樣機會。「瞭解世界級領袖是什麼意思？他們的領導風格有何借鏡之處？聽聽看他們的思考方向，也是另一層刺激！」為邀訪戈巴契夫，曾兩度親赴莫斯科的項國寧期望。
曾親自設宴款待柴契爾夫人，也曾和戈巴契夫晤談、共餐，前行政院長郝柏村便認為，他們都擁有「智慧很高、反應敏捷、對問題的瞭解和說明非常有條理」的共同特質。
他舉例，柴契爾夫人停留時間雖短，觀察力都十分敏銳，和他會面時，除讚揚台灣成就，不忘詢問台灣都市計畫如何，「我告訴她，很慚愧，這正是我們數十年來做得最差的部分。」郝柏村記憶猶新地說。他也佩服戈巴契夫在公眾場合面對敏感問題的機智反應，如當有人問到鄧小平身後的兩岸情勢時，「他先祝福鄧小平身體健康，非常周到」。
有趣的是，進一步觀察布希、柴契爾夫人和戈巴契夫這三位性格、背景迥異的人物，不難發現他們流露完全不同的領袖魅力。
許多人感到納悶，為什麼成長於舊蘇聯那般封閉、壓抑的極權環境，戈巴契夫的親和力和開放氣質都遠勝柴契爾夫人和布希？有人因此形容戈氏像花果山迸出的石猴子，一位資深政治記者則直言：「他比布希、柴契爾夫人更像西方選舉制度培育出的政治人物。」
曾任外交部常務次長、在北美從事外交工作多年的立法委員程建人觀察，布希是三人中最拘謹的一個，來台的兩次演講，「內容差不多，笑話也幾乎一樣」。他認為，或許一輩子浸淫美國行政系統，從眾議員、共和黨主席、中情局局長，……一直到擔任總統，「布希的氣質像行政官員」他說。
憐惜悲壯英雄
然而，程建人強調，「雖然平凡是布希最大的特色」，但「有些人的不平凡，就在他的平凡無奇」。
向以果斷、意志力堅強聞名國際政壇的鐵娘子柴契爾夫人，在台灣行中，仍輕易讓人感受到她懾人的氣勢和貴族風格，因此，國內首長在接見柴契爾夫人時，「無不顯得特別地風度翩翩」一位外交記者回憶。即使接受電視台專訪，從事先問題篩選，到走入現場對燈光、鏡頭的講究，使得工作人員立刻發現，「控制場面的，是這個受訪對象，而不是我們」。
相較之下，由於戈巴契夫停留時間最長、接觸層面最廣，個人魅力、觀點得以盡情發散，引起的共鳴也最熱烈。愛唱歌的程建人打比方，上了舞台，戈巴契大揮灑自如，該演什麼就演什麼；布希和柴契爾則彷彿會唱的歌曲就那麼幾首。
立法委員黃煌雄觀察，台灣民眾對戈巴契夫的衷心喜愛，應有幾分出自對悲壯英雄人物的憐惜。他指出，戈巴契夫勇敢而堅定地推動社會主義的重建、切斷蘇共臍帶，從而造成東歐自由化，自己卻面對祖國解體、黯然下台的代價，「大家覺得歷史對他不公平，更應善待他。」黃煌雄感性地說，如他一般在台灣有過選舉經驗的人，特別能體會民眾的善意。
不少和戈巴契夫夫婦有過面對面接觸的人士都一致認為，多年來，他風靡西方世界的魅力根源，應出自他真誠的平民性格，以及對人、對事均有份發自內心的平等尊重。
一九八九年陪同戈巴契夫赴北京的俄籍翻譯司格林教授曾說：「戈巴契夫有民主個性，不論大國或小國都能平等對待，他這次來訪你們就能體會。」
事實證明如此。不論是國父紀念館、午餐會或立法院的演講，每場演講的講稿，戈巴契夫無不字斟句酌、一修再修，試圖融入他當天的見聞所感，「有一天，司格林到清晨六點才從顧問群手中拿到剛出爐的講稿！」張寶琴說。
對到訪當地的尊重也表現在他勇於接受問題的開放態度上。立法院演講完後，他轉過頭去對立法院長劉松藩說：「我的時間交給你了！」成為第一位接受「質詢」的外國貴賓；他鼓勵年輕人發問：「你們提問題，我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瞭解到什麼程度？」
台灣新思維何在？
五年多前，台北市能夠承辦國際獅子會年會，還被視為有助台灣形象的盛事一樁，民間媒體熱烈報導外，新聞局出版的國際宣傳刊物更大篇幅介紹。時空移轉，如今民間團體關注的問題是：「柴契爾、布希、戈巴契夫之後，還要邀請誰才夠分量？」台北花旗銀行總裁馬建明笑說。
其間的變化或許可以反映出台灣的經濟實力以及國際化程度，然而，當戈巴契夫旋風熾熱之際，台灣的保育不力也正備受國際批評、朝野為是否遭受制裁膽戰心驚。
有心人不禁要問，聆聽一場場來華國際領袖經驗結晶後，台灣的「新思維」在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