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隻兩年一飛的候鳥，旅美小說家劉大任在暑熱中飛抵台灣。
在台灣，他的近作「晚風習習」獲選人時報年度十大好書，但還有許多人記得他是當年保釣運動的核心人物。劉大任的經歷、劉大任的作品，儼然是當代壯年知識分子「追尋中國、認識中國」漫漫歷程的縮影。
「統獨的路，我們也走過一趟。我現在已不會用either...or「不是這個，就是那個」的態度來看兩岸中國。」在母校台灣大學旁，挺拔依舊的劉大任侃侃陳述。
他希望從全球的觀點來看，共產世界漸崩蝕；美蘇超強對立漸消退；日本勢力漸升；歐洲新霸權漸起，世界將由幾個大經濟集團主導。台灣加香港，再加上大陸沿海，會是太平洋盆區的要角。「放大視野從世界未來發展著眼，或許統獨之爭就是個小問題。」
想把歷史挖出來
任職聯合國秘書處近二十年，劉大任的世界觀，與其說和工作有關，不如說是來自對中國的長久關懷，和一段刻骨銘心的探尋。
他曾是五０年代台北知名的文藝青年，熱情洋溢、才氣縱橫。自幼隨父母遷台的外省子弟背景，以及求學時接觸到殘缺的近代史教育，使得劉大任不論在台大哲學系，或是在留學夏威夷大學時期，皆拚命閱讀魯迅、巴金、老舍、郭沫若的著作，「我很想把歷史挖出來，」他說。
他有滿腔理想。參與「文學季刊」、「劇場雜誌」，和文壇新生大將陳映真、尉天驄、黃春明等人，為當時猶顯封閉的台灣引介文化思潮，注入新力量。
他選擇到柏克萊攻讀政治學，因為當地政治學課程中有一門「區域研究」，涉及東亞的近代發展。「念哲學是為了瞭解自己，念政治是為了瞭解中國。」一向予人感覺浪漫、理想色彩濃厚的劉大任認為：「若不瞭解中國近代史，就無法認識自己、建立自己。」
也許每一代知識青年都會歷經找尋自我認同的階段，只是劉大任這一代，碰上了一場時代的狂飆。
海外保釣運動從一九七０年冬季漸起風雲。柏克萊的自由風氣、講性靈、反體制，更促使劉大任義無反顧的投入保釣。當時西方人拍攝的「新中國」紀錄片，深深震撼了一批台灣留學生：畫面上首見一九四九年前的戰亂貧窮、工人被洋人抽打等景象，配上悲慘音樂，五分鐘後，突然一面紅旗出現，昂揚樂章帶出天安門上的毛澤東，高談中國的建設。
劉大任的中國情緒，使他把新希望放在中國大陸，也因為一場保釣，中斷了他的學業和事業。
非洲之旅找回真我
他因忙於活動而疏忽課業，指導教授乾脆終止他的研究計畫和獎學金，即將取得的博士學位頓成泡影。在台灣媒體上，他的名字一度成為「劉X任」，忽成有家歸不得的遊子。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劉大任曾失業半年。
「他做事不一定想得周密，但是執著。」現任政大教授的尉天總形容這位老友。
一九七四年，劉大任實現「用自己眼睛去瞭解真相」的願望，首次探訪大陸。原本期望見到有朝氣、人與人和平相處的中國，都驀然發現了一個貧窮、不快樂、政治手段、密密籠罩的社會。
從理想回到現實，這是他的一大挫敗。兩年後，劉大任自動請調到非洲肯亞三年，他要體認人的價值，同時確定自己走回文學的軌道上，因為「透過文學，可以瞭解人性，和自己的感情。」
從作品「杜鵑啼血」、「浮游群落」，到「秋陽似酒」，劉大任以誠實悲憫的筆調，刻畫兩岸生活經驗，為他那一代的知識分子留下心路軌跡。尤其「故國神遊」、「杜鵑啼血」等描述尋親經歷的短篇，早在台灣開放探親之前，就深刻地表露兩岸傷痛。
「他對時代的深入挖掘，自我的反省能力，我很佩服，」一位文壇知名人士指出，劉大任早期的作品不脫對國家、對別人的批判，而保釣之後的寫作，則是對自己的反思反省，後者尤不容易。
心永遠不老
劉大任坦承一九七四年大陸來去一番後的轉折，「追求知識的方法要檢討，一廂情願的心情需要調整，要想法子保持距離來看待。」
十多年浪漫和滄桑在他身上鏤刻，如今似化成一股篤定。
這幾年重新站在台北街頭，他樂於見到兩岸互有一些新生力量，例如台灣的歌曲、大陸的民運。
「他從來不會僵化，也沒有教條和意識型態的包袱，」作家朱天文觀察到，「他那一輩的人都快收山了，但是他仍保持著吸收力和創造力。」
五十二歲的劉大任，正一手幫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寫政論，一手計畫一部長篇創作。關於近三十年前一群朋友打算「回來做文化傳播事業，年輕人為這裡做點事」的夢想？他說：「也許三、五年後回來，再做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