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晚年是個農人。他種田、做飯、縫補衣服、自己做襪子，甚至用麥稗做「咖啡」。
褪盡年少酗酒、放蕩逸樂的貴族生活，在這位文哲眼裡，俄國農人接近上帝、真實、勤苦勞動、充滿智慧與道德，是挽救眾人墮落的力量。
今天，蘇聯大地上兩千萬個耕作者，已經漸失文豪筆下救人贖罪的神祕色彩；但他們勤勞依舊、受苦依舊。
一九九０年城市鬧糧荒，農村卻是個難得的豐收年(證明農人並未停止工作)，但農民的不平、委屈、抱怨，並不因此得到安慰，就跟靠配給過日子的城裡人沒兩樣。
進入托爾斯泰的夢土
「我們已經餵飽那麼多人，我們有權過好日子。」烏克蘭共和國基輔地區「共產主義晨光」集體農場主任維蜜(Alina Ved-mid)訴苦，在許多農村裡，到現在還是沒有路燈、學校、雜貨店，就跟農奴時代差不多。
「共產主義晨光」農場，是蘇聯一萬個集體與國營農場中的一個，屬於最大的一型。它用七十公頃地養牛，穀物區有一千公頃，面積最大的甜菜園廣達三千公頃，另外還有一個養魚的湖(總面積相當於四十二平方公里，約為七分之一個台北市大)。
氣候溫和的台灣農村，不論何時，總是綠意蔥蔥，雞鳴狗吠。在此，歐亞大陸的一角，深秋時分空氣早已透著將飄雪的寒意。廣漠的農場，也看不見莊稼的綠意及忙碌的生產者；只見老舊的老井，牛棚的屋舍破舊。一千一百個農夫農婦，跟大地一起休養，做四天，休息一天；夏天則一天工作十小時，沒有休假。
壯碩的維蜜素以她的農場為榮。每年，它都要貢獻兩千五百噸肉、兩千噸牛奶、一千噸穀子和五千噸糖給莫斯科，去年還有三百萬盧布盈餘。這個成果，使三十七歲的她，當選蘇聯最高蘇維埃農民代表。
驕傲的維蜜也有她的憂慮。就跟所有農場面臨的困境一樣，豐收和高利潤(二０%)，並不能使「共產主義晨光」做更進一步的現代化。自從戈巴契夫新政實施後，這個地廣人稀的集體農場，就沒有再接到過中央分配的建築材料和農耕機械。
中間加工的工廠嚴重缺乏、落後，最令這個經營者心疼。農莊旁的小村子裡，有一個小型牛奶加工廠，卻連奶油也不能做完，必須用有限的運奶車，走一百多公里迢迢路，把半成品再送到基輔去加工。
問題是，依中央計畫，農場的牛奶必須全都送到鄰村加工廠，不能直運基輔。結果，一番波折之後，送到基輔的牛奶，往往已經不能食用了。
「我去過(中國)大陸參觀，人家的加工廠都比我們好。」維蜜憤憤地承認，缺乏中間加工、儲藏設備，是浪費農人的血汗。
正如蘇聯國科院新西伯利亞分院農研所副所長諾弗西洛夫(Uriy A. NovoSelov)所指，蘇聯農業及最近的糧荒問題，不在生產，而在中間財投資不足。
集體農場病入膏育
西方世界評估，蘇聯的集體農場制，已經病入膏育。由於投資不足，缺乏倉儲、運輸、加工及機械設備，收成的一百公斤農作，從有洞的火車上漏掉的、在露天倉庫裡發霉、爛掉的，至少三十公斤；另有七０%的肉類，更因為等不及加工而腥餿。這個無效益的無底洞，平均每投資五．三個盧布，才能回收一盧布。
集體農場制，是史達林首創。北京社科院蘇聯東歐研究所所長徐葵指出，史達林的建國計畫，是超速完成工業化，以重工業為核心。為了大量挹注所需資源，他必須完全控制農業所得，因此農村集體、國營化是很自然的策略。
在這種犧牲農業的架構下，早期的農人甚至拿不到現金工資，只配給食物。農民被剝削的程度，甚過於沙皇時代。以北高加索一帶為例，沙皇時期只須上繳四六%的農作；一九三一年農業集體化後，卻必須納足六三%到史達林手上。
各地憤怒的農人，於是做出蘇聯史上最慘烈的農民抵抗行動。他們整批屠殺耕作用的馬匹牛隻，估計光是馬，就殺了三千兩百萬隻，並導致一九三二年的大饑荒和鎮壓。
但歷史有各種寫法。在「共產主義晨光」集體農場負責人的思路中，故事就有另一個發展方向。
維蜜只願意承認政府所做「愚蠢的事」，就是「蓋太多都市」。「當然啦，城裡的工作總是比農場舒服的，農人去了城市不願意回來，所以農場生產不足。」
農人也要尊嚴
一切的問題，都是由於有破壞分子；而這些壞分子，是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就沒有消除的。他們只說話，不工作，使生產降低。
維蜜也一度點到蘇聯普遍勞力不足的問題。過去一個女農負責二十五隻乳牛，現在增到四十隻。但她又說，不必再談這些「細微末節」，畢竟「還是有很多農人、工人願意為社會主義和十月革命奉獻。」
壯碩的維蜜是列寧革命的虔誠信徒。在農場兩層樓的行政中心裡，有一間可容百人集會的大廳，主席台後的牆上，粉彩繪製的列寧肖像，嚴肅盯著每個列席者。
就在肖像下，維蜜表現出對集體農場未來的自信滿滿：「我是激進的熱中分子，我知道我會贏，因為我擁有真理。」她對農地私有制、農場小型化，簡直嗤之以鼻。
「農人也應該有尊嚴，應該休息、穿乾淨的衣服聽古典音樂。把地給農人，他是可以二十四小時工作，但那樣好嗎？萬一他生病了，誰來替他擠牛奶、收割呢？」維蜜強調。
「私利」才是「晨光」？
莫斯科在三年前就允許農場私有化，但空有法規，執行不力。從這個南離基輔一百多公里的大農場，就不難瞭解，為什麼保守的經營者並不支持這個新制度。缺乏資金、生產工具的農人，又怎麼會願意擔風險？
目前幾乎所有蘇聯農經專家都承認，「私利」誘因的確刺激生產，維蜜透露，每一個農場的農人，都可以領到０．六畝私地，農場並且免費提供種子和必需的器具。但她沒提到的是，全蘇聯像這樣只占耕地面積五%的私地，卻貢獻三０%的糧產。
烏克蘭自古是歐亞大陸著名沃土，是波蘭、德國、帝俄覬覦之地。從基輔往「共產主義晨光」農場的路上，一瞥這塊富饒之地的一角。
丘陵起伏、綠草被覆；路旁白楊樹高高站立。靠近農場的房子，是白牆的二樓小洋房，房前小花園總有鮮花，看起來就像油畫般體面。
維蜜相信，中央政策己經走向對的方向，足以改進農村的生活。事實上，從一九六七年起，蘇聯的農業政策就不斷修正，但都成效不彰。直到一九八二年，才允許農人直接從銷售盈餘中，分得好處。由於政策激勵，「共產主義晨光」的農人，年收入已經比八年前的兩千一百盧布，多拿七０%。
「我不怕自由經濟，因為每個人都要吃飯。何況過去壓低糧價的政策已改，我們會更賺錢。」維蜜之所以對未來有信心，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去年十一月，蘇聯中央通過了「農村社會發展優先法」。
新法規定，對農場減稅，給農機公司優惠待遇，農場可以保留更多的盈餘，自建加工廠，提供農民福利等措施。
維蜜的信心，就像一線晨光，能否穿透重重陰霾，照亮天空，讓為數五分之一、正在賠錢的集體農場轉虧為盈，讓饑餓的都市人有充足的食物，答案仍在層層雲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