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活力依舊，日本和四小龍其實已經開始發生許多根本上的改變。這些改變都相當重要，以致可以說，九０年代早期工業突破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七０年代，在第一次石油震撼以後，基本改變的跡象開始在日本出現；八０年代晚期，東亞各國貨幣對美元升值以後，基本改變的跡象開始在四小龍出現；這些改變讓我們對這為時幾十年的工業突破時期看得更清楚。下面是幾項重要的新趨勢。
廉價勞力告終
東亞廉價勞力的供應已經告終。為了戰爭而流離失所的貧苦移民，人力已經用竭；那些迫切需要工作、願意每天長時間勞動，來賺取低廉工資的農村青年，人數也減少。在日本，務農人口的比例由二次大戰剛過後的五０%，下降到八０年代晚期的一０%以下；在台灣和南韓，由六０%以上下降到二０%以下。非法移民正緩緩的進入這些社會，但是到現在為止，外勞只構成不到一%的勞動力，而不能有效減輕勞力的短缺。由於勞力缺乏，工資不斷上漲，東亞經濟因工資低廉，而享受有利競爭條件的時代，己成過去。
到了八０年代晚期，日本和四小龍已經累積了可觀的金融資產。在這些社會中，資金隨處可得，而在公司的策略、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以及個人消費的模式上，引起了巨大的改變。
由於公司商號累積了更多的資金，遂較注重財務管理。有些大規模的製造業公司，由於資產非常可觀，已經需要資金管理人才來專門處理公司的投資。一度曾由工程師經營的公司，今日學會計出身的高級行政人員反而比較多。以往有些公司在有了必備的工業技術和管理技巧後，便決定興建新的工業設備，現在它們卻能更精確的估算成本。
資金和外匯供應短缺的時候，這些國家的政府，對於私人公司有很大的影響力。影響力包括分配和批准外幣的使用，提供優惠稅率和低利貸款，指導優先發展重點，以便私人銀行降低風險而能以低利貸出款項。在各公司累積了本身的儲備金，包括國內外資產以後，便不再那麼依靠政府的協助，也不再完全聽命政府的指令。
由於現在本地的投資比較容易得到資金，政府已放鬆對於資金出口的限制，各公司迅速擴大海外投資。許多總辦事處設在東亞的公司開始在國外投資，與外國公司形成更多的聯盟，以增強全球性的生產和推銷，公司的利害開始與國家的利害分歧。就一九九０年早期來說，這個過程在東亞尚屬剛開始。政府官員對於總公司設在自己國內的各公司仍然有相當的影響力，但這種影響力已遠不如從前。
股價房價狂飆
資金的累積也影響了私人的消費行為。在工業化的早期，家庭迅速累積財富，而增加消費品的購買都比較緩慢。他們為了退休、房屋、緊急事件、購買大的物件以及子女的教育費而儲蓄。八０年代中期以後，東亞的貨幣對美金升值，已經瞭解他國經濟情況的東亞人，常以他們在國外的購買力來度量自己的財富。擁有股票和房地產這類資產的人，眼見他們的資產大為增值，更願意用這樣的資產作抵押、借貸，作為開銷之用。這一趨勢激勵了大量的新花費，並且進一步對有吸引力的投資點燃了一場投標戰。股票市場的股票價格和房地產價格猛漲，尤以大城市和附近的地產為甚。即使是後來有些騙局被拆穿，也未能終止這種投標戰。
一旦房地產的價格猛漲，有產業者與無產業者之間的社會差距加大。在工業化的早期，社會上沒有什麼財富。一個人的機會，幾乎完全是靠他的職位而定。但是當財富累積以後，許多人由投資和投機買賣可以賺到的，遠較從工作中賺到的為多。在新加坡，由於公家所興建的房地產很充裕，產業的所有權不構成一個大問題。但是在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由於房地產價格暴漲，許多依靠工作薪給的年輕夫婦，乾脆放棄了購買自己住宅的希望。這些新的不平等問題，引起了對於社會公道的質疑。有的問題甚至引起了大家對於社會基本制度的懷疑。
金融和服務業成長
金融和其他服務業成長，犧牲了工業。由於科技的進步增加了農業的效率，在所有現代社會，務農的人口比例顯著下降。同樣的，工業的進步減少了工業所需工人的比率。雖然這五個東亞社會正在擴大生產，供應世界工業產品的比例日益增加，但是工業自動化和電腦控制生產過程的進步非常神速，工業所需工人比例正在下降。一部分需要大量勞力的工業生產，大多交給其他國家去作。在日本和四小龍，實際參加工業生產的勞動力，比例已經達到最高點，而現在正開始下降。
由於年輕人在金融界和包括公職在內的其他服務業中求取事業的發展，這方面工作人員的比例不斷升高。工業突破時代所講求的，是規律性、精確性、可預測性和協調。金融界所講求的，是投機、精明的操縱市場、以及甘願冒更大的風險。正如同穩定的農業社會讓位給工業社會時，社會的性質發生改變；工業在讓位給金融業時，工業突破時代所講求的準則，也部分轉換成金融界所講求的準則了。
在這些東亞社會中，公眾開始要求政治上更大的發言權。由於一般人透過西方的電視節目和國外旅行，對國家和國際事務有更深刻的瞭解，自許為中產階級，許多人開始發表自己的意見，並對政府政策提出質疑。
對於許許多多直接或間接由工業他所引起的問題，公眾尤其喜歡自由表達意見。這些問題像是污染、環境破壞、過度擁擠、交通擁塞、社區功能喪失、老年人缺乏照顧，以及逐漸老化的人口中慢性疾病的增加等等，都受到重視。
一九八六年菲律賓民眾示威，造成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下野。一九八八年起，蘇聯和東歐又發生許多變化。這些對於東亞國家有深切的影響，因為東亞的權力主義秩序，以前與反共的國策，有密切的關聯。現在比較鬆弛的國際政治氣氛，使東亞政府不再有充分的理由，實行嚴密控制。一般人也不再願意容忍秘密和軍事控制，他們愈來愈相信政府應該給民眾更多的自由。
民主的風氣大開
民主的風氣在四小龍中日益成長。蔣經國在一九八八年辭世以前，結束了軍事統治，並允許合法的反對勢力在台灣存在，這一項政策有極大的影響。一九八七年六月，當盧泰愚宣布接受民主的要求時，南韓的政治起了革命。在香港，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天安門事件，引發許多大規模的民眾示威，對於一九九七年以後保障人民自治的方法，想得到更大的保證。新加坡的變化雖然不這麼富戲劇性，不過，八０年代的選民人更願意投票給反對勢力，並且表示想要年輕的新領導階級。在這些國家，對於民眾表示異議的限制都已放寬，而對於真正多黨制度的要求也愈強烈。
在這些社會中，政府官員比起現代西方社會的政府官員，仍然有較大的權力，但是民眾和代表民眾的政治家，相對於政府官員，權力已在增加。
工廠層面也感覺到民主的風潮，勞工已開始要求更多的權利。南韓的變化最富戲劇性。一九八七年，南韓因罷工而損失的工作天數，超過前二十五年來因罷工而損失工作天數的總和。在台灣、香港和新加坡，工人也不再那麼服從。
工業突破時期的社會，政府是傾向權力主義的官僚，民眾是溫順的；勞力很短缺，工資很低，各公司在作決定的時候很少考慮到財務，國家和各公司的利害關係密切。上述改變的種類和幅度，指出這一型的社會正迅速改變。這些社會和西方社會仍然相當不同，但已變得更複雜和多樣化，也更開放，控制已不如以前嚴格。
影響力無遠弗屆
目前在東亞行將結束的工業突破，對於整個世界有深遠的影響。東亞諸國經濟的成功，已經刺激了世界各地的民族，提高他們對經濟改良的期望，也改變了如何有效改良國家經濟的分析本質。在這些國家中，國民意識的改變非常複雜，以致不能科學化地挑出明確的原因。但是，觀察東亞的成功和世界對這一成功有反應的人，都深信這種改變的真實性。
東亞成功對共產主義世界的影響尤其深遠。在中國，七０年代門戶開放，日本、韓國、尤其是在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中國人進步的消息，強有力的刺激改革的發生。在蘇聯和東歐，過去還可以解釋比較富裕的西方諸經濟，是由共產主義制度出現以前很久，便已存在的歷史差異所造成。但是，當蘇聯集團分子看到東亞國家在工業發展上後來居上，很難不對自己的制度發生疑問。
在南半球，美國的民主、對人權的關切、廣納外國移民、或在流行文化上的創造能力，對當地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這些方面是東亞的國家所不及的。但是東亞諸經濟的成功，開始引起南方列國的興趣，這種興趣超過了對資金和工業技術實際上的需求。南半球的國家愈來愈視東亞為一具有吸引力的模範。示範了如何迎頭趕上西方經濟，如何避免過分的墮落和犯罪，如何克服既得利益所造成的停滯，如何使本地的風俗經歷西方支配勢力的猛烈攻擊而保存下來。這些國家對於使用東亞國家的教訓，以改善本身的教育制度和生活水準，興趣與日俱增。
在北美與歐洲的投資日增
在北美和歐洲，東亞的投資正開始產生重要的影響。雖然日本在印地安那州的投資遠落於它在加里福尼亞州、紐約州、喬治亞州、肯塔基州、田納西州、俄亥俄州及其他許多州之後，可是在一九九０年、印地安那州已經有八十多家日本工廠。大多數美國在海外的公司都交給當地人管理。可是，大多數日本在海外的公司都不一樣。它們嚴格地受到日本經理控制，將日本的態度帶進工廠，直達工人的層次。
日本人一面購買外國產業和外國公司，一面到處旅遊，促使世界各地的公司和旅遊業迎合日本人的品味。各國政府的首長和美國各州的州長，為了找人投資，正在向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遊說。以前曾擔任美國公職的人，為日本人所聘，已成為日本的代理人，設法影響美國的國策。
國際地位提升
日本公司驚人的競爭力，正迫使世界各地的西方公司，向日本人學習，例如品質管制和編目管理等新工業技術和管理技巧。比較深刻的制度改變跡象也開始出現。在美國，反壟斷的規則逐漸放鬆，以便同一行業的各公司可以合作進行研究計畫。而新的公私合作計畫，也為大眾所考慮。大型公司由於深深感到日本競爭者的存在，正嘗試與供應廠商間發展各種新關係，以期改良品質和縮短生產新產品所需的時間。致力於組成一九九二年歐洲經濟共同體的人，承認由日本方面來的競爭，是驅策這一結合的關鍵因素。
十九世紀晚期，日本在吸收西方工業技術的時候，曾經設法保存日本的精神。同樣的，西方人對於改變基本觀念並不積極。西方人以為自由和開放的市場是作決定最好的方法，這個信念在許多西方國家已成為一種信條，如今這一信念也被磨損。過去西方人相信決策完全是根據市場和資產負債表而作決定。但是我們可以看出：來自東亞的合作與策略觀念，也迅速征服了西方人。
在國際事務上，東亞國家的作用和影響力也逐日增加。在關於經濟援助和公共衛生的國際組織中，日本人不僅贊助多，也擔任較高的職位，在決策的制定上也有更大的參與力。
東亞研究複雜化
最後，讓我談談東亞對於學術界的影響。目前研究東亞的非亞洲人數大增，這一點對於知識分子的觀點會產生影響。某些受歡迎的理論，如「依賴理論」的見解，主張西歐和北美這些世界上的「核心」地區，正在阻止世界其他的地區發展。這一理論或許需要進一步驗證。
在現代東亞研究的性質上，也發生複雜的結構性變化。許多曾在東亞研究傳統文化的人，常常因為他們所熟悉和愛護的世界，為工商業發展所摧毀而感到沮喪。以前主宰現代東亞研究的東亞學者，也必須承認這方面的研究起了無法挽回的變化。東亞的成功工業轉型，使得這類研究不但是東亞專家感興趣，研究世界政治、金融、工業組織、工業技術和科學的學者和從業人員也感興趣。有的學者懷念以前的日子，那時學術研究的範圍比較小，比較容易處理，也不致引起其他科目學者那麼大的興趣。國務院現在也有類似的問題，國務院的許多地區專家悲悼逝去的歲月，過去他們有較大的迴旋餘地，現在必須和包括國會在內的許多不同政府部門的人員合作，這些人有很大的權力，但對東亞問題並不怎麼內行。以當代東亞為主要研究焦點的學者，必須與其他方面的學者和從業人員互相配合，而這些學者和從業人員，並沒有受過多少東亞文化的訓練，幫忙他們提高對於這一地區的認識是必要的。因而，我嘗試研究東亞四小龍，我們有責任效法賴紹和和費正清，他們教育一般大眾瞭解東亞事務，是了不起的拓墾者。
(傅高義為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以東亞研究聞名。著作「贏的策略」與「廣東改革」均由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