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思考性刊物「文星」、「人間」相繼停刊的一年，一份冷門的科學雜誌正度過了二十歲生辰。
當學術界人士組織「澄社」，開始集體關心社會議題的同時，早已有一群教授跨校凝聚，默默討論及推動科學教育二十年。
這是「科學月刊」。
傻勁和理想的結合
遠從六０年代的美國，一群中國留學生憑著一股知識分子的傻勁和理想，引領著上百名前仆後繼、出而復入的參與者，奇蹟式的撐過「要害誰，就叫誰去辦雜誌」的年代，堂堂踏入九０年代。
一九六九年歲末，美國正是大雪紛飛，芝加哥大學研究生林孝信帶著「科學月刊」第零期試刊號，風塵僕僕趕到普渡大學。「我們談了很多，覺得大家都是留學生，雖然不一定有空長期投入，但可以輪流做。」當時在普渡大學深造、如今是台大化學系教授的劉廣定記得，首度深談後，就開始關心起這本以普及國內科學知識為使命的刊物。
在這之前，林孝信已經花了一年時間，利用假日穿梭美國東西兩岸，跑了十多個大學，尋找志同道合「要為家鄉做點事」的留學生夥伴。現在的知名教授如楊國樞、沈君山都紛紛加入創刊行列。
民國五十八年，剛由美國返台，擔任清華大學物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的李怡嚴則在國內奔波。木訥寡言的李怡嚴不時從新竹往返台北，一手提公事包，一手拿枝筆，奔走於各大公民營機構，苦口婆心地說明科學教育的重要，積極為「科學月刊」募款。
什麼原因使得異鄉遊子面對繁重的課業，仍然願意分心辦雜誌？什麼理由使得教授們開口向他人要求捐獻？
幾位「科學月刊」的元老對桌談論，答案就在於他們嚐過「欲探科學卻無門」的苦楚，以及一股「外國能，我們也能」的拚勁。
「我在小學就對科學非常感興趣，但是學習過程卻很挫折，」創辦人林孝信感受深刻，「因為我找不到讀物可以參考。」民國四十幾年，只有薄薄一本教育部辦的「科學教育」可聊供解饑；上了大學，也只能從外文書中去探求知識。
然而，「教授不夠好，畢業的學長又都留學不歸，」和林孝信是台大物理系同學，現在是「科學月刊」副社長的劉源俊深感不足和不平。到美國留學，所見所聞更令他們震撼，大學裡的圖書館、實驗室、科學刊物，水準都遠遠超過台灣。
自己做做看
這些年輕學子像海綿般拚命吸收的同時，也發現：「不能只羨慕人家，不能只批評國內，我們應該自己做做看。」
由熱誠、理想，到實際「自己做做看」的過程是艱苦的。
「剛開始很慘，連個窩都沒有。」現任「科學月刊」業務經理的辛鬱，描述當年編印試刊號的情景。稿件都在美國搜集，飄洋過海寄回台灣；在台灣的十幾名籌備人員四處遷徙，不時借台大心理系、數學系的教室開會討論，最後甚至擠到辛鬱位在光復南路的國宅住處，硬把十七坪的空間分掉一半來工作。
民國五十九年元旦，「科學月刊」創刊號正式出版，每本零售新台幣十元，第一版八千本銷到第三天就緊急補書，補印五千本又馬上被搶購，立刻再增印五千本。這群默默耕耘的推動者對社會的回響驚喜雀躍。
半個月內就湧進來訂戶一萬一千多人，四十多個大專院校和高中的學生，自願成為「科學月刊」駐校聯絡員。在六０年代台灣基礎科學教育荒蕪的土地上，「科學月刊」儼然注入一股清新活泉；而一種屬於知識分子「科學報國」的熱勁，也激勵不少青年學子。
「我唸北一女的時候，清大有幾位教授來學校介紹這份刊物，」當年是學生讀者，現在是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的金傳春表示：「我那時就驚訝，當大家都往國外跑的時候，居然有這麼一群人不為名、不為利的在做這些事。」前年學成返國的金傳春，自然加入「科學月刊」新生代的行列。
讓貧窮人家也訂得起
這麼一群人，成長在台灣貧窮卻樸實的年代，單純、專注，除了唸書，就是找一份理想貫徹下去，「我們比較書呆子，」是他們經常用以解嘲的自我形容。
為「科學月刊」寫稿沒有稿費(直到十年前才開始一千字有三百元稿酬)，卻總是以「科月」稿件為第一優先；多是利用課餘義務工作，清大的李怡嚴還把正職的薪水拿出來貼補刊物；為求讓窮學生也買得起，當初創刊時就以一本五元的賠本價優待學生訂戶，「從小我家裡經濟狀況就是中下程度，我很希望刊物能夠普及，連貧窮人家也訂得起。」創辦人林孝信感慨的說。
「是這些精神使「科學月刊」活下來了，」受到「科月」影響而立志攻讀科學傳播，並曾擔任總編輯的政大教授謝瀛春指出。但是學者們業餘參與，不求企業化管理的組織，也使得這份刊物不可避免的面臨重重危機。
「我是光緒，你是宣統」
由於是書生聚合，並不善於經營，二十年來幾度銷售下降，存款用罄，差點停刊或讓售。民國六十二年，總編輯王亢沛移交給東吳教授劉源俊時，還曾戲稱：「我是光緒，你是宣統。」
民國五十九年底開始，海外「釣魚台事件」風起雲湧，更令「科學月刊」首度瀕臨搖搖欲墜的困境。在美國的留學生「保釣」正熾，稿源斷絕，「稿子沒有了，台灣慘死了，」當時的總編輯王亢沛至今記憶猶新。於是只好忍痛割捨，把刊物的重心自海外移回台北。
欣慰之外的挑戰
但是磨難並未消除。負責人林孝信等在海外參加「保釣運動」，被政府列入黑名單，知識分子群聚的「科學月刊」也因此籠罩在政治陰影下。
情治單位行文各高中，不得訂閱「科學月刊」，學生訂戶也被教官三申五誡，原本定位「以高中到大一學生為主要對象」的「科學月刊」於是大受打擊，銷路及形象皆大幅跌落。
幾度衝擊，有人離開了，有人去而復返，也有人以「問心無愧」在互相砥礪中撐了過來。
當台灣走過七０年代，步向繁榮，不再無處覓刊物的同時，「科學月刊」元老們有一份欣慰，也有一波波新的挑戰。民國七十二年「牛頓」雜誌創刊，民國七十三年「科學眼」出現，新的科學刊物和外國合作，引進新的題裁和彩色精印，耀眼的包裝使得二十年樸實如昔的「科學月刊」頓時失色不少。
「「科學月刊」內容不夠活，比較枯澀。」就讀政大研究所的讀者柯勝文比較之下，頗為惋惜的說。
這群立志普及中國科學教育的學者，開始重新思考定位。「科月」的對象已不再強調是「高三到大一程度」，而是針對大學理工農醫科學生及科技從業人員，並且提出：「我們享受現代科學的成果，但是我們這個社會到底對現代科學有什麼貢獻？」現任社長張昭鼎表示。
二十年了，當年意興風發的青年才俊如今多了成熟，也有了滄桑。社會變遷似潮水般沖激著「科學月刊」，發行量從上萬份掉落到今天的三千多份，但那股「書生報國」的期許還是斷續吸引人才助其度過難關。近幾年回國加入的台大教授劉康克，扛起了總編輯大舵；商業鉅子何壽川也慨然捐出永豐餘大樓十多坪空間，作為「科學月刊」辦公室。
怎麼樣生存？
如今，不到一百頁的刊物，只有六位專職人員的團體，「真要對社會有什麼大貢獻還很遠，但重要的是凝聚一些人來為社會做些事。」金傳春認為是這種知識分子回饋社會的精坤，維繫了「科學月刊」二十年的生存意義。
但二十年之後呢？是要繼續風雨飄搖的生存，還是昂然挺立邁進九０年代？是「科學月刊」和這個社會要共同迎擊的實驗題。
活讀書的苦行僧
一觸從小就喜歡唸書的宜蘭鄉下小孩，因為愛好科學，在海外飄泊了十多年。
他叫林孝信。擁有的頭銜是「科學月刊」創辦人、「保釣運動」活躍分子、黑名單人物，以及書店老闆。
許多參與「科學月刊」的人，提到這位頭頂已禿、髮絲披散，狀似苦行僧的刊物催生者，都不禁點頭稱讚：「他是一個特別的人。」
「科學月刊」代表的研究和服務精神，正是林孝信的個人特質。
有與趣就徹底研究
六０年代，同為台大學生的林孝信、鐘源俊和曹亮吉一起到花蓮玩，站在車站前，林孝信問同伴：「台灣的火車頭有幾種？」他們答不出來，林孝信隨即滔滔不絕的說明台灣的火車如何分類、如何分辨火車頭……。
「這是他活讀書的地方，有興趣就去徹底研究，」如今已是台大數學系教授的曹亮吉印象深刻。
在台大圖書館參考室裡，學生多半是帶教科書去唸，唯獨物理系的林孝信把教科書擺在桌上，仔細讀的是參考室裡的書。有一次碰到圖書館系的同學來了，他還熱心跑上前，告訴他們參考室應如何安排比較好。
到了大三，他聯絡了師大、清大的同學，替新生報主編「中學生科學週刊」，開始他為科學教育扎根的工作，一直到入伍當兵。
這樣一個喜歡研究學問、熱心服務的人，卻在美國硬生生被斬斷了攻讀博士之路，甚至差點無處棲身。
由於籌辦「科學月刊」時四處奔波打下的留學生聯絡網，一九七０年「保釣運動」時，林孝信成為領袖人物之一，他也因此被撤銷了，中華民國護照，不願拿美國綠卡的林孝信，頓時成了「美國黑戶」。沒有身分，也不能工務，一個壯志勃發的青年學子就此飄零異鄉，靠朋友接濟度日。
為家鄉做點事
「我不是沒有沮喪過，更害怕連累了科學月刊，」笑起來依舊憨厚的林孝信，如今反而歉赧的說：「對於科學月刊，我好像生了孩子讓別人去養。」
八０年代尾聲，在席開數十桌的「科學月訊」二十週年紀念餐會上，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對著上百名賓客說：「一九六九年我在芝加哥大侯看到他滿懷理想，要為家鄉傲勤事……。」
經過十多年被拒在海外的歲月，近兩年才能回國的林孝信依然「要為家鄉做點事」。
「我們要加強科學界的聯繫，要自我提升，不能缺少人文素養和對社會的關懷……」在「神學月刊」門口局促的會客椅上，四十五歲的林孝信仍舊滿攘熱誠的訴說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