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唱了幾十年的革命歌曲「東方紅」，其中第二段開頭是：「共產黨，像太陽，照到那裡那裡亮。」近幾年來，大陸老百姓把這一段改了，改成為：「共產黨，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初一十五不一樣」，這是形容共產黨的政策善變。這是老百姓幾十年的體會。同時，這句話也是所有共產黨領導幹部常常說的話的反證－－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包括做港澳工作的幹部，幾十年來天天宣傳「政策不變」。這種宣傳本身。其實就適足以證明共產黨的政策多變，因為如果政策一直是「不變」的話，老百姓就不會懷疑政策有變，那又何需宣傳「不變」呢？
以中共對港澳工作來說，我們翻一下新出版的「廖承志文集」，在他八二年談「港人治港」的那篇講話中，對九七後香港的情形，他表示只要換一面旗，換一個華人總督就行了，其他一切不變。但是經過這麼多年，變了多少了呢？至少多了一條，解放軍要進駐香港，還有在基本法上規定的，中央在香港的立法、司法、行政上的處處設防，及保留最後發言權。
再看新華社香港分杜的前任社長許家屯，在他任內六年多，他不知說了多少次，「國內的政策不會變，對香港政策不會變，要變也只會變好」。可是現在，他為什麼出走了呢？中共的政策倘若不變，他又何須出走呢？
新機場考驗政策
現在香港的熱門話題是新機場計畫。香港的現有機場在市區，占地小而且占地的經濟價值太高，以目前的繁忙程度來計算，到一九九四年這現有機場就會飽和，跟不上航運發展的需要了。
大約兩、三年前，中共駐港的最高負責人許家屯就對香港政府遲遲不決定建新機場很心急。他和其他中共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私下常提到，只要新機場計畫推出，機場工程及相關的道路發展計畫若跨越九七年，那麼就可以給香港人大大增添信心。
然而今天，香港政府的新機場計畫推出了，許家屯的繼任者卻持相反的態度。許家屯的繼任者周南，及其他中共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一味說這計畫太大，擔心香港政府把外匯儲備花光，還要給未來的特區政府帶來債項。
是不是周南個人的看法與許家屯不一樣呢？倘若是的話，那麼為什麼在北京的負責香港事務的中共官員，也改變態度了呢？
是共產黨員的個性善變，還是中共的政策善變？為什麼老是「初一十五不一樣」？
近來，筆者仔細思考這個問題，終於悟到這不是個別中共幹部的問題，而是中共體制的結構性問題，中共政治體制的組織結構，決定了它的施政必然是善變的。可以說，變是常態。
只向上級負責
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使中共幹部的任何施政以至任何工作表現，都只需要向上級負責，而不需要向人民負責、向民意代表負責、向輿論負責，因為決定他的官運、他的前途的，只是上級領導。在大陸固然沒有其他社會力量可以向他制衡，在香港的輿論力量也不足以使中共的外派幹部丟官或晉升。
在只需要向上級負責的情形下，任何中共幹部至少在重要問題上必須以上級的意見為依歸。上級的意見變了，下面幹部的意見也要跟著變，否則就影響官運、影響前途。
以新機場計畫為例，中共港澳工作幹部的看法變了，是因為上級對搞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變了。
在胡耀邦、趙紫陽時代，有「以消費刺激生產」的經濟思想，在這種想法的指導下，香港新機場計畫的一、兩千億港元，實在不是什麼問題。因為著眼點不是用多少錢去發展新機場計畫，而是錢花下去以後，會有多少收益產生。
新機場所在地和從機場到市區沿線得到了發展，那裡賣地的收入會增加多少；如因新機場而使一些郊野地區發展成旅遊勝地，加上工商業發展而帶來的稅收，就會是一筆可觀的收入。另外，位於市區的舊機場的土地，賣出後也會有數百億港元的進賬。
最高人事常變
換了江澤民、李鵬，就是另外一種經濟思想了。李鵬所貫徹的陳雲的「計畫為主，市場為輔」的經濟，就只能夠孤立地審視新機場計畫，孤立地計算這些計畫的效益。
江澤民更用「看菜吃飯，量體裁衣」這種「勤儉持家」的中國傳統小農經濟思想去估量香港新機場計畫的可行性；我們一共有這麼多錢，新機場會全部花掉，甚至還不夠，這不是要背一身債嗎？
掌實權的最高領導者的經濟思想變了，各級領導幹部的看法也一定要變，不變他就不能繼續坐在原來的金交椅上。這是結構性的因素之一。
那麼，掌實權的最高領導者，為什麼經濟思想變了呢，答案是：不是掌實權的最高領導者的想法變了，而是坐在這位子上的人換了。而人事常變，特別是掌實權的最高執行者的人事常變，也是中共結構性的問題。
研究一下中共建國後的歷史，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每一次在中共黨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的，都沒有等到下一屆黨代表大會的召開，就宣告垮台。
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作報告的劉少奇，沒等到「九大」召開就成了「叛徒、內奸、工賊」了。在一九六九年「九大」作報告的林彪，第二年廬山會議就位置不穩，再過一年就被迫叛逃，也成為「林賊」了。
在一九七三年「十大」作報告的周恩來，雖有「善終」，沒有成「賊」，但他作報告後一年的一九七四年，毛澤東就發動了「批林批孔」、「批周公」，他逝世前更掀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如周恩來不是在七六年即去世，而毛又繼續活著，他也肯定不會有好下場。
在「十一大」作報告的華國鋒，在「十二大」作報告的胡耀邦，在「十三大」作報告的趙紫陽，都在下一屆黨代表召開前就下台，江澤民的位置如能保留到在「十四大」作報告，過了「十四大」恐怕也不會交好運。
背後的指導「神」
為什麼都那麼巧呢？這顯然不能用「偶合」來解釋，而是必有一定的規律可循。
規律就是：作政治報告者的地位，是最危險的。在每一次黨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者，都是在中共體制中掌最高實際執行權力者。只要他實際掌權，那麼他所說的一切都是「對」的，他底下的人都得跟著他的思路去辦事。然而，在這個實際掌權者之上，通常還有一個「神」一樣的指導者，那就是過去的毛，和現在的鄧。
毛的「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指南」，鄧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二人先後居於「神」一樣的至高無上地位，有權撤換最高掌實際權力者。一旦「神」一樣的指導者發現由他指定的掌最高實際權力者有問題－－或工作錯誤，或威脅他的「神」一樣的地位。他就會把這個掌最高實際權力者撤換。
而在結構上，「神」一樣的指導者，是一定會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發現他所指定的掌最高實權者有問題。因為人總會有錯誤判斷的，在沒有人敢違抗、敢批評一個人的工作時，這個人就更容易犯錯，也就使這個人的權威愈來愈高，高到使「神」一樣的指導者感到威脅。
一元授權方式
舉最具體的例子，莫如胡耀邦。胡是鄧小平最信任的人。鄧指定他掌最高執行權力－－總書記。只要胡坐在這個位子上，他就總是「對」的，沒有人敢批評他。胡已算是最少人怕的總書記了，但在這種情形下也還是較容易犯錯，胡可是鄧的親信，但在這種情形下也還是使鄧感到胡對他有威脅。終於，胡還是逃不過所有掌實際權力者的命運。
中共這種一元化的授權方式，使黨中央到任何一個單位，不但是只要誰掌權誰就不會「錯」，而且是只要誰下台誰就全都「錯」了。繼任者必然把現有的錯誤推到已下台的前任身上，而繼任者也必然要改變一下政策、作法來顯示他的「正確」、他的權威。
只要中共的政治結構不變，那麼政策的幾年一變就是常態。無論中共掌權者如何信誓旦旦地說政策不變，說五十年不變，事實就是建國四十一年來的內政從未試過五年不變，原因就是任何明智的當權者，都無法擺脫這種一黨專政加家長制的政體怪圈。
(李怡為「九十年代」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