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爆發，古老的中華帝國開始與西方現代國家發生密切關係以後，傳統中國文化如何面對現代生活的挑戰，就一直是中國人不斷討論、思考的重大問題。
今天在台灣，由於政治的激變以及統獨之爭的激烈化，這個問題再度凸顯出時代的意義。在許多人糾纏於「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而備感困惑的關鍵時刻裡，余英時這本「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無論是從二十世紀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反省的脈絡來看，或是從當前台灣政治與文化脈絡來看，都是一部極有價值的作品，值得讀者細加咀嚼。這本書篇幅雖小，但觸及的問題卻十分重大，且具有極深刻的意義。全書的主題在於探索－－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 這個二十世紀中國人最感困惑的大問題。
書中開宗明義指出，任何一種文化系統都有其整體性及歷史性；「文化」應被當作是成套的行為系統，並以價值系統為中心而展開。作者首先指出，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人文精神」。
由於中國文化中所謂的「超越世界」與「現實世界」，兩者之間，並不是像西方文化中存在著對立關係，而是互相滲透、難以畫分清楚的。因此中國文化強調的是「內在超越」，這是中國人文精神的具體表現。
中國並沒有聖與凡之間的緊張關係，所以作者指出，西方近代的歷史經驗就是「世俗化」(secularization)，而中國要進入現代化，並不需要經過「世俗化」的途徑。中國人的價值之源是建立在「內在超越」之上，這也正是中國文化所以能延續數千年而不斷的主要原因。
作者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作一個全面性的回顧以後，又從一、人和天地萬物的關係；二、人和人的關係；三、人對自我的態度；四、人對生死的看法等四個角度進一步分析，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在這四個文化領域裡的具體表現及內容。
這本書的寫作方法及論述內容，充分地展現出作者圓融貫通的學問功力和敏銳的觀察力。具體地說，這本書的特殊之處可從以下兩方面來看：
一、目光如炬，從大處著眼：文化生活包羅萬象，層面極廣。當代人類學家研究文化，單單定義就可列舉數百種之多，像中國文化這樣悠久的傳統，更是不易釐清。作者都完全拋開枝節、瑣碎的項目，而採取一種「整體性的觀點」，從大處著眼，並且扣緊價值系統作為文化的核心，展開析論。讀者在作音的引導下，以一種精神上的高度和視野上的廣度，來對中華文化作一個全面性的回顧，將會有一種「一覽群山小」的快感。
二、在比較的視野中，展望中國文化的特殊性：民國初年以來，「東西文化的激盪與中國文化的展望」這個問題，一直是知識分子關心的課題。遠在一九二０年，梁啟超從歐洲遊覽回來，寫下「歐遊心影錄」一書，就提出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的責任，是以西洋文明來擴充中國文明，並且以中國文明來彌補西洋文明之不足，而另創一新文明。
自從梁啟超提出這個理想以後，梁漱溟、張君勵、張東蓀、胡適、崔秋白、林語堂等人，都對「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的關係」這個問題，殫思極慮，論述甚多。但是我們只要對民國以來知識分子所發表關於中國文化的言論加以回顧，就可以發現激情主義的情緒充斥字裡行間。
一九三五年一月，王新命等十位教授所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甚至激起了一連串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辯論。情理失衡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思考中西文化問題時，一個共同的現象，一部分人要求中國文化全盤西化，另一批人則站在中國文化的本位，要求西方文化東方化。
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裡，本書作者充分流露出冷靜而客觀的思辨風格。他以比較的方式，來凸顯中國文化的特殊性，例如他說中國人是從內在超越的觀點來發掘「自我」的本質(見八三頁)；他又認為中國人是從個人的修養出發，來討論社會與世界的問題，因此，個人修養一直是中國思想史的主流。
「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人儘量和天地萬物協調共存，而不是征服自然，是中國人對自然的態度(見五三頁)。余先生試圖對照傳統中國與西方近代對自然的態度，來點出科技掛帥以後的現代社會中，「疏離」現象的癥結所在。
作者又進一步分析中國人的生死觀，指出中國人對生死的看法，是從「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延伸出來。這種態度顯示出對人生的肯定，正是中國思想最可貴，也最特殊之處。
讀者在讀完這本書以後，可能會產生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如何在現實生活中落實？這是本書潛藏未發，但刺激讀者進一步去思考的重大問題。
當代英國著名學者柏林(Isaiah Berlin)曾經區分「積極的自由」(positive liberty)與「消極的自由」(negative liberty)這兩個觀念。中國文化從人文主義出發，近於柏林所標榜的「積極的自由」；但中國文化一向比較忽略客觀的制度建構，也就是說，中國文化比較少注意到「消極的自由」。
因此，未來積極建設制度，例如權力制衡、保障言論自由、司法的獨立自由等，也許是使傳統文化的價值系統在現代中國落實生根的一個重要途徑。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如何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社會實踐？四十年來台灣經濟結構從農業轉變為工業；政治生活從權威體制走向民主；社會從單元走向多元，都標明了台灣的現況與未來發展，與孕育中國價值系統的傳統社會大不相同。
在經歷了四十多年「沒有炮聲的革命」的「台灣經驗」之後，如何使中華文化中的價值系統與台灣的現實相結合，並在實踐中進行創造的轉化？這是本書引導讀者思考的另一個時代課題。
(黃俊傑為台大歷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