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31歲未婚的病人，在兩年前第一次到我們醫院做第二意見諮詢。原來她在乳房摸到硬塊，第一位看她的醫師建議她做病理切片來確定是否是惡性腫瘤，她的母親不能相信這麼年輕的女兒罹患乳癌的可能性，就帶著她來尋求第二意見，顯然希望聽到只是良性病變的好消息。我們的醫師解釋了病理切片的必要性後，就為她預約切片的日期，結果她爽約了！
兩年後這對母女再次來敝院時，病人病情已很嚴重，我們給予的照護雖緩解症狀，卻無法扼止病情的進展，可想像這位母親的沉重心情，當她打聽到日本可提供幹細胞療法時，就要求主治醫師一方面進行我們提供的治療，一方面配合她們到日本就醫。這位主治醫師希望聽聽專家的意見。
經過一番討論，大多數人都同意，專業醫師有責任提供「實證」醫療。雖另類醫療經常報導一些奇蹟式療效的個案，但，因為這些療法都未參與可被檢驗的臨床試驗，所以，無法論斷其療效真偽。
然而，每個人都有為自己的治療做選擇與決定的自由，所以，我們沒有權利阻止病人去追求他們心中的最後一線希望。尤其對於這位母親而言，可能唯有如此做，才能補償她最初阻止女兒接受切片的歉疚感，當然，成年女兒的自主權，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結論是，醫師必須盡最大的努力，把病人的病情以及醫療的極限解釋清楚，再由母女共同做決定。之後，我們應配合完成她們的心願，也要持續關心，讓病人與家屬知道需要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善盡照護的責任。
健保20年，醫學教育迷失了價值
然而，當我聽到這病例的敘述時，立即反應是，這事件問題癥結並非現在討論的問題，而是她爽約時，我們做了什麼？我自責我們做得不夠好。
果然，這位倫理專家也有同樣的感觸，他最後，對著坐在前排的醫學生與實習醫師問道「當你發現病人爽約時，該做什麼？」
對於台灣的醫學生與醫師而言，大概會覺得這問題很奇怪，病人不是有自主決定就醫的權利嗎？有位醫學生很老實地說「台灣健保給付這麼低，醫師一診要看那麼多病人，不可能注意到有哪位病人爽約！」，聽到這位學生這麼回答，其他同學也見怪不怪。
令我深為難過的是，「賤保二十年」讓台灣的醫學教育迷失了核心價值。師長的身教、言教是如何因應健保。結果，學生被挑戰時，是找藉口而不是自省。顯然，病人的福祉不再是醫者的首要關懷了！這樣的現象，我們能繼續忽視下去嗎？
許願新政府帶來新制度、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