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宣傳2016年12月上檔的新片《再見瓦城》，這一天他從早到晚不斷電地跑了七場通告，每一個細胞都在叫囂著疲倦，急需濃咖啡提神，但他的眼神依舊清亮，說話思路清晰，措辭彷彿文學一樣優美。
「拍電影最苦在於未知，最快樂也在於未知，」趙德胤說，未知是拍電影的一個享受。很多事情不知道明天會不會出問題，包括自己的未來，「換句話說，是冒險。」
就像《再見瓦城》能入圍2016年第53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男主角、女主角、美術設計、導演、原著劇本等六項，是令人驚喜的未知。大膽啟用有吸毒前科的男主角柯震東，在片中入骨刻畫一位貧窮男生對於愛情的控制與不自信，演技脫胎換骨令人大吃一驚，不僅給了一個犯錯的人改過的機會，也開發了這位年輕演員未知的潛能。
在台定居16年卻心繫緬甸
出生於緬甸臘戌的小鎮，現年33歲的趙德胤是第四代緬甸華僑，16歲到台灣念書，來台灣辦簽證買機票的錢，可以在當時的緬甸買一棟房子。
對於仍在緬甸的家人，趙德胤是去了遙遠台灣的異鄉人；台灣人看他，卻又成了來自緬甸的僑生。
也因此，去國懷鄉成為趙德胤開始拍電影後的主要基調。已經在台灣居住超過16年，他的創作題材都跟故鄉緬甸有關，描繪的都是底層人民想要脫離困苦的悲劇。
《再見瓦城》的片頭，女主角吳可熙從緬甸偷渡到泰國，渡河一幕用了長達3分鐘的長鏡頭一鏡到底，緩慢推進的手法，傳遞的是離鄉的艱辛與無奈。
2014年，趙德胤執導的《冰毒》，獲得愛丁堡國際影展最佳影片、瑞典影展最佳導演，片中描繪一個貧農青年用家裡僅有的一頭牛，抵押借到一台摩托車；一個是因買辦婚姻被騙到四川的女子，生活勉強溫飽，卻急欲把在大陸的小孩接回緬甸，只好去販毒。當青年湊巧載到女子毒販，金錢尚未賺到手，危險就率先降臨，依舊無法擺脫悲慘的命運。
諷刺的是，趙德胤拍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歸來的人》，背景是2010年翁山蘇姬被釋放，長期被軍政府統治的緬甸，從鎖國走向開放，外資隨即紛紛湧入。
當時已在台灣的趙德胤發現，不管是在台灣、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泰國打工或念書的同學、朋友、親戚們，各式各樣的人都嚷著：「要回緬甸了！」大家都相信，與其在異鄉寄人籬下，做低薪勞工，不如回到家鄉，從事自己的事業。若是在國外受了教育，回到緬甸也比較有機會吧！
當時趙德胤有很多同鄉在台灣工地當工人，一個個開始互相道別，他每天都在吃餞別宴。他感覺到，緬甸真的會改變，必須拿起攝影機記錄這個改變中的緬甸。
於是，他提出僅有的台幣十餘萬元存款，找了製片和剪接師，買了三張機票、一台單眼相機，三個人就跑回緬甸拍電影。劇組沒錢，製片就變成男主角，剪接師兼聲音師，他自己則身兼導演、編劇、製片、攝影、現場打雜，拍出《歸來的人》。
記錄故鄉蛻變 換回無奈
然而，《歸來的人》絲毫沒有呈現國家改變了的欣喜。
一個工人回到緬甸發展，但當他回家鄉後卻發現，家鄉所有年輕人都想要往外跑。當地人以為他在異鄉發財了，很多學校都想邀請他這個所謂的「海歸派」去演講成功的故事，但他不好意思講，他在國外只是在工地搬磚頭。
最後他湊了錢讓弟弟離開，自己留下來，留下來能幹嘛？只能種田、伐木，電影就結束了。
「當我再度回到緬甸，很多人都處於想離開的狀態，」趙德胤說。很多家鄉的親朋好友向他訴苦，包括女兒很小就被騙到中國嫁人，有些人的兒子想辦護照去馬來西亞打工，但辦護照的錢被騙了等等。
異鄉人去還是留的矛盾，一直在移動中的人，貧窮的苦難並不是刻意凸顯而就是緬甸極其普遍的生活現狀，是趙德胤永遠能搬上大螢幕並觸動人心的情懷。以下是專訪精華摘要：
《遠見》問（以下簡稱問）：你第一部劇情片是2011年拍《歸來的人》，想記錄緬甸什麼樣的改變？
趙德胤答（以下簡稱答）：主要架構是講一個工人想回緬甸發展事業，但回去後發現跟家鄉格格不入，很多人以為他成功，其實他心裡很空虛，他只是在國外當工人，並沒有真正的成功，他拿回去的錢甚至比不上當地的土豪。
所以只是表象上的改變，同時真實反映當時緬甸的改變，大多數的貧窮問題，仍沒有被解決，只是表面向投資者開放。
這部電影在釜山影展、鹿特丹影展很幸運地被選入，大家當時可能沒有看過緬甸的電影。很少有電影在緬甸全面拍攝，同時被選入世界各大影展比賽、放映，《歸來的人》是第一部。
問：你心中的緬甸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答：緬甸人很少討論政治，大家就是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在大環境下想辦法取得溫飽。
緬甸是佛教國家，大家不會激烈地說：「我吃不飽，我要抗爭」，或是「不公平，我要抗爭」。緬甸人很溫和，溫和的背後是受到小乘佛教的影響，知足常樂。
佛教影響這個國家人民很多生活習慣，負面來說是影響了國家的競爭力，正面來說比較樂天知足。
問：從《歸來的人》到《冰毒》《再見瓦城》，呈現你對緬甸不一樣的解讀嗎？
答：《歸來的人》《冰毒》都是根據緬甸當下真實的人物狀態編出，《再見瓦城》則是由一個新聞命案再去推敲裡面戲劇。
《再見瓦城》某個程度上講的不只是人要活下去，劇中的這個女孩已經獲得溫飽，想要追求的是自我實現，她不滿足於一直在工廠工作，還想往上爬，想要來台灣，她不斷地要脫離底層。但是男生沒有自信，不敢跟她往前走，所以他們的愛情產生矛盾，最後走向悲劇。
問：《再見瓦城》拍了幾天？
答：總共拍了24、25天。《歸來的人》只用10幾天，《冰毒》更短，實際上是七天。
呈現電影核心價值更重要
問：你拍片的時間是不是都特別短？
答：錢比較少呀！（哈哈哈）《歸來的人》是用我的存款，新台幣15萬元左右。後來賣出了版權，又有一筆錢，我馬上覺得，只要有好故事就可以拍電影，不需要太專業的器材或團隊。
《冰毒》是香港電視台找我去緬甸拍一部「華人的原鄉與離散」的短片，團隊有七個人，拍了後我發現七個人不拍長片太浪費，就再多留四天，拍出《冰毒》，花不到50萬。
《再見瓦城》是第一次有比較大的投資，拍片用2000多萬，加上行銷共3500萬，對別人來說很小，但對我很大。
我覺得錢多錢少都還好。不然《冰毒》花50萬在台灣算什麼，學生電影的製作都比它好。但它為什麼能代表台灣參加奧斯卡？一定是評審們看到電影裡某些核心，那個核心，可能不亞於花了1億元拍的電影。
這也是後來我為什麼有電影夢，會發現原來電影滿公平的，它展現的是導演長久以來的觀察、文化底蘊、生命經驗跟視野，全部濃縮在電影裡，不會因為這個導演花了10億元，就比較好，只花了10萬元就比較差。這是我覺得電影很好玩的地方，很公平。
問：你的電影風格是像紀錄片的劇情片，為什麼採取這樣的拍片風格？
答：拍攝時大量借用那個環境當下真實發生的故事，或借用環境上的人物的生活裝扮，配上我的演員。譬如《冰毒》拍攝在汽車站、巴士站摩托車工人在找工作時，他周遭所有工人都是真的，所以很像紀錄片。
在緬甸拍攝電影掌控不了那種大環境，沒有辦法給錢找1200人當臨時演員，而是那1200人是真的工人，是真的在那大環境下討生活的人，我只是把兩個演員放進去，跟真實的工人互動，可能是因為這樣，拍出來比較像紀錄片。
問：你來台灣這麼久，這個環境對僑生算是友善嗎？
答：我沒有資格代表外來的人去講台灣的環境好或不好，我講的都是我自己的感受。我從一個緬甸鄉下、貧窮出身的人角度來說，台灣對我，這個結果算是很好了。
若我一直留在緬甸，貧窮會讓一個人沒有自信，但是來到台灣，因為念書、拍片按部就班，感覺都很順。所謂順不是一帆風順，而是過程遇到問題都能獲得很好的解決。
雖然有很多人在這個體制或環境下受到打擊、挫折、不公平，但對我來說，我感恩，沒什麼好抱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