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自從約兩年前空總搬遷至大直新總部後，面積高達7.15公頃的舊址，就被閒置下來。
2015年2月，行政院長毛治國拍板定案，先不做開發，轉而成立「TAF空總創新基地」，進行各種有意義的社會創新研究。
歷經十個多月改變，營區內外觀老舊斑駁的中山堂，已成為再生藝術工坊、紅房國際村。原本是軍樂隊辦公室舊址，已鋪上木質地板，變成創新基地的辦公室。裡頭的上班族，不再是筆挺的軍人，清一色是年輕面孔。
為了激發創新能量，12月間，舉辦「準星論壇」，找來了普立茲克獎（Pritzker Prize）執行董事瑪莎．索恩（Martha Thorn）、美國雪城大學建築學院院長史畢（Michael Speaks）等國際建築領域大師，以及國內重量級人物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等人對談。
瑪莎也是歐洲第一商學院IE建築與設計學院院長。從她2005年接手普立茲克獎評選後，這個世界建築界最高榮譽，不再只是純粹設計藝術，轉而注重建築須與社會需求結合，不管是防震、臨時性或人道建築，鼓勵建築師關懷社會議題。
至於史畢，橫跨建築與文化研究，2000年發表論文「設計智慧」（Design Intelligence），替當時面臨數位化挑戰的建築界指引新方向。身兼建築學者、理論家及策展人的史畢，他被稱為「MR. TAIWAN」，住台灣已七、八年，對台灣建築和文化有深刻觀察，更是桃園機場第三航廈設計案的評審之一。
《遠見》獨家專訪這兩位對創新有深入觀察的國際建築師，提出對台灣建築教育如何創新等看法。以下為對談內容：
台北風景富含歷史文化
《遠見》問（以下簡稱「問」）：你們對台灣的建築風格和文化，有什麼觀察？
瑪莎．索恩答：台北令我非常驚訝，與其他地方很不一樣。從機場到市區的車陣，非常擁擠，但愈接近市區，景色一層層改變，讓路程變得很有趣。
我在各地旅遊的經驗是，大部分的空間幾乎都被充分利用，但台北的大樓與中國的不太相同。比起中國，台北更像是一個把很多想法整合起來的城市，層次非常多，台北的風景富含了很多歷史與文化交錯的景象。
史畢答：我到台灣已七、八年，我能感覺這裡的人和其他地方相當不同。所以有許多機會能到台灣各個城市旅行，到處看看不同的事物。
我也曾帶領交大建築系的學生一起做專案，這讓我發現這裡的建築是非常迷人且有文化，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設計和建築非常豐富和令人興奮的地方。
年輕人才 刺激創新和文創
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台北的年輕人才是讓台北不斷有新的刺激和創意的來源。他們能藉由舊有大樓和遺跡來刺激創意和創新。
就像週末去華山或松菸，可以見到許多年輕人很興奮地來到那裡，這是台北做得非常好的地方，能保存和善用文化和教育，刺激創新和文化創意產生。
問：瑪莎身為普立茲克獎的主要執行者，自從你2005年上任後，得獎者多偏向社會關懷，主要原因為何？
瑪莎答：普立茲克獎在1979年設立時，主要是認同「建築師的建築作品要展現天賦、遠見和奉獻等特質，並透過建築藝術，立下對人道與建築環境延續，且意義重大的貢獻」這樣的觀念。
所以我不認為一個沒有遵循紀律和對社會文化沒有貢獻和影響力的建築，是一座好建築，頂多只能說它是一座具有功能的建築物。因此，本來就必須回應社會大眾對於氣候變遷等社會議題的關心。
問：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台灣建築師拿下普立茲克獎，為什麼？
瑪莎答：從普立茲克獎的演進，可以看到建築在世界各地的改變。早年普立茲克獎得主多半集中在從北美、歐洲和日本，但最近幾年，大部分從各種區域和角度來欣賞建築。
我的建議是，台灣建築師是不是能夠清楚且透明，並真誠地傳達希望傳達給世界的訊息，以及為何而做的原因？
這樣一來，身在不同世界不同區域的我們，才能互相交流和彼此影響。如果能用不同語言來傳達這些訊息，相信會非常有效。
旅行 是創意的重要養分
問：兩位對於台灣的建築教育，有什麼看法與建議？
史畢答：以前我服務的美國雪城大學，大部分的建築系學生來自美國東北部，但這50年來，卻有來自42個國家的學生，國際學生比例相當高。120名大學新生中有40％是國際學生。
除了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還有來自非洲、以色列和阿姆斯特丹的老師，讓學生處在各國不同的文化中。更重要的是，還要讓學生能出國去看世界。這一點在建築界很重要，因為很多建築師都在世界各國工作。
雪城大學有三個不同分校，分別在紐約、倫敦和義大利。學生有一學期待在本部學習，但大多數時間都在各地旅行。我們也和香港大學、台灣交大的建築系學生合作專案，建立不同區域學生與學生間的關係。
2015年夏天，我們啟動一個夏季專案「3 cities, Asia」（亞洲的三個都市），送出16個學生先到橫濱和東京待10天，研究這個城市，接著在台北待7到10天，最後再到上海，透過旅行觀察來完成設計作品。這些學生都是從美國、加拿大、中國或西班牙來的，旅行是他們很重要的養分。
用創意讓社會更好
問：除了國際化思惟，在地化觀察是不是也是必備特質？
史畢答：當然，當人們能夠到處旅行後，全球化變得很重要，但同時間在地化更趨重要。全球化是以各種當地的形式存在著，比方說，紐約以當地的形式呈現，但它也非常全球化。
我們不能再相信西方是全球化的驅動者，而是要相信，全球化是在各地以不同速度發生。
問：台北到底該怎麼做，才能與現代設計結合，又能保留文化資產？
史畢答：最近美國有個重要辯論：「該怎麼教育孩子？教育是為了就業，還是未來而教？」這可應用在大眾。不要以太有壓力的方式來對待創意產業，或像是一個特殊專案去執行。
創意應是使人用更開放的觀點來看待事情，如果可以讓學生或大眾學習怎麼批判性思考、欣賞他人，或運用創意來讓社會更好，就可以創造機會，讓自己和他人成為有創業家精神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