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推行經濟改革七年之後，最近開始醞釀政治體制的改革。
近幾個月來，自鄧小平以次的領導人物都公開宣揚要著手推動政制政革。並決定在大陸十六個中等城市進行機構改革試驗點，探索黨政分工的道路。而大陸知識份子以上海為基地，呼籲全面改革政治體制，要求保障基本人權，擴大人民參政，維護獨立輿論。海外中共主辦的報紙，最近更提出重新評估與修正「四個堅持」的要求，證明鄧小平一再強調的「四個堅持」已受到公開挑戰。不進一步推行全面性改革，已難突破當前層層的困境。
經濟改革成效不彰
鄧小平所發動的經濟改革，表面上轟轟烈烈，被西方專家稱為中國大陸的「二次革命」，但實際效果非常有限。除農村方面由於把農民自發性的「包產到底」加以制度化，而獲得短期性刺激作用外，城市經改遭遇重重阻力，到今年已陷入半停頓狀態。
經改的不利影響之一，是「財政下放」後地方各自為政，造成總體經濟失去控制。財政赤字直線上升，貨幣大量出籠，物價普遍上漲，貿易大量入超，外匯迅速耗竭。由於中共對地方投資無法控制，各地為謀圖短期利益，大量擴建小型簡易加工企業，擠掉國家重點建設，造成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
在個體經濟方面，中共所宣揚的政企分開、企業自主皆未落實，企業管理亦未見改善。而在新的價格制度下，工資與材料價格不斷提升，生產成本隨之增加，企業普遍虧損，長期虧損企業目前約佔總數四分之一。今年一至八月全國企業虧損比去年同期上升近七成，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經改強調利潤掛帥，造成各級幹部藉權牟私的機會。中共雖三令五申，嚴加取締，但經濟犯罪並未斂跡。據「新華社」本年九月十六日的報導，今年上半年經濟犯罪案，比去年同期增加二倍多。
面對這些棘手問題，中共領導集團已認識到，今天大陸的經濟落後，已不單是經濟體制的僵化問題，而牽涉到政治結構與幹部素質。不改革現行的政治體制，不提高幹部水平，經濟改革必將徒勞無功。
政治體制成為經改絆腳石
中共現行的政治體制，原來稱為「無產階級專政」，近年改稱「人民民主專政」。表面上標榜「人民民主」，實際上足一黨專政。在這一套體制之下，黨政合一，政企混同，行政、司法、立法不分。法律上雖賦予人民各種權利，但基本人權從來未獲保障，各級黨委書記掌握人民生殺大權。除蔑視人權及缺乏全民參與外，純從政治運作著眼，也產生無窮流弊。
首先是黨政機構重疊，所有行政機關、工廠、企業都有黨政兩套體系。在工廠、企業內部，既有黨委書記為首的指揮系統，又有廠長、經理的決策系統，往往互相牽制、互相推托。據中共官方最近發表的調查報告：八○%以上企業黨委與廠長關係不協調，大部精力都消耗在權力與人事的鬥爭上，正常業務根本無法推展。這種情形不徹底改變，經濟改革永難生效。
其次是領導幹部的終身制。在所謂「鐵飯碗」的保障下，幹部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進不能出。即使犯嚴重錯誤，也只是調職而已。且官官相護，結成所謂「關係網」，對犯法幹部往往互相包庇，助長「不正之風」。
此外，幹部素質太低，且機構重疊，人數又逐年激增。高階層幹部大多來自軍隊與農村，知識水平低，習慣於家長式統治與無章法的指揮，不知效率與民主化為何物。文革時期出身的中下級幹部，大多以破壞法紀為能事。用這些人來統治國家，自然是無法無天，倒行逆施。
知識份子公開挑戰
由於政治制度的僵化與腐化，中共在經濟改革中的許多構想，如簡政放權、政企分開、企業自主等，始終無法落實。鄧小平在最近一次談話中指出，「我們所有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因為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卻在那裏收權，你有什麼辦法？」
胡耀邦九月二十三日在北平中南海接受外賓訪問時，承認年輕人對共產主義失去信心。照胡的解釋，「主要原因是因為經濟發展不很快，其次是政治上還存在著民主和人權問題」。可見中共領導人已認識到大陸人民的不滿不只限於經濟的落後，更重要的是基本人權長期被剝奪。如要動員十億人口積極配合國策，非徹底改革其現有的政治體制不可。
儘管中共領導人一再強調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對於改革的目標、範圍與步驟，迄今仍缺乏共識。
中共當權派心目中的政制政革，是所謂「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要求改變過去「憑經驗拍腦袋」的做法，建立各種決策諮詢機構，實質上是一種行政改革。著眼點在提高效率，減少決策的失誤，偏重技術性的改革。中共「副總理」萬里本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的談話中，節透露這一意圖。
但大陸政治學者認為政治改革最少應包括五個目標，即「政治民主化、政治公開化、決策科學化、政治運行法制化、監督機構體制化」。他們提出政治民主化，「就是要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因此「必須在政治活動的實踐中，切實保障人民的平等權、自由權、議政權、參政權、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等政治權利，防止國家走向專制獨裁，給人民帶來災難」。大陸著名政治學家及法學家于浩成更呼籲全面「變法」，要求明確規定言論自由的界限，任何人只要不違反法律，一切言論都有發表的合法權利。只要不違反法律，就不應該出現「以言獲罪」的情況。這是大陸知識份子對中共長期剝奪民權的公開挑戰。
政治改革的基本前提
從當前大陸的政治環境及中共領導人的心態觀察，中共要推行政制改革將比經濟改革更為困難，其成就也就更為有限。
第一、政治改革的基本前提是要肯定自由、人權、民主等道德概念。長期以來，中共領導集團都把自由、人權作為「資產階級思想」看待。在他們的心目中，頌揚人性必然要否定黨性，鼓吹個人尊嚴與民主自由必然要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都足以動搖其所謂「四項原則」。因此凡強調人的尊嚴、人的價值，鼓吹自由、民主、人權的文藝作品與理論文章，都被認為離經叛道而必須予以清算。中共內部持這一觀念的至今仍不乏其人。如果中共在意識形態上不肯定人的價值，即所謂自由、人權等觀念，則其相伴而來的制度即無以形成。如不肯定人的主體性，所謂民主意識與制度也就無從樹立。
第二、政治民主化必須有獨立的輿論，發表與執政者不同的聲音。今天大陸的傳播媒介（報紙、雜誌、電台）都在中共直接控制下。人們對國家大事只能「竊竊私語」，不敢公開討論。甚至連青年學者發表一篇「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的學術性文章，居然也遭到圍剿，造成軒然大波。可見沒有言論自由，所謂「百家爭鳴」將無法實現，政治改革也難以推展。
第三、經改所觸及的是各級幹部的經濟權，已引起強烈的反抗。政治改革將進一步削弱幹部干預人民生活行動的各種權力，所面臨的幹部抗拒必將更為嚴重。除非鄧小平準備進行大規模的整肅運動，政治改革恐將成為大陸學術界熱烈討論的題目，很難真正付諸實施。
中國大陸經過毛澤東「十年文革」的蹂躪，法紀蕩然，社會崩潰，不僅鄧小平、胡耀邦等人覺得非變法無以圖存，十億人民更表現空前強烈的求變心理。以知識份子及青年為先鋒，整個大陸正在醞釀巨變。
大陸人心思變的第一個明顯標誌，是知識份子對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的厭棄，與對資本主義的嚮往。不久以前，北京清華大學對三百多名研究生進行一次調查，要他們選出當代最受推崇的人物，結果反共大將美國總統雷根與英國女首相余契爾夫人兩人以高票獲選。最近上海對知識青年的閱讀調查中，發現他們最愛讀的十部文學作品，大部份是古典小說（三國、水濤、紅樓夢）及外國作品，一向被中共高捧上雲端的作家如魯迅、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竟無一部入選。最近大陸著名作家張賢亮在上海談話中，更公開主張全面以資本主義為師。可見大陸人心的背向。
大陸社會人心轉變的另一標誌，是對胡鄧路線公然提出挑戰。鄧小平到公元兩千年工農業產值「翻兩番」的「戰略目標」，最近已被大陸經濟學家公開批評。九月一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刊出署名文章，建議「在黨的十三大上用更好的口號取代『翻兩番』的奮鬥目標」。鄧小平公開贊揚的四個「經濟特區」也受到各方面的指摘非議。而紐約中共經營的「華僑日報」本年九月十一日刊出文章，要求重新評估與修正「四個堅持」，認為其中一部分已失去指導性。文章指出：既然中共已揚棄「鬥爭為綱」，為什麼還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既然中共實行黨政分開，如何能堅持「黨的領導」？
心裏有無名火
上述這些言論的出現，表示大陸知識份子不但如胡耀邦所說對共產主義缺乏信心，印對鄧胡所推動的改革，也非熱衷擁護。近七年來的對外開放，使大陸人民對中共政權的無能有深切的認識，在中共的統治下，不但一般人生活缺乏實質改善，而且如胡啟立今年四月在上海對文藝科技界領導人物內部講話中所承認：「有些地方，甚至連形式上的民主都沒有。民意無法上達，上級的意見無法下傳。幹部強迫命令，亂用職權，壓迫人民」。在另一次內部談話中胡啟立更指出改革面臨巨變，人民心理矛盾。「一方面大家都承認形勢是好的，另一方面意見又特別多，有些人心裏有一股無名火」。造成這股「無名火」的因素極多，如政治的腐化暴虐、幹部的貪鄙無能、特權階級的揮霍浪費、教育及就業機會的缺乏等等，都走這股「無名火」的火種。如果不能正本清源加以疏導，則星星之火可以撩原。類似波蘭式的內部革命，遲早總會在大陸上出現。
（鄭竹園為美國印第安邦州立博爾大學教授）
傳播體制也要改
中國大陸的文革是場浩劫，它的成因很多，政治、文化、教育等等都有關，但其中最少人提及的便是「傳播」助紂為虐的作用。
中共政權是極權政治的典型，而文革時的中共更是這典型中的典型，政治之「極」無所不至。
在任何社會裏，新聞與傳播都反映出這個社會的政治思想，而且也為這個政治思想而服務。民主的社會，某新聞與傳播也必定民主；反之，極權社會裏的新聞與傳播也必定極權。
我們不能責怪大陸的新聞傳播機構，更不能責怪在這些機構裏的工作人須，因為在極權結構之下，文化、經濟、政治、傳播等等之間是沒有任何空隙與區別的。新聞與傳播根本就是黨、政機器裏的一部份，它根本就沒有任何的自主性和個性，黨發瘋了，它也跟著發瘋。
文革初期，毛澤東要打倒異己，但傳播工具卻又不在手上，他的法寶便是大字報。這個便宜又無所不在的「落後」傳播工具漫天蓋地而來，淹沒了劉少奇的「現代」傳播工具。等到毛澤東大權在握之後，「現代」與「落後」的傳播工具更配合得天衣無縫，兩相呼應，為毛澤東的黨中央歡呼，替他的倒行逆施辯護、鼓吹。
文革已經隨著毛澤東之死而過去了，中國人當然不希望文革的災難重現，但要這個災難不重現，光說是不行的，許多具體行動是必要的。政治體制要改、經濟體制要改、教育體制要改，許許多多的措施都要改，但別忘了，新聞傳播的體制也要改。
新聞傳播體制如果只能做啦啦隊，只能做黨、政機構的零件、喉舌，則任何改革都是有限的，而不同形式的「文革」便有重演的可能。沒有獨立自主、暢所欲言的自由，政治便不會上軌道，統治者為所欲為，老百姓就遭殃了。
中共最近大談改革，其中也包括了新聞體制的改革，新聞傳播的架構果真能獨立於黨、政之外，這應是一大突破，而這個大突破才是對文革省思的最大成果。
（朱立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傳播學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