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台灣一面在流失人才，在另一方面卻因法令等因素，外國人才無法進入台灣，如此會造成一國的國民所得下降。尚達曼的演說被台灣媒體廣泛地報導，而政府也非常重視，次日清早總統府即召開記者招待會，由各相關部門的主管回應。
人才外流的問題固然要加以注意，但這不是短期內修訂幾個法令便可以解決的問題，因為影響外籍人才流入的因素包括一國的教育制度、居住環境、企業與社區的國際化。再者，全球在各國推行知識經濟之時，「傑出人才」已成為各國努力追求的「稀有動物」，即使台灣成功地改善了教育、居住與國際化的環境，所能吸引到台灣的外籍「傑出人才」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如何逆轉人才外流是當前一個重要問題，但是如何充分運用本國人才比如何引進外籍「傑出人才」，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更為重要。 以亞洲國家而言，女性人力未被充份運用是重要問題，近年來亞洲女性教育程度提升得非常快速，女性大學畢業生的人數幾乎與男性相等甚至有超過的趨勢，他們在學期間表現也非常亮麗，有些地方超過男性，因此如何有效運用這些新興的女性傑出人才，是亞洲國家所應重視的問題。
二、亞洲國家對傑出女性人才的浪費
亞洲國家長期以來對女性的尊重雖然遠比中東地區的國家好，但不如歐美國家。 在過去，亞洲國家的文化總是強調「男主外、女主內」「重男輕女」「追求知識是男性的事」「女子無才便是德」，因此女性受教育的機會遠比男性低，即使進入大學，男性集中在理工與管理，女性集中在人文、社會，於是在職場上，女性總是扮演一個支援者的角色，如祕書、特助、護士、中小學教師等。如有一、二個女性進入了男性為主的職業，報章雜誌便立即給予一個「女強人」的稱號。
英國《經濟學人》曾有一篇特別報導，指出日本是人才浪費大國。日本經濟發展比其他亞洲國家早，也很注重教育，因此女子受高等教育的普遍度比其他亞洲國家高。近年來，女性大學生的人數更與男性相等，甚至超過男性，表現也比男性佳。但是他們在職場上仍然是處於支援者的地位，很難有發展的空間，因此有很大比例高等教育程度的女性，在工作一段時間後，發現沒有前景便脫離勞動市場。
據說，日本高等教育女性有70％工作數年後脫離勞動市場，而美國的女性只有36％脫離勞動市場。
其中差別更大的是，歐美高等教育女性脫離勞動市場是為了要照顧小孩，而日本則是對工作的失望。對女性而言日本工作環境近年來已有相當的改善，比如在過去，日本的辦公室會大剌剌地把女性裸體照貼在牆上，男性在女性面前毫無顧忌的說黃色笑話，但在近年來已有相當程度的改善。很多企業也有禁止性騷擾與彈性工時的政策，但是對日本女性員工而言這些政策的效用非常有限，因為日本工時很長，在主管沒有離去之前，誰也不敢先離開辦公室，彈性工時對女性而言等於虛設，誰也不敢提早回家接小孩。簡言之，日本雖然有很好的女性人才，但是沒有被充分運用。
三、台灣女性人才的運用
台灣雖然受日本統治達50年之久，受日本文化影響甚深，但是在二次大戰後，留學美、加的學生不少，歐美企業在台灣設廠的也不少，因此台灣也深受歐美風氣的影響，對女性的尊重比日本佳，女性的閣員、女性的企業家也不少，如王效蘭，何薇玲，童至祥等都是非常有成就的女性企業家，閣員中的財政部長劉憶如，金管會的李紀珠，學界中交通大學的吳妍華校長都有很傑出的表現。但是一般而言，這些是較特殊的例子，我們通常可以看到在高階經理人班（EMBA），男性仍占絕大多數，MBA班亦然，但是人力資源管理等支援性科目則女性占絕大多數。在大學的行政團隊中，高階主管也絕大部分是男性，正教授中男性比例遠比女性高。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於男性，但是在職場上卻看不到他們擔任重要的位置時，政府應該檢討，何種原因造成女性人才未被充分運用？
文化背景應是一個重要因素。比如，今日受有高等教育的女性很難與資歷較低的男性結婚。在國外一個有博士學位的女性與一個建築工結婚不是新聞，在台灣是幾乎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我班上有一個博士生要與一個只有學士的中級經理人結婚，她的同學甚至有些老師都會問她「你怎麼啦？」好像她犯了什麼錯。高等教育女性在婚後也很難專心於她的事業，因為在今日，父母願意幫助子女照顧小孩的愈來愈少，而男性願意分攤家庭工作者也不多。
換言之，要能充分運用女性人才，政府必須設立大量高品質的托兒所與學前教育，使得受有高等教育的婦女可以放心結婚生子，把他們的小孩交給托兒所與幼稚園，自己可以專心於她們的事業，如此雇主也不會有一種錯誤的認知，認為「女性要照顧家庭，不能專心於事業」，因此每次升等總是男性優先。公平的起跑點是傑出的人才充分運用與達成公平所得分配一個重要的基礎，馬政府在大力推動改善所得分配政策時不可忽略此因素。
（作者為中央大學講座教授兼副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