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現在，柯蔡玉瓊還稱出事的那一天為「六二八事件」。
三年前的那一天清晨，她的大兒子柯重宇在台中被聯結車撞死。從那一天起，柯媽媽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許多躲在喪失親人陰影下過日子的人。她四處奔走，組織「車禍受難者救援協會」，而且連逼帶催，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從財政部盯到行政院，再從行政院盯到立法院。
「這都是因為車行不理我；要是他們跟我說過一句安慰的話，我不會有今天，只有一輩子哭死。」
出事的地點，是一條聯結車不准進入的產業道路。事後雙方談判，車行說他們經常撞死人(這家車行後來又撞死三個人)，一般行情價是二、三十萬；但因為柯重宇是東海大學企管研究所的學生，特別提高到六十萬，還說：「拿不拿？不拿的話，去告好了。」放話之後，就不見蹤影，連出殯也沒有派人來。一直在家做手工，替兒子存錢準備出國念書的柯蔡玉瓊，被車行的態度刺激，下定決心，挪這筆用不著的學費打官司。
「我是打過頭了，以後我都勸人，能和解就和解，」五十一歲的柯媽媽最後體驗，除非有錢、身體勇、精神好、有時間，否則是沒有條件打官司的。
卯上車行，力爭到底
三年來，從偵查庭、民事庭到刑事庭，她每次都路迢迢地從台南到台中出庭。最後最高法院判車行要賠兩百萬，但對方一直採不合作的態度。柯媽媽不但得自己去查車行有多少財產，連執行假扣押，都必須靠她跑遍中南部，才把車行的車找到(車行登記三個地址，但都沒有車)。把假扣押的車拍賣，一輛不過得款兩、三千元，算一算還不夠她花下的「成本」。
「我就是不願放，我要填補我兒子下半輩子的空白，再多的苦我也吃，」瘦高的柯蔡玉瓊寧願付出三年的精力打官司，為兒子在法律上爭口氣；她更想進一步立法，使受難家屬得到最低的經濟保障。
從找律師、打官司的過程，這位喪子的母親愈瞭解細節，愈覺得公權力對車禍死傷者的保障實在太少。只有小學程度的柯媽媽，決定要做點事。
閩南語說「路在嘴上」，柯蔡玉瓊把這句話的真義發揮得淋漓盡致。她問兒子的同學和他的暑期指導老師張茂桂，知道要立法就必須先有組織，於是她在東海大學舉辦控訴大會，吸引媒體的報導，有許多人看了報紙後，與她聯繫。柯媽媽一方面蒐集名單，一方面拜訪這些同病相憐的家庭，終於在兩年前成立車禍受難者救援協會，現有會員五百多人。
協會成立的第一件任務，就是推動強制汽車第三責任險的修正。
訪談許多個案，再加上親身的經歷，柯蔡玉瓊覺得台灣人的命真不值錢。以實施三十多年的第三責任險來說，它採過失主義，受難者必須舉證證明肇事者犯了錯。這個制度在執行上有許多缺失，例如撞了就跑，根本無法找到誰該負責；又例如撞死人，死無對證，肇事者可以將事發過程解釋得對自己最有利。
舊制度另一個趕不上時代的地方，是保額過低，只有四萬元。撞死一個人，只能得到一萬五千元(民事部分另計)。這麼微薄又難以申請的保險給付，事實上已經失去保險原先提供社會保障的意義。
「別人死兒子是怕人知道；我死兒子就告訴所有的人知道。」柯蔡玉瓊從七十九年開始，就寫陳情信給總統府、行政院、交通部等相關單位，得到的答覆是，政府已計畫制定「強制汽車保險法」，通過後一定對車禍受難人有幫助。
「我好像在牽大象過河」
可是性急的柯媽媽等了兩年，也「不見人下來」，她決定該起而行了。雖然財政部在今年四月以行政命令，將汽車第三責任險的保額提高到三十萬，但柯媽媽還是在當月底到財政部靜坐。在財政部提前開會，討論法案的同一天，柯媽媽雇了一輛宣傳車，四處宣說政府如何失信於她。好不容易案子送到行政院，柯蔡玉瓊又出現在行政院的門前，走來走去請願。甚至跑到郝柏村的住處遞請願書。
「我好像在牽大象過河，」柯蔡玉瓊認為，新法案採限額無過失主義，協會雖不滿意但可接受。她一路盯的目的，是希望能在立法院八十九會期結束前，通過新法。她沒想到法案送進立法院之後，一讀通過，到了審查會就因為有立委反對，而遭到凍結。
柯蔡玉瓊對這個結果很無奈：「對行政部門我還可以催；到了立法院我反而沒辦法。」
但無論如何，事情總算稍有眉目，至少她晚上也比較睡得著了。經歷過這麼一場戰鬥，她每到人多的聚會，總不厭其煩地勸人注意交通安全。畢竟再好的司法體系、保險制度，都不如事情不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