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提供：唐獎教育基金會）
「溫柔的復仇是最強而有力的。」這句話出自《斷臂上的花朵》（The Strange Alchemy of Life and Law），作者是日前訪台的唐獎獲獎人、南非大法官奧比‧薩克斯（Albie Sachs）。
邏輯清晰，具俠義之心，卻不失溫柔，是看完全書後對奧比的想像。前兩項，是成為法律人之必要，最後一項，卻往往與之衝突。或許這正是奧比無可取代之處：唯有這樣的人，才能在被敵對陣營炸斷一隻手、失去一隻眼後，還能主張不報復、不刑求、不處死，協助前總統曼德拉領導長年被種族仇恨撕裂的南非，重新癒合成一個國家。
文字往往會美化一個人，但聽現場演講時，卻意外發現奧比人如其文。
五月，奧比三度訪台，其中一場演場在建國中學，一個台灣典型陽剛且精英的所在。偏偏，奧比反骨，一開口便擲出一記大直球：「男孩，可不可以哭？」他的英文口音有些樸拙，慢慢地，但顯得真誠。
他描述自己學生時期，有位老師總是找理由體罰他，要他脫下褲子，狠狠鞭打。奧比是個好學生，第一天，他委屈地哭了，第二天也哭了，到了第三周，他決定停止哭泣。往後十多年，就再也沒哭過。1988年，奧比因反對種族隔離政策，遭政府特務放置汽車炸彈所傷，他也沒有哭，反而急著出院去起草南非憲法，「為夢想而工作，是最好的良藥。」
出院前，一位男子來看他。他來自一處關滿愛爾蘭共和軍（IRA）的監獄，他們在獄中編了一本雜誌，其中一期主題就是：「人權鬥士可不可以哭？」
有人認為哭就是示弱，有人認為哭只是一種情緒，最後投票結過是2/3的人認為可以哭，因為他們都讀了奧比的書。
「現在，我把這個問題送給你們。男孩可以哭嗎？法官可以哭嗎？科學家可以哭嗎？」他揮舞著空空如也的袖子問道。
《斷臂上的花朵》裡有一章便叫「哭泣的法官」，有四個使奧比落淚的判例，包括因無處可居、違法住在平價國宅預定地上，卻被政府挖土機強制驅逐的古特邦太太；因身體不易接受器官移植、而被排在腎臟受贈名單後面順位的索布拉曼尼先生、因愛滋帶原而被南非航空拒絕雇用的霍夫曼先生等，用以揭示南非憲法對稀有資源分配（如醫療）、基本公民權利（如居住）、禁止歧視偏見（如愛滋病患就業）的主張。
每當審判結果符合他的堅持，奧比總會為了能在大法官位置上捍衛基本人權、保障人性尊嚴，而不由自主地流淚。因此聆聽判決前，同事總會開玩笑遞手帕給他，「奧比，你今天需要嗎？」
更進一步探討。當人權與公義的保護對象，是曾狠狠傷害我們的人時，有一天當我們上位了、掌權了，是否還能堅持初衷？
奧比分享了另一個故事。有天他坐在大法官辦公室，突然有位自稱亨利的男子求見。他曾參與暗殺奧比，而他即將前往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說出真相並尋求赦免。
奧比好奇地看著這位身材碩長的陌生男子，心想，「原來，他就是想要殺我的人。」兩人坐下來，談了各自的家庭、爆炸發生經過。這個人沒有因為參與暗殺而獲得豐厚的報酬，他甚至傷了腿，沒有工作。但奧比已貴為大法官。
兩小時後，奧比起身告訴他，「有人來拜訪時，道別時我通常會跟他們握手。但我現在無法與你握手。到真相和解委員會說出實情吧，或許有一天我們會握手。」
（照片來源：維基百科）
年底，奧比在一個茶會上遇見亨利。他掛著大大的微笑告訴奧比，他去了真和會，也說出了真相。「你說如果......也許......？」「是的，我從你的表情可以看出，你說了真相。」
奧比伸出左手與他相握。
亨利興高采烈地離開了，奧比卻因為太過震驚而幾乎癱倒。後來才聽說，亨利回家後足足哭了兩個星期。
「我們現在住在同一個國家，」奧比說，「對我而言，這比將亨利送進監獄更有意義。」
奧比說，當他因爆炸住院時，常在清晨四點、止痛藥消退後痛醒。沒有宗教信仰但求助無門的他，只能一個人在黑暗裡哼歌，「It’s me, it’s me O Lord. Standing in the need of prayer. Not my father not my mother it’s me O Lord, stand in the need of prayer.」就這樣父母、兄弟、姊妹，一位位唱過一輪又一輪，直到護士到來。
一天，他接到一張字條，上面寫著：「不要擔心，奧比同志，我們會為你復仇。」「復仇？我們要讓他們少一隻手、瞎一隻眼，將他們對我們所做的都還給他們？這是我們要的國家嗎？」奧比反問。
他甚至天真地想，若是放炸彈人落網，「如果罪證不足以將他定罪，那他就無罪，這就是我的溫柔復仇；那意味我們生活在法律保障之下，那比將某人送進監獄更有意義。」奧比回憶當時的想法。
「溫柔的復仇（Soft Vengeance）」不只成為奧比的主張，也成為南非的主張。前南非總統曼德拉就職時，也曾邀請三位無情待他的獄卒出席典禮。
「若民主能在南非生根，」奧比寫道，「那代表純潔與殉道的玫瑰與百合花將從我的斷臂上開出。而這就是我溫柔的復仇。溫柔的復仇是最強而有力的。」
奧比說，當被霸凌羞辱時，人們的第一個念頭往往是如何復仇。「你也可以復仇，但那麼做，就使傷口的感染擴大到靈魂。」他說，相反地，如果能提升，找到一個與傷害你的人建立連結的方法，雙方就能學會如何尊重彼此。
會後，許多學生發問奧比對台灣死刑、校園樹立統治者銅像的看法。奧比沒有大發議論，而是謙虛地說，「南非不喜歡別人來告訴我們該怎麼做，看到好的我們自己會學。因此，我也不會指導台灣該怎麼做。」
奧比認為，台灣能在短時間內，從一個極權國家成為一個民主國家，是相當獨特的。而下一代台灣年輕人，或許更能跳脫價值觀的桎梏，不要想成為最成功、最有錢的人，而能不怕表現內心柔軟的那一面，驕傲地成為一位仁慈、友愛、擁有多樣人性的人。
只要人心能康復，我們的國家也將會康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