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人的成長歷程中，危機原就是無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說，生命的本質就是永無保證，而人格的成長原就必須在一次次危機的遭遇與化解中進行。因此，瞭解危機的本質，培養化解危機的能力，也就是對每一個人都十分重要的事了。
外在與內在的危機
危機是什麼？為了瞭解的方便，我們可以先將它分解為內、外兩部份。屬於外在的危機也許可以定義為「失去某種平衡狀態」，也就是在重新獲得平衡以前一種動盪不安的狀態。例如人在遭遇失戀、失婚、失財、失位、失業、失敗、失信、失貞、失去健康、失去親人的打擊之時，他的生活秩序必然會有或多或少、或輕或重的擾亂。這種動亂是不是必然會重新恢復平衡，找得到一個新的秩序，是沒有保證的，這就是一種危機。
當然這還是就個人遭遇來說，至於整個社會、國家，或者大自然的巨大變動，如地震、洪水、瘟疫、戰爭、政潮、經濟蕭條等等，那就是更嚴重的危機了。
不過，所謂「秩序」，涵義是很活潑的，例如戰爭爆發之初是一種失序狀態，但也許不久之後，全民就對戰爭狀態習慣了，照樣可以在兩軍交戰中找到新的生活節奏，一面跑警報一面談笑如常，這時就可以作長期抗戰了！這也是一種新秩序。也許一旦停戰，人民反而會有一陣子的失序哩！那時也未始不是一種危機，例如退伍還鄉的戰士就蠻有生活危機的。
其次再談到內在的危機，那是指通常由外在危機所引發的內心的傍徨感、恐懼感、憂慮感。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內心平衡感的喪失，於是造成一個人生命的打擊與創傷，這時所造成的危機就不止是生活的危機而更是生命的危機了。
培養精神能力
至於內外兩種危機的關係如何？兩者嚴重的程度倒不是必然相對應的。有人遭遇到小小的外在打擊便會引發生命內部的巨大風暴，例如一次考試不及格便沮喪到要跳樓；但也有人面臨嚴重的外在挫敗，內心依然寧靜如常，例如古今許多從容就死的義士仁人。
就社會的客觀面來說，當然外在的風暴比較會直接造成社會秩序的破壞；但就一個個體生命來說，倒是內在的危機與生命的存在和健康更直接相關。因此，僅就個人的保健來講，如何培養一種精神能力，使我們即使在遭受沈重的外在挫敗之時，依然能維持內在的平衡，不輕易受到外在動盪的波及，就是一件更為重要的事了。
大體上說，這種能力的培養是無法憑空進行的，它通常要利用遇到外在打擊時的這個機會，適時學到面對外在打擊而不受傷的能力。這在王陽明便稱為「事上磨鍊」，孟子也說：「人之有德慧術知，桓存乎疚疾。」在無事時人頂多只能學到一些抽象的知識或道理，總要事件臨頭，才曉得你有沒有真學到。
在遇到外在打擊時怎樣學到這種內在能力呢？通常是內心在猝不及防下受傷了，心靈的自覺能力被刺激而驚醒，面對自己的受傷狀況作自省與自療，下次再發生同樣狀況，便有不再受傷的能力了。當然，不受傷於此還可能受傷於彼，所以人還須再作有關的修養學習。如此一度一度進行，人的心靈能力便逐步增強，而成為一個人格堅實的君子了。
不過仍有一項因素需要討論，就是外在打擊的強度問題。如果打擊的強度過高，人內心所受的衝擊過甚，人的精神會承受不住而崩潰，至少也會驚嚇得驟然退縮，變得封閉而自衛。這時就談不上反省學習了。當然，刺激太輕，無關痛癢，人也不會反省。所以，外在打擊的強度合宜，通常是人格成長的一項要素。
無災無難並不幸運
那麼，怎樣的打擊強度合宜呢？當然不能純由客觀標準來衡量，而應當配合人的主觀狀況來決定。我們不妨如此譬喻，如果人的內在人格已有三分強度，那麼四分的外在打擊也許是合宜的，因為對當事人來說，他感受到的壓力只有一分，便比較容易從容自處。過多則吃力，過少便不關痛癢了。而對一位已有八分人格強度的人來說，四分的打擊也許不足以讓他成長，也許要九分才能刺激他更進一步。
這樣看來，一個人最理想的成長歷程也許是這樣的：在他幼年完全無助時，他受到父母社會的完全保護。當他已孕育出一分內在能力時，他開始承受兩分外在打擊的考驗，並因之學到了兩分的處理危機能力，也使他的人格強度增長為兩分。然後，他才遇到三分程度的外在打擊，並因而又多學會一分，使他的強度也增為三分......這樣循序漸進，成人的事業也就水到渠成了。能這樣成長的人才應該算是最幸運的人。
由此看來，一生無災無難的人其實並不幸運，因為他等於是在無菌室中，完全沒有機會學到防禦細菌的能力，結果一遇打擊，便往往一蹶不振。所謂「天才」之所以常不免夭折，也許便因小時太過了了罷！而同樣，在幼年能力猶甚稚弱時便遇到諸如父母雙亡、戰爭殺戮等遠超過他能力的打擊，是最不幸的，他很可能一生都在恐懼懷疑的陰影中無法復原。
危機會從富足來
這些人所以會如此不幸，因素自然很多，其中一項便是他們所處身的整個文化結構缺少了某些要素，更缺乏某種彈性，因而不能使孕育其中的子民有健全的教養。例如，不是放任過度便是保護過度，以致人民自幼年起，不是生命裸露在各種危險中終於受到過度傷害，便是生命無緣得到應有的磨鍊以有效地成長。
尤其在我們的社會日益走向富裕的時侯，更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流失了某些足以促進人格成長的要素。某些有助人格堅強的要素是必須在困厄匱乏中才出現的，但追求豐裕既然是文化發展的合理要求，我們當然也不能為保留使人格堅強的條件而放棄追求豐裕，否則便又會缺乏另一些促使人格健全的要素。於是為了兩全，一個健全的文化體必當其有更活潑的彈性，能容納更多的文化要素，並且靈活運用。那麼，即使一方面日益富裕，一方面也依然能通過巧妙的設計，提供充份的磨鍊機會。
例如美國少年之送報打工，自食其力；或從事艱苦卓絕、冒險犯難之體能活動。又如泰國男子一生中總要出家數月，以作精神上的修持。至如各家宗教，類多有種種苦修的途徑儀式，則更是不在話下。
總之，人格的健全成長，必須兼備富而不驕的謙遜、貧而不諂的堅強；或貧而樂的自得、富而好禮的愛人，雙方面的修養才能成功。否則，人生的危機即使不從貧困來，也會從富足來。原來外在的危機並不必然會打擊人或保護人，內在人格的缺乏教養磨鍊，才更是其中關鍵。
寄託於不宜的夢想
然後我們若再回頭看當前的文化結構，便可發現我們的社會，真正缺乏的是教養。如今我們的青少年大體已不缺乏營養、玩具與零用錢，尤其在台北市，各高消費額的商店中青少年人潮滿滿便可見一斑，但他們內心卻依然苦悶不滿。
他們內心並不是沒有挫折感，生活並不是沒有折磨；但由於折磨是來自於虛無不實的外在打擊，如不合理的考試折磨，所以他們也無由從挫折感中學到應有的人生智慧，從而提高人格的堅強度。結果他們的挫折感徒然累積，而真正成為生命人格的傷害。
傷害無以自解，最後便容易寄託於不實的夢想，以求取心理緊張的暫時慰解。諸如言情小說電影的暢銷，可反映女生的愛情夢；據說青年最嚮往羨慕的偶像是王永慶，則象徵男生的成功夢；從大家樂的熱潮中，我們可看到一般民眾的發財夢等等。
但由於這些慰解是虛無的，它並不能真實解除人的苦悶等挫折感，反而會削弱人面對危機，安全通過的能力。乃因人遁逃到虛幻的夢中，必然會使他與真實世界更形疏離之故。因此，做慣了愛情夢，當遇到真實的感情問題時，人只會變得更加脆弱，受傷也更嚴重。在學業事業上的鬥爭，其慘烈的程度，嚴重性被誇張擴大的程度，也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我認為，這才是我們社會真正的危機所在。
禮壞樂崩的文化危機
最後，談到我們的社會為什麼會失去了這種活潑的彈性與有效的教
養功能？我以為基本上是由於宗教力量衰退之故。當然此所謂宗教是廣義的，不是狹義的以佛教或基督教為標準模式，而是廣泛的指文化結構中一種指引精神方向、啟發心靈自覺、陶冶人格情操的系統性運作。這在中國過去，是寄託於孝道與禮教，相當於西方宗教的地位。
然而近代以來，也許是由於滿清入關斬喪了文化命脈，也許是由於列強的侵略造成民族的重大創傷，總之結果是禮壞樂崩了，整個文化結構受傷生病了，失去了它的彈性與教養能力。我想這已不止是個人如何應付危機的問題，根本已是整個文化危機如何解決的問題了。
（曾昭旭為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