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一九七九年中共開始採行「門戶開放」政策並派遣學生到西方國家深造研究以來，估計已有四萬多名大學生和研究生在美國高等院校就學，這其中大多數都是專修自然科學，僅有約千分之五(即兩百人)主修國際關係。
這些主修國際關係的學者中，大多數都來自大陸的學術或政府研究機構，受過中共的特別培養，在學成後都預計要返國為中共的外交事務做貢獻。因此，兩百多位主修國際關係的人中，很多在今年六月北京大屠殺前已經學成返回大陸，但還有些學業尚未完成而留在美國，繼續他們在國際問題方面的研究。
成員各有專攻
這些學生在幾年前曾組織一個「中國學者國際研究學會」，並推遠出宦國蒼和郝雨凡等聯合主持一項研究計畫，今年十月在美國由紐約的Pantheon Books出版的一本英文書The Chinese View of the World(暫譯「中國人的世界觀」)便是這個研究計畫的具體成果。
此書由宦、郝兩位主編，另外提供論文的有原在大陸國務院國際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現在哈佛大學進修的顧為群；原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現在密西根大學政治系研究的朱宏前；曾在美國研究，現任北京大學國際研究所教授的賈慶國；來自北京現代國際研究所，現在馬利蘭大學研究的張小川；以及原在中共外交部國際研究所任研究員，現在澳大利亞的「國家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陳明等。
郝雨凡也是南京大學畢業，現在還在哈佛和霍布金斯兩個大學研究國際關係。宦國蒼是大陸社會科學院畢業，來美國之後曾先後在丹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並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然後進人哈佛國際研究中心以及大西洋委員會(Atlantic Council)擔任研究員。他也經常在中英文刊物上發表有關中共的分析。
從官方觀點著眼
從這些作者的學歷看，他們對中共的外交政策都已經有些深入的瞭解，而且在觀點上，也必然地會以中共的官方觀點為主要立論的根據。
譬如他們對中共外交政策一貫性的解釋，便是許多西方學者所難以接受的；他們認為由於中國自滿清以來即受列強的歧視和壓迫，於是在中共奪取大陸政權以後，便採取了由周恩來於一九五三年底所正式宣布的五項原則，包括：
一、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的完整；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內政；四、平等互惠；五、和平共存－－為其外交的基本指導綱領，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這個觀點也正是中共外交部長錢其琛在十月二日出版的「北京周報」上所發表的「四十年的新中國外交」裡所堅持的觀點。因此，從這個觀點出發，中共統治大陸四十多年來的外交關係，便都可以視為「保護民族利益」或「促進主權獨立」等具體的表現。
事實上，以西方學者的觀點，甚至以海外華人學者的觀點看，中共早期的一面倒向蘇聯和不顧一切的參與韓戰，以及七０年代中在亞洲和非洲積極地支持許多落後國家的共產革命運動等，難道不都是違背了所謂的「和平共存」的五大原則嗎？
代表西方學者的何漢理(Harry Harding)即曾在他主編的「八０年代的中共外交關係」(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l980’s)一書中指出：「西方觀察家對中共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在外交政策上的發展，所看到的幾乎都是不斷地變化……相反地，研究同樣的紀錄，中國人卻往往強調他們在外交關係上的連續性。」
比權威更有影響力
紐約大學的熊玠教授在他主編的「中共獨立外交政策之外」一書中，也總結幾位華人學者研究的結果，於一九八五年即預言說中共與蘇聯一定會重新修好，儘管在國防戰略上和經濟發展方面，中共更需要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支助。
儘管與何漢理或熊玠等國際知名人士所編的有關中共外交關係的研究相比，此書在權威性方面是較為遜色且較為主觀，但從瞭解中共內部和高幹思想方面看，此書卻能比較深入，而且對中共可能更有影響。
譬如由張小川執筆的一篇「中國核子戰略」論文(第四章)，其中作者不僅指出中共高級領導對國際戰略思想的演變，而且也對中共的國防設施、軍事現代化的計畫與實施，以及對外軍售和對內軍事工業在生產技術方面對一般工業所做的貢獻等，都有具體而詳盡的敘述和說明，比西方學者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深入得多。
另外，由曾在中共國務院下屬的國際研究中心擔任過研究員的顧為群所撰寫的「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問題」(第一章)，作者首先便肯定「中國(指中共)是亞洲的一個主要陸上強國」，並強調「人民解放軍是世界上唯一曾在二次大戰後與美國和蘇聯的軍隊作過戰而表現並不壞的軍事力量。」
他同時也誇張地說中共已具有世界第三強的海軍，並於近幾年發展了足夠防衛南中國海最南端島嶼的海空軍實力。這些武斷的話是否有事實上的根據，當然只有中共的高幹才能予以證實，局外人是很難斷言的。
此書的最大特點恐怕要算每篇論文的結尾都有幾點建議，正如一般受政府委託作某種研究調查報告一樣，除了把主要的問題加以詳細的分析之外，最後還要提出一些改進的方案。
譬如第一章的結尾，顧為群便提出以下六點主張：
第一，繼續根據他們的優點和價值，發展改進中國與美蘇的關係。
第二，只要台灣不宣布獨立，就要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第三，採取主動以去除亞洲(中南半島和朝鮮半島上)的「熱點」。
第四，詳細提出一套區域性裁軍的計畫方案。
第五，積極地支持，認真地研究太平洋區多邊經濟合作不排外的概念。
第六，完成國內的經濟和政治改革，以及中國國防的現代化和革新。
其次，在「中共對美國的政策」(第六章)，作者宦國蒼也在結論中很明顯地用「什麼是可行的」為題，向中共提出幾項有關貿易、技術轉移，和文化教育交流的建議。
同時更強調地說：「最好的(外交)關係就是有效的關係。北京不妨把它與華盛頓的關係制度化，把有爭論性的問題與共同利益加以畫分。北京也應該為促進自己的利益，加強在華盛頓的遊說工作。在這方面，那些曾經留學美國或已定居的中國學者和學生，由於他們對美國的政治制度較為熟悉，將可扮演關鍵的角色……。」
很顯然地，這些忠心耿耿的大陸留美學者，在這本論文集中的建言和希望，主要都是針對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而設想的。
他們在開始編寫時，絕對不會想到「改革派」竟在「六四北京大屠殺」之後，這麼快就被中共的「保守派」(或稱「頑固派」)所取代，並且普遍地被整肅，被拆散。因此，這本新書的缺點之一就是有些論斷，已經失去現實的根據。譬如顧為群說：「中共已最後擺脫了國內的政治動亂，而一心一意地追求財富、強勢和國際地位。」這就與現實不符。
忽略與歐日關係
同時，此書的最大缺點，就是沒有中共與日本和西歐等重要國家關係的研究，而這些國家在國際上對中共的影響力，實不亞於蘇聯和美國；尤其日本對大陸的貿易和貸款與法國對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救濟和支持等，都是值得加以研究的。
也許「中國學者國際研究會」在美國的會員，應該考慮再出版一本續集，以補救這些缺點，才是最理想的方法。
總之，此書雖有不少缺點，對研究中共外交的學者，仍是頗有參考價值的。
(姜敬寬為美國時代週刊資深研究員兼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