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很多人並不清楚世界會怎麼變。不知道會怎麼變，就不知道該如何應對這個新局況。因此我想先就「世界將怎麼變」來談點新想法。
我有個很深的感觸，就是「我這一代是最幸福的人」。兒子那一代絕對沒有我幸福，上一代的父親也沒有我幸福。上一代人經過二戰、內戰、文革，吃過很多苦。我這一代人在戰後出生、在海外生長、在快速經濟起飛中成長，經濟基本上是一直都向上攀升的，可說是機會多、競爭少。
但我兒子這代，雖然機會不少，但競爭大多了，所以在年輕這一代的人，我實在替你擔憂，你們可能比我們聰明，但你們面對的環境和我們完全不一樣。
急速老化，是必須面對課題
環境出現哪些變化？首先，極速老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現在67年了，人口結構會老化、經濟也會老化，除非科技能夠把經濟老化部分影響淡化，否則經濟會繼續老化。
同樣地，除非像美國那樣採取開放的移民政策，才能淡化人口老化的問題，日本和歐洲因為沒有合宜的移民政策，所以人口就老化了。
因此我要提出兩個問題，一個長遠的問題：為什麼世界還要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是必然的嗎？
二戰後出生的我們這代人，認為經濟增長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想想看，在日本，在21世紀初是1億1700萬人，到了2015年，只剩下1億200萬人，700多萬人因為老化而消逝了，預估日本這幾年的GDP成長率只能從-1％到1％，看起來是不增長，但從人均來看，其實是增長的。 從這裡我們可以去思考，從二戰到今天將近70年，還要用「經濟必然增長」的思惟去看世界、去衡量自己嗎？
另外一個短線的問題，則是當下歐洲、美國、亞洲都有各自的問題。歐債問題很大，但日本更嚴重，公債占GDP比達230％。 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是說「如果台灣政府不玩文字遊戲，政府真正的負債比希臘還高。」我看了嚇了一跳，有可能嗎？
負債比最高20國，為何都實施民主？ 我因此檢視了一下全世界負債比最高的20個國家，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沒有例外，都是民主國家。 我不反對民主，但盲目相信西方民主，你就是沒腦子的。獨裁一定行不通，一黨獨大也不可能走長遠，可是這些政治體制醜，不代表民主最美，要去注意，民主也有她的難處。要是我們不去重視這個問題，政府債務早晚也會是台灣的問題。
為什麼國家舉債？因為民主一人一票，但都只為自己眼前的利益，而不去想子孫、鄰居、國家、民族的利益。
根據我看的那篇文章，台灣在真實反映數據後，負債比應該會排到全世界前10。因此我不反對民主，但我反對盲目的民主。民主要改進，不能照搬西方的。很多事情都變了，從前國家只有在打仗的時候會破產，現在不打仗也會破產。
美國呢，是個很可愛的國家，相信在場很難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她是海嘯後恢復最快的國家，移民、科技等讓他們可以率先恢復，但美國的制度有一個大難處，可能會在短期內改變世界，做為企業家的我們必須認清這件事。
信心一但垮了，金融就會垮 美國的難處，在於金融業。美國稱之為「金融服務業」，我認為不對，該把「服務」二字拿掉，因為金融服務的企業不是服務你我，而主要是服務他們自己。想想，要是金融業把盈餘的50％～60％，全都給了少數員工，怎麼能說自己是服務業？
10幾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世界上每天有2兆美元在全球流轉，90％以上是和真正的貿易活動、經濟無關，而是賭博，因此我認為他們不應該叫做金融服務業。從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到現在，每天更多達10兆美元在全球流轉，速度快得不得了。
金融的一切東西都是建基於「信心」。信心一但垮了，金融就會垮，且金融和經濟實體掛勾，因此要是金融垮了，整個經濟體系也會垮。 所以美國看起來活得很好，其實是得了心臟病，儘管不治每天也可以過得很快活，但可能會在一夕之間出問題。
歐洲則是得了癌症，雖然活得很痛苦，不會立刻死掉，但只要不出問題就還能拖點時間。
新領導，必須從結構上著手 美國有財政懸崖（financial cliff），中國也有社會懸崖（social cliff）。我認為中國的病是中風，腦血管一直緊縮，緊縮到極致就會爆，未來會不會爆？沒有人知道，希望不要爆。
世界真的變得很快、太快，但只要你能避開上述的這些難處，就是領導力。 台灣自己能不能改善政府債務？很難。人總是這樣，不到懸崖不會改，過度借貸，也是民主必然的後果。
共產主義失敗，可以理解成違反人性，因為有違人性的事物都無法長久，既然做事、不做事都可以領到36元報酬，到最後都沒人做事。 西方民主比較近人性，因為人都貪，西方民主就容許你貪，因此西方民主沒有共產主義的難處，但不顧長遠，這就違反了中國傳統美德。
所以我常說，「民主讓中國人變得不是中國人了。」但那變成什麼人呢？我現在也還不清楚。
因此只要能讓金融不破產，就是好的領導力。當下的主流概念是：愈多愈好、愈大愈好、愈自由愈好，對不對呢？答案是：對的，但是有極限的，太快會跌倒，太多會自肥、太自由會有難處。
因此新的領導，必須從結構上著手，但絕不代表更多的監管就能避免金融危機，因為監管永遠是落後於新產品的發明。這兩方面的難處都需要制度改革，但從理論上來看，世界還沒有承認，也還沒形成一個新的理論出來，好叫制度改革能進行，因為政治人物每天要忙著競選、布樁，理論恐怕不是他們能做的事情，反而是公務知識分子，應該要在此多負點責任。
我這30幾年來，在美國、歐洲、亞洲收購的公司很難有人比我更多，大概超過150家公司，最終我認為最好賺錢的地方，還是回大陸，沒辦法。
有人問我為什麼打擊銀行？因為錢在那裡，為什麼回大陸？因為錢在那裡。大陸經濟體大，我們經濟體小，只能服務他，隨他而走。而企業家該如何因應？我認為企業家永遠是被動的，政治家可以主動作改變，做生意的，只是一介商人，只能在有限的環境中做能做的事。但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事情是我們可以做，也是應該做的。
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不是只為自己短線利益的企業家，而是能看全局、看國家、民族，為子孫後代多做一點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