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民意至上的時代。
民意決定誰可以登上總統的寶座、如何登上總統的寶座；民意決定政府的大小官員誰該下台，誰可以繼續做下去；民意決定要交稅，要交，又應該交多少，如何分攤。
如果民意受尊重的程度是一個社會民主化程度的指標，則「民意至上」是一個十分值得慶幸的現象。很奇特的一件事，是「民意」到了台灣，好像往往有異於平常的表現。
在前任財政部長王建瑄宣布辭職的那一天，翻開兩份銷路不惡的報紙，其中一份的跨版標題是：「王建瑄在民意壓迫之下辭職」，而另一份報紙居然也刊出王建瑄辭職的消息，卻同時出一次民意測驗的結果，結果發現認為王建瑄應該下台的人只占反對他下台的人五分之一不到，既然民意測驗是測量民意公認的利器，那麼測驗的結論應是「民意並沒有壓迫王建瑄下台」。同一天的「民意」，竟然出現了完全相反的兩個版本。
更令人擔心的，也許不是「民意」在我們的社會可以有這樣異常的表現，而是大多數的人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古怪的「民意」行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