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教育部擬議把「國父思想」課程，改為「憲法與立國精神」，同時把原來的必修改為選修。這本應是屬於教育界一件很單純的事，可是在一向泛政治化的台灣，竟然演變成所謂改革與保守的大爭論。一些黨政大員，甚至連國民黨的中常會都捲入其中。
在同一時間，報紙刊登了兩則對台灣第一大城市台北的評論，其一是美國「財星」雜誌，最近出版的亞洲專刊，把台北寫成西方企業界最不喜歡的亞洲城市；其二是美國「新聞週刊」，引用一位駐香港的美籍銀行家的話說：台北是個醜陋的城市。
以上兩個話題，表面上看，好像並無關聯，但深一層想想，由「國父思想」課程引發的爭論，基本上是學術問題；國外媒體對台北的批評，是文化問題。這兩方面之所以出了問題，追溯起來，都多少與長期受黨政操縱，並使其為政治服務攸關。所以從病理的觀點來看，這兩方面的問題，實有同一病源。
思想轉化成學術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其他建國思想，在中國近代史上當然是了不起的文獻。但任何人的思想，都必有其時代與環境的局限；世界上任何一種主義，畢竟只是一套意識型態。要使一套思想傳承下去，唯一的辦法，便是將其轉化成嚴格的學術，經由不斷地批判和檢討，才能提升其價值，保存其生命。一套思想如要靠政治上強制性的力量，才能維持它的地位，既不容許自由的討論，又經不起獨立思考的批判，它必然會遭到學術界的排斥，並加速其僵化和凋亡，「國父思想」在今天就面臨這樣的命運。
有關台北的種種，我覺得漢寶德教授的省思，比外國人更有深度，他說：「如果你是一位文化學者，你會問：在台灣的中國人生活品味到那裡去了？他們怎麼會忍受這樣的環境？為什麼在台灣看不到一座具有代表性的建築？為什麼在香港與新加坡的中國人可以創造嶄新的城市、有秩序的環境，在台灣滿目所見只是混亂？」
凡事由政治考量
要探討以上這些問題，幾乎在不同程度上，都與凡事皆由政治上考量有關。早年一心想反攻復國，對台灣沒有完整而長遠的建設計畫，導致今日積重難返的市政問題。由於政治考量，把兩大都市的市長，開倒車地由民選改為官派，使市長只要奉承上級，而不必向全體市民負責。
而假如大陸上不發生「文化大革命」，不是為了「對匪文化作戰」，大概就不會有復興中華文化運動的推行。幾十年來推行傳統的倫理教條，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培養領袖崇拜。二十一縣市文化中心的設立，充分反映文化官僚對文化建設的無知與無能。
章太炎說：「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益善，自上建立則日衰。」學術如此，文化亦然。台灣民間並不是沒有優秀的文化團體，也不缺乏默默耕耘富有創意的文化人，可是在這動輒得咎、令人窒息的環境裡，卻很難存活、很難持久。
學術需要自主，文化需要自由，現在應該是政府徹底檢討這方面問題的時候了。
(韋政通為中國思想史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