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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農場透出晨光?

文 / 李慧菊    
199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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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農場透出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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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晚年是個農人。他種田、做飯、縫補衣服、自己做襪子,甚至用麥稗做「咖啡」。

褪盡年少酗酒、放蕩逸樂的貴族生活,在這位文哲眼裡,俄國農人接近上帝、真實、勤苦勞動、充滿智慧與道德,是挽救眾人墮落的力量。

今天,蘇聯大地上兩千萬個耕作者,已經漸失文豪筆下救人贖罪的神祕色彩;但他們勤勞依舊、受苦依舊。

一九九0年城市鬧糧荒,農村卻是個難得的豐收年(證明農人並未停止工作),但農民的不平、委屈、抱怨,並不因此得到安慰,就跟靠配給過日子的城裡人沒兩樣。

進入托爾斯泰的夢土

「我們已經餵飽那麼多人,我們有權過好日子。」烏克蘭共和國基輔地區「共產主義晨光」集體農場主任維蜜(Alina Ved-mid)訴苦,在許多農村裡,到現在還是沒有路燈、學校、雜貨店,就跟農奴時代差不多。

「共產主義晨光」農場,是蘇聯一萬個集體與國營農場中的一個,屬於最大的一型。它用七十公頃地養牛,穀物區有一千公頃,面積最大的甜菜園廣達三千公頃,另外還有一個養魚的湖(總面積相當於四十二平方公里,約為七分之一個台北市大)。

氣候溫和的台灣農村,不論何時,總是綠意蔥蔥,雞鳴狗吠。在此,歐亞大陸的一角,深秋時分空氣早已透著將飄雪的寒意。廣漠的農場,也看不見莊稼的綠意及忙碌的生產者;只見老舊的老井,牛棚的屋舍破舊。一千一百個農夫農婦,跟大地一起休養,做四天,休息一天;夏天則一天工作十小時,沒有休假。

壯碩的維蜜素以她的農場為榮。每年,它都要貢獻兩千五百噸肉、兩千噸牛奶、一千噸穀子和五千噸糖給莫斯科,去年還有三百萬盧布盈餘。這個成果,使三十七歲的她,當選蘇聯最高蘇維埃農民代表。

驕傲的維蜜也有她的憂慮。就跟所有農場面臨的困境一樣,豐收和高利潤(二0%),並不能使「共產主義晨光」做更進一步的現代化。自從戈巴契夫新政實施後,這個地廣人稀的集體農場,就沒有再接到過中央分配的建築材料和農耕機械。

中間加工的工廠嚴重缺乏、落後,最令這個經營者心疼。農莊旁的小村子裡,有一個小型牛奶加工廠,卻連奶油也不能做完,必須用有限的運奶車,走一百多公里迢迢路,把半成品再送到基輔去加工。

問題是,依中央計畫,農場的牛奶必須全都送到鄰村加工廠,不能直運基輔。結果,一番波折之後,送到基輔的牛奶,往往已經不能食用了。

「我去過(中國)大陸參觀,人家的加工廠都比我們好。」維蜜憤憤地承認,缺乏中間加工、儲藏設備,是浪費農人的血汗。

正如蘇聯國科院新西伯利亞分院農研所副所長諾弗西洛夫(Uriy A. NovoSelov)所指,蘇聯農業及最近的糧荒問題,不在生產,而在中間財投資不足。

集體農場病入膏育

西方世界評估,蘇聯的集體農場制,已經病入膏育。由於投資不足,缺乏倉儲、運輸、加工及機械設備,收成的一百公斤農作,從有洞的火車上漏掉的、在露天倉庫裡發霉、爛掉的,至少三十公斤;另有七0%的肉類,更因為等不及加工而腥餿。這個無效益的無底洞,平均每投資五.三個盧布,才能回收一盧布。

集體農場制,是史達林首創。北京社科院蘇聯東歐研究所所長徐葵指出,史達林的建國計畫,是超速完成工業化,以重工業為核心。為了大量挹注所需資源,他必須完全控制農業所得,因此農村集體、國營化是很自然的策略。

在這種犧牲農業的架構下,早期的農人甚至拿不到現金工資,只配給食物。農民被剝削的程度,甚過於沙皇時代。以北高加索一帶為例,沙皇時期只須上繳四六%的農作;一九三一年農業集體化後,卻必須納足六三%到史達林手上。

各地憤怒的農人,於是做出蘇聯史上最慘烈的農民抵抗行動。他們整批屠殺耕作用的馬匹牛隻,估計光是馬,就殺了三千兩百萬隻,並導致一九三二年的大饑荒和鎮壓。

但歷史有各種寫法。在「共產主義晨光」集體農場負責人的思路中,故事就有另一個發展方向。

維蜜只願意承認政府所做「愚蠢的事」,就是「蓋太多都市」。「當然啦,城裡的工作總是比農場舒服的,農人去了城市不願意回來,所以農場生產不足。」

農人也要尊嚴

一切的問題,都是由於有破壞分子;而這些壞分子,是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就沒有消除的。他們只說話,不工作,使生產降低。

維蜜也一度點到蘇聯普遍勞力不足的問題。過去一個女農負責二十五隻乳牛,現在增到四十隻。但她又說,不必再談這些「細微末節」,畢竟「還是有很多農人、工人願意為社會主義和十月革命奉獻。」

壯碩的維蜜是列寧革命的虔誠信徒。在農場兩層樓的行政中心裡,有一間可容百人集會的大廳,主席台後的牆上,粉彩繪製的列寧肖像,嚴肅盯著每個列席者。

就在肖像下,維蜜表現出對集體農場未來的自信滿滿:「我是激進的熱中分子,我知道我會贏,因為我擁有真理。」她對農地私有制、農場小型化,簡直嗤之以鼻。

「農人也應該有尊嚴,應該休息、穿乾淨的衣服聽古典音樂。把地給農人,他是可以二十四小時工作,但那樣好嗎?萬一他生病了,誰來替他擠牛奶、收割呢?」維蜜強調。

「私利」才是「晨光」?

莫斯科在三年前就允許農場私有化,但空有法規,執行不力。從這個南離基輔一百多公里的大農場,就不難瞭解,為什麼保守的經營者並不支持這個新制度。缺乏資金、生產工具的農人,又怎麼會願意擔風險?

目前幾乎所有蘇聯農經專家都承認,「私利」誘因的確刺激生產,維蜜透露,每一個農場的農人,都可以領到0.六畝私地,農場並且免費提供種子和必需的器具。但她沒提到的是,全蘇聯像這樣只占耕地面積五%的私地,卻貢獻三0%的糧產。

烏克蘭自古是歐亞大陸著名沃土,是波蘭、德國、帝俄覬覦之地。從基輔往「共產主義晨光」農場的路上,一瞥這塊富饒之地的一角。

丘陵起伏、綠草被覆;路旁白楊樹高高站立。靠近農場的房子,是白牆的二樓小洋房,房前小花園總有鮮花,看起來就像油畫般體面。

維蜜相信,中央政策己經走向對的方向,足以改進農村的生活。事實上,從一九六七年起,蘇聯的農業政策就不斷修正,但都成效不彰。直到一九八二年,才允許農人直接從銷售盈餘中,分得好處。由於政策激勵,「共產主義晨光」的農人,年收入已經比八年前的兩千一百盧布,多拿七0%。

「我不怕自由經濟,因為每個人都要吃飯。何況過去壓低糧價的政策已改,我們會更賺錢。」維蜜之所以對未來有信心,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去年十一月,蘇聯中央通過了「農村社會發展優先法」。

新法規定,對農場減稅,給農機公司優惠待遇,農場可以保留更多的盈餘,自建加工廠,提供農民福利等措施。

維蜜的信心,就像一線晨光,能否穿透重重陰霾,照亮天空,讓為數五分之一、正在賠錢的集體農場轉虧為盈,讓饑餓的都市人有充足的食物,答案仍在層層雲裡。

本文出自 1991 / 03 月號

第057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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