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繼天安門的悲劇之後，東歐有了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美蘇的和解及東歐的真正解放，意味著冷戰的時代結束，也意味著共產主義的魅力，終於不能長期束縛人類追求民主與自由的意願。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原是共產主義席捲中國後的最後一片淨土，台灣四十年來的發展也與國際冷戰有不可分解的關係。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台灣身處嚴重的關口，必須為自己的前途作一番反省。最近大選，又進一步的將中華民國推向本土化。本文重點是要檢討由此展現的前景。
情勢所趨
天安門的悲劇，似乎為東歐的大規模民主運動作了一次彩排。東歐的民主運動有其經濟上的因素(貧窮)，有其民族主義的訴求(擺脫蘇聯的桎梏)，也有其歷史上民主政治的背景。多項因素的配合，始得有此沛然不可抵禦的氣勢。
世界的情勢至此，大陸成為共產主義最後負隅的一片土地，台灣實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契機。相對而言，台灣經過四十年的發展，本土化現象已與政治民主化交纏不可畫分，如何在這一弔詭的情勢下，將台灣進一步民主化，及為台海兩岸關係定位這兩個課題一起解決，始終是大家關心的事。
不易分解的情緒
過去二十年來，台灣內部的民主化，已逐步展開。基本上，執政黨與反對勢力之間，有相當程度的呼應。這次大選，執政黨的優勢銳減，已自承是一次挫敗，並正檢討選戰的缺失；而民進黨也在憧憬未來取得政權的策略與時間表。
所以這次執政黨的挫折，毋寧是早期的警告訊號，促使執政黨慢然自省。自省不僅可以導致改革，將來有一個算數的反對政團，經常在旁督責，執政黨將可長保警惕。外無敵國，內無拂士，其國必然危亡。執政黨有如此內外夾攻的局面，毋寧是其吐故納新，脫胎換骨的契機。
民進黨的成功，是中華民國民主發展史上重要的一頁，在民進黨茁長的過程中，將來仍難以避免許多為了爭取選民注意而採取的動作。然而，民進黨今非昔比，在開展反對黨政治功能的途徑上，它應當漸漸發展正面的政治理念，作為執政黨政策以外的另一選擇。
在人才培育方面，民進黨既有不少民意代表及地方行政首長，即當致力於自我提升，不再以街頭群眾運動為注目點，而當設法開拓視野，為台灣全體人民籌畫長遠的福祉。
近年來，中華民國政治力量的消長，所牽涉的因素極為複雜，並且情緒與理性糾纏相結，不易分解。情緒的訴願，自然以省籍間的對立為最主要因素，過去執政黨對此多所隱諱，不願多談，以為摀蓋之下，若干累積的情緒會自然化解。
這次選舉，台獨主張公然出現，則可知摀蓋的態度，並不能化解現實。我希望執政黨能面對現實，未來在規畫政策時，不再以駝鳥作風將這一難纏的情緒訴願，當作並不存在。另一方面，它應當瞭解，許多投給民進黨的選票，是對於長期當家的執政黨投抗議票，未必是認可台獨主張。
台灣未來的地位，是一個極為嚴肅的課題，大家不能規避不談，也不應當以這一課題作為政治足球，輕率的取來作為煽情的號召。前者是逃避現實，後者則以台灣兩千萬同胞的前途作為政爭工具，兩者均不是負責任的態度。
且慢討論國號
我以為，台灣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抑獨立於中共之外，與台灣政治是否充分民主化的重要性相權衡，其實民主化的任務更為優先。台灣能和平的走向充分民主化，台灣的同胞即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國號如何，反而是次要的。
反之，即使台灣是閩南語系台胞執政的「台灣共和國」，若民主化的開展並未完全落實，則改易國號，至多也是走馬燈的改朝換代，又何補於台灣全體同胞的福祉，又何能保證台灣的安全與繁榮？
因此，我主張在大選的情緒稍為平息之後，朝野各界的意見領袖，應找一處寧靜的地點，理性的討論台灣未來的地位。在討論時，場外沒有群眾鼓掌與噓聲，場內也沒有閃光燈與肢體語言。能有如此理性的檢討，大家或可取得起碼的共識，以此為基礎，大家規畫發展民主政治的規則及時間表。
同時，中華民國的政治文化已呈現若干病象，這些缺點今日不治，則長為痛疾，終將病入膏肓，使中華民國不能自存。這些缺點之中，一為法律公信力之不彰，一為政府效率之低落。
法統失傳
中華民國的法律體制，從清末採取歐洲大陸法系以來，就有法律與文化之間欠缺調和的弊病，幸而法界有自尊自重及守法的良好傳統，法界人士長久以來即以護持這一傳統為己任，才使得法律在政權經常有變動的民國史上，大致還為人尊重。
在台灣的四十年內，由於法界前輩來台者少，而又有大批不熟悉這一傳統的人士進人法界，於是漸有害群之馬藉法律以營私利的行為產生。
近年來政治權力正在重新分配中，法律也有政治化的現象，不僅當政者有以法律配合政治的行為，在野者為了政爭，也常不擇手段，以侮辱法律為能事；法律的尊嚴遂淪為政爭的犧牲品，而蒙受其害者，終究是整個社會及全體國民。
中華民國的未來福禍，繫於法律的尊嚴是否能得樹立。重建法律尊嚴，是大家必須通力合作的大事。
一方面，我們盼望在民意機構得到全盤調整後，立法制法的過程至少代表民意之基礎。與立法相應者，為司法的執行，我們深盼執政當局能夠大刀闊斧，進行司法的全面革新，至少在人事上，淘汰莠穢；在制度上，專其職權；使公平執法者不受干預掣肘。
行政效率不彰，原是所謂官僚制度的通病。不過，近年來，中華民國的行政效率，滑坡下降，已有加速度進行的跡象。這一弊病，固然與缺乏公信力有相當密切的關聯性，另外的病根則涉及政府結構的問題。
政務常務不分
中央與地方之間，有四、五級的層次，文件往返，費時費事；一國三公，權責又不能明白區分；政務系統與常務系統混淆，使得政府中沒有一個健全運作的文官體系。於是該做決策工作的政務官，忙於監督碎務，各有關單位忙於開會協調，卻不知誰該負責。
曾耳聞政府中的高級人員，日日忙於解決臨時猝發的小事，而無暇為長遠的政策思考，更遑論有所規畫。中下級人員則案犢勞形，忙於簿書而不能致力於執行，更遑論推展及開拓業務。
中華民國若不再力求將政務與常務分開，文官體系將永遠不能健全的運作。同時，考試、監察、司法三權與行政權之間，也須有適當的調適，相互配合而不是互相牽制。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責，更須有明確的定義與分工。
上述兩項重要的改革，僅由現行政府結構及法律依據，均有難以推行的苦處。為了制法機構充分反映民意及獲得民意支持的合法性，民意代表在名額的分配、產生方式與程序上，恐怕都須有全面的調整。
為了重新調適現有五權之間的關係，甚至只為了調整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責分野，與行政單位之間的職務關聯，以達到促進行政效率的目的，目前的政府結構也非有重大的修改不可。
多年來，大家盼望中華民國的政治回歸憲法，以矯正臨時條款下特殊體制的弊病。然而今日之病象，有不少部分，正是由於當年制定的憲法與今日的實際國情不能切合，即使回歸具體憲法的法條，仍有其難治的痛疾。
因此，我們盼望能依據憲法的精神，另外制定符合現況的臨時基本法，以便進行種種重大的改革。這一基本大法必須經由台灣地區全體國民的認可。基本法的內容取決於民意，改變現況的幅度，但求能解決問題，政府結構、總統選舉方式、內閣產生方式，均非不可改變，不必害怕變幅太大。
保全一片淨土
中華民國面臨的課題，內部改革居其一，大陸與台灣的關係則是另外一個重大的項目。
四十年來，台灣以中國的一隅，堅守正朔所在，原為了不願見中華民族全體同胞都沉淪於共產暴政。四十年來，台灣同胞茹苦擔驚，都只為了不願接受中共的統治。中華民國的領導人，四十年來憂饞畏譏，也只是為了堅持要保全這一塊淨土。
最近數年，一方面因大陸情況一度轉好，而有台海兩岸的接觸。另一方面，卻又因為天安門事件顯露了中共政權本質不改的真面目，這些形勢的演變，使我們不能不慎重考慮台灣與大陸間的關係如何是長程的目標，如何是近期的政策。大選期間，統獨之爭甚囂塵上，更突顯了道一課題的重要性及緊迫性。
最近東歐情勢丕變，共產政權土崩瓦解，說明了共產體制的脆弱；天安門事件也顯示中共已為人民唾棄。我屢次從與大陸出來人的談話中，聽到「中共氣數已盡」的說法。這些都足以說明，我們在台灣四十年來堅持的基本原則，終於證實不是只為了一小群執政者的權力，而是為了保持在台灣中國人的安全與自由，也為了留取全體中華民族的希望。
在這最重要的轉捩點，台灣若選擇了拋棄中國二字而獨立為「新的國家」，表面上看來是為了在台同胞的自主權，實際上則徒然招致台灣內部的分裂，卻未能為台灣的安全多一分保證。
多年來，世人以為台灣的建設可以作為中國的榜樣與模範，從而促進中國內部改革的契機。一旦台灣獨立了，這一決絕的表示，毋寧斷絕了大家對台灣的盼望。今後台灣一切所作所為，對大陸將不再有香火情分，也不再有示範作用。
相對於獨立的主張，也有若干人提出統一的口號。基於中國人的情感，兩岸統一自然是好事。不過，以最近東德與西德的關係為借鑑，兩個分裂四十年的德國，事實上很難一舉而重合。經濟與生活方式的差距，甚至這四十年來發展的認同感，都使兩德的統一，可望而不可及。
台海兩岸之間，即使有了如同目前兩德之間的急劇變化，冀要做到統一，也一樣有種種實際的困難。所以，今日而侈言統一，實是難以實現的奢望。
選擇接觸的對手
今日為中華民國的最佳利益著想，也為了中華民族的長遠福祉著想，台灣不應當自外於中國，卻又必須繼續保持在中共之外自主的立場，才能以台灣的進步，誘使大陸脫胎換骨。
至於台灣發展影響力的策略，則須多方進行，不拘一格。例如，對大陸的同胞，須有關懷，但也不必以中共中央為接觸的對手；台灣的投資，只要不是幫助中共發展軍事力量及鎮壓人民的力量，儘可多方進行。
若台灣的資本技術，以至管理方式及學術思想，能十分集中的投入大陸幾個正在發展的地區，如華南、東南及東北，則台灣的影響，短期內即可立竿見影，而且可建立外圍關係，以資屏藩，對台灣的安全也多一分保障。
中國太大，將來最好是以邦聯的形式完成統一，海外的中國人大都持此想法。台灣對於大陸若干地區的建設，能給予協助與支援，一則易於見局部成功的功效，二則各地區可以提前做到體制上的脫胎換骨。這種工作，繼續二、三十年之後，大陸將以台灣馬首是瞻，那時候，台灣在中國邦聯的地位，將不是以面積與人口而論的小單位，而是有領導地位的首善之邦。
一衣帶水
這一遠景，今日說來似是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但從東歐的變化來看，則實現的時機，大約也只要不過二、三十年時間而已，然而，可見的形勢是如此，若今日不下種，明日便無收穫。選擇台灣獨立的立場，是置身事外；到中國脫胎換骨，另有一番氣象時，台灣再要求加盟，即使成為邦聯一員，其地位也不相同。
若獨立的台灣始終不願與中國有瓜葛，這狹窄的一衣帶水，又豈能永遠阻隔大陸的影響。反過來說，今日即使統一，甚至尋求與中共政權談判，卻又是揠苗助長，對台灣的自主性不利，而且徒然幫助了大陸上已喪盡民心的政權。對中國的十億同胞而言，小惡則與虎謀皮，大惡是助緋為虐。我們盼望朝野均不要出此下策。
為了整合台灣的人心，使中華民國上下能有相當的共識，我們希望朝野對於大陸政策有深人的研討，訂定一個超越黨派立場的基本原則。為了台灣內部的團結，也為了在國際上及台海兩岸關係上，中華民國能有高度而具體的合法性，振振有辭的代表台灣的利益發言，也代表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發言，中華民國也必須在近期內重新整頓本身的結構，包括確認在台澎地區行使政權的民意支持，以及行政體制的合理調整。
化互斥為互補
至於將來的統一，既不應當在中共的政權之下，也不會是在現行的中華民國體制之內。未來的邦聯性質，當由未來的國民共同商決，今日我們可做之事，不外是為未來造勢；更要緊的，我們不要自己關閉了若干可能的途徑。千里之行，始於起步，百年之後的事業，必須在今日即著手籌備。更何況那些可能實現的遠景，不需百年之久，即會逐日而來？
總之，台灣的中華民國，正面臨兩大難題：對內須求整合，對大陸又須有一高瞻遠矚的政策。這兩大課題，表面看來是互斥的兩難之局，其實還是可以有互補的作法，一切都是事在人為。
(許倬雲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