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昏暗，冷鋒過境，氣溫降到攝氏十五、六度；開放競選第二天，兩、三百人聚集聽林正杰發表政見。
稍後，林正杰請大家發表「悲情城市」的觀後感，五分之四舉手表示看過的人裡，出來說話的盡是老人家，他們情緒激動地描述記憶裡的恐怖，補述「悲」片輕描淡寫的「二二八」。
挑動心底的結
老年人的激動可以想像，但那些未親身經歷流血衝突而沈默的年輕人，心中有什麼念頭？省籍問題一直是島上居民隱埋在心底角落的結，這個結，會不會因為這部片子，挑動新生代的心？
雖然一部電影的觀後感，不能完全代替嚴謹的學術研究，甚至民意調查；但明顯地，「悲」劇並未在年輕的這一代留下震撼。
對大部分人，那段歷史的確已經過去了。「這是歷史的悲劇，這種悲劇從民初就沒斷過；在那個時代不管是什麼省籍，都是悲哀。」李永怡(三十歲)的感想，代表多數人的心聲。
「不要太高估電影的力量了。」曾在電影雜誌工作八年的鄭慧蘋認為，台灣大多數人看電影是為了娛樂，年輕人關心股票甚於政治，更何況侯孝賢在「悲」片中政治態度非常保守(「不是含蓄，是保守」)，不致改變原先的政治立場。
但是，這部多年來唯一在票房上可列入「藍波」級的國產片，估計有近百萬的觀眾。進一步瞭解他們的感想、聯想，多多少少也反映出社會的一些橫剖面。
看不懂的人，似乎不在少數。打瞌睡、半途離座的人數，與年齡成反比。教科書上的空白，在高中生、二十出頭的人身上，展現了效果。
在台東長大的王培蘭(二十一歲)，成長過程中從來沒有感覺到本省、外省的差距問題。她看「悲」片才第一次明白，那個時代本省人、外省人分得這麼清楚，她的父親從來不說自己是外省人，而是「大陸人」。
「原諒，但不忘記」
王培蘭懷疑地問：「那個時候，真的殺了那麼多人嗎？有些朋友告訴我，還有很多事沒有演出來，是真的嗎？」
類似「二二八」的衝突，不是台灣獨有。西方有句話：「原諒，但不忘記。」(Forgive, but not forget.)希望消弭中間的仇恨(尤其是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
李登輝、俞國華對「二二八」的聲明，不提原諒，只希望大家忘記這個悲劇。不過，對年輕人而言，由於對事實毫無全面的瞭解，既說不上「忘記」，更談不上「原諒」，只在腦子裡多了一個問號。
事實上，省籍之別在新一代的世界裡，並不構成排斥的因素，仔細聽聽他們的談話，卻不難發現，出身背景不同，對這部電影的詮釋，仍存在微妙的差異。
本省籍的人，很敏感地察覺這部電影，帶著濃郁鄉土文化的芳香。
「我覺得裡面的台灣人太漂亮了，那種韌力、氣度好大。」連翠茉(二十七歲)，在瑞芳礦工家庭長大，她明顯感到片子裡談的是菁英分子的命運，跟她小時候，三餐就是全部生活的背景，並不相同。
「台灣人」的電影
二十六歲的朱慶齡有同感：「他(侯孝賢)把台灣人的語言、生活習慣拍得很好，這只有台灣人才能體會。」 有意無意的，過去國片台灣人(講閩南語)的形象，多是製造笑料、被揶揄的對象。侯孝賢對台灣人的感情，成功塑造出台灣人的「另一種」形象。
「這部電影，使我們這些對台灣史懵懵懂懂的人，有連接斷層的可能。」三十歲的黃漢坤，認為道部片子使歷史「光榮出土」。
但是對外省人，或聯姻的後代，情感復雜得多。
王淑珍(二十六歲)男朋友的父母，曾拿「六四天安門事件」跟「二二八」比較，身為外省人，她當時實在不舒服，但看了「悲」片，她才能理解，為什麼長一輩的台灣人會有那麼深沈的悲痛。
然而，部分外省觀眾的反應，不一定都像王淑珍那麼有「建設性」。他們直接感覺侯孝賢比較同情台灣人，沒有外省人的觀點。
「我從來沒有那麼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個outsider(局外人)。」一個外省人說。
「我不知道該怎麼看公平、不公平。我父親六十七歲了，到現在都還做惡夢大叫出聲。這筆帳又該跟誰要？」周曉春(二十八歲)的父親，仍受大陸戰亂陰影所苦。
尷尬的夾心人
一個記者感慨地說，他父親是上海人，就是來台接收的成員之一；而他母親住在台北橋頭，是流血非常多的地方。
「這片子讓我想起自己夾心人的身分，不管那一省籍的人受控訴，我都有分。」他對「悲」片裡，上海人的形象，覺得很不自在。
省籍仇恨、排斥，在新生代心裡，是慢慢褪色了；但雙方的差距、不信任，依然存在。這種例子在年輕人的身邊，依舊可以聽得到。
二十八歲的陳昌銘覺得外省人比較不講理，因為他教小朋友畫畫，發現外省孩了比較容易大聲吵架、打架。
李靜慧(二十五歲)跟外省朋友聊起台獨。他們不贊成台獨的原因，是擔心一旦獨立，「會被台灣人殺掉」。
藝術，反映時代及存在於台灣不同省籍之間的隔離。就像教育文化出版公司社長黃漢坤，看完「悲」劇的感想一樣，這種疏離需要社會每個角落更開放、更敞開胸襟面對過去，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其中，最基本的就是還歷史真面目，公開史料。
不要扭曲歷史
黃漢坤拿電影的結尾比喻：「故事最後是一家人在吃飯，這代表人生不是結束，每個人都只是一個過程；歷史也一樣，我們應該讓歷史一直走下去，而不是切斷它，更不能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