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民意至上的時代。
民意決定誰可以登上總統的寶座、如何登上總統的寶座；民意決定政府的大小官員誰該下台，誰可以繼續做下去；民意決定要交稅，要交，又應該交多少，如何分攤。
如果民意受尊重的程度是一個社會民主化程度的指標，則「民意至上」是一個十分值得慶幸的現象。很奇特的一件事，是「民意」到了台灣，好像往往有異於平常的表現。
在前任財政部長王建瑄宣布辭職的那一天，翻開兩份銷路不惡的報紙，其中一份的跨版標題是：「王建瑄在民意壓迫之下辭職」，而另一份報紙居然也刊出王建瑄辭職的消息，卻同時出一次民意測驗的結果，結果發現認為王建瑄應該下台的人只占反對他下台的人五分之一不到，既然民意測驗是測量民意公認的利器，那麼測驗的結論應是「民意並沒有壓迫王建瑄下台」。同一天的「民意」，竟然出現了完全相反的兩個版本。
更令人擔心的，也許不是「民意」在我們的社會可以有這樣異常的表現，而是大多數的人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古怪的「民意」行徑。
我們的觀眾每天坐在電視機前面，看著三台都是「收視率第一」的精彩節目。才不久之前，攸關國家大計的總統直選辦法一夕之間翻案，前一天的版本與後一天的版本，也都是很據民意而來。如果在幾月之前，我們的民意「如流水」，則時至今日，似乎已經達到「水火同源」的地步；還是它已經走入藝術的境地，有如畢卡索的抽象畫，可以容許任何不同的詮釋與利用？
誠然，我們的社會是愈來愈多元化了，而多元化的社會當中．有多元化的意見，毋寧是平常的現象。然而「民意」代表的，應是大多數人的意見；也是少數人必須服膺，以使民主政治得以實現的依據。如果民意已經成為「藝術」，則我們的社會又將往何處去呢？
其實任何關心的人都不難瞭解，民意雖然重要，但都有其形成的條件。過去不少有關民意的長期研究發現，民意的走向未必代表真知灼見。在美國，民意對事件所形成的影響力，往往是在事件的關鍵時刻已然過去之後；以多年前發生的水門案件為例，民意對尼克森下台，充其量不過發揮了臨門一腳的影響力。而二次世界大戰的禍首之一希特勒，更是德國人民經由合法程序選舉出來的政治領袖，此外，民意容易為少數「聲音大」的人所導引，更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事實。 民意為什麼會有如此「不可靠」的情況出現？說穿了，就是欠缺足夠的知識與資訊去做合理的判斷。
資訊充血，判斷貧血
當社會愈來愈進步，任何大小事情的複雜度也相對增加。如今連丟棄垃圾這樣的「小事」都需要「教」，如果我們在事前沒有任何說明的情況之下就出去訪察民意，請教大家政府應不應該發展對撞機、證交稅好還是證所稅好、抑或立法委員的選區應該有多麼大這類的問題，也許問問題的人可以如願地得到一些數字，並據之以為「民意」，但是如此民意，其意義又是什麼呢？
無論在美國或台灣，選舉的季節又到了。民意將再次展現它的威力。相對於美國候選人對公共政策的辯論，我們的選民似乎只得到少部分「誰是金牛」、「誰不是金牛」的資訊；被標上金牛標籤的A又辯稱自己是「好金牛」。雖然每位候選人都在為選舉經費叫苦，可是選民得到的，大多是一些空洞的口號或學經歷資料。在資訊爆炸的時代，選舉資訊的稀少以及品質的低落，令人憂心。
如果台灣地區的人民要藉選舉表現成熟、有智慧的民意，是否只有向神明祈求一途呢？
(汪琪為政大新聞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