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敬璉:

中國十二五關鍵報告

大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敬璉:

消除體制性障礙, 是十二五當務之急

文 / 楊瑪利、邱莉燕採訪∕邱莉燕整理        2011-04-12

消除體制性障礙, 是十二五當務之急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30年,都是投資式的增長,投資幾乎占了GDP的50%,一般國家只有20%幾。其中來自政府部門的投資,又占了整個投資比重的70%。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大陸一樣,投資占GDP的比重一直在增加。 這種投資式的增長,過份倚賴高強度的投資,而不是靠技術、教育等投入,後遺症包括了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低,貧富差距會加大等。

按照經濟學,收入的分配是由生產要素的分配來決定。一旦資本占生產要素的比重大,就會拿走大多數的收入。 看看大陸,貧富差距十幾倍,但是這個倍數看不出經濟的總體狀態,要看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數值從0到1,表示從最公平到最不公平),大陸的基尼係數將近0.5,幾乎是全世界最高的。 我就是不懂,中國大陸為什麼一定要維持這麼高的成長率呢?

有人說,高成長的GDP,是為了就業問題。

其實,經濟增長若只單靠大企業,大企業提供的就業其實是很少的。2009年大陸大手筆投資「鐵公基」(鐵路、公路、基礎建設),又增加了多少就業呢?我認為,應該多發展小企業,才能真正解決就業問題。

我參加過十一五規劃的「大爭論」,十一五規劃一開始做得相當好,當時就想把投資式增長轉過來。但是後來執行得不好,不但沒有轉變成功,資本的投入反而增加了,附加值卻沒提高,能源的消耗增加,環境被破壞的現象也更加嚴重。

其實,早在第九個五年計畫,就已明文確定要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為什麼到了現在,還是改不過來呢? 貧富差距大,來自四個障礙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大陸存在著四條「體制性障礙」。

第一條,政府手裡擁有太多資源控制的權力,因為改革推進不到位,市場經濟就起不了作用。

第十個五年規劃期間,也就是2001年到2005年,城市化過程加速,地方政府很自然地就掌握了非常重要的資源:土地。因為大陸的農村土地是集體擁有,城市土地是國有的。這一點和下面要講的體制性障礙有很大的關聯。

其次,由於考核政府政績的主要指標是GDP成長,所以地方政府做了很多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於是發展了大量的重化工業,因為這個辦法拉動GDP最快。

譬如北京市當時只花200天,建了現代汽車的工廠,政府的財政收入立即增加,被譽為「200天現代奇蹟」。還有,像很多縣裡面的招待所,豪華的程度是超五星級的。 然而這卻全是向國家開設的銀行貸款,加上土地,等於是利用這兩項國家資源,營造個人的政績。第三,中國大陸的財政體系有很大的問題。

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是土地增值稅,與GDP的成長率直接相關。但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卻過分「下放」到縣和縣以下。 譬如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的責任。這些本來是中央政府的責任,但卻要縣政府自行籌措,因此每個縣都在想方設法「搞收入」,不然縣長沒辦法當。

第四,中國大陸各種重要的生產資源,價格大多嚴重扭曲。 比如說,電價過低,外匯過低,給外資的土地太便宜,工人的薪資也是太低。

改變增長方式,內涵取代投資 要從根本上消除這些體制性障礙,中國大陸必須改變增長的方式,不然沒有出路。 轉變要從根本上去做,要從投資式增長轉向「內涵式增長」,或叫「集約式增長」,通過節約能源消耗,提高經濟效率,增加產業附加價值。

另一方面,從積極面來說,一定要搞好創新,營造鼓勵創新的環境。

其實大陸的發明很多,但是要把發明產業化很難,裡面牽涉到智財權保護的問題。因為大陸的司法地方化,因此,許多智財權的判案會偏向於保護地方利益。

解決的辦法是,由中央派出巡迴法庭,客觀中立地判決。所以,很多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如果能這樣子調整,即使經濟成長率沒以前高,但發展能更健康、社會能更公平。 大家不必太悲觀,2010年中共領導人公開呼籲,談話中,用了50次「加快」這種轉變,想做的話,就會去執行。事實上,這次中央全會的中心就是轉變經濟的發展方式。

而且我看到幾個潮流出現,像上海已完成六個行業的國營企業「整體退出」工作,並計畫未來三年國營企業所在的行業,要從79個減少到54個。

上海一向是所謂的「起吊機經濟」,靠著大興土木、投資項目來拉動GDP,換句話說,是「大政府小社會,沒有企業家」。 大政府就是政府權力很大,小社會,指的是沒有NGO組織,然後民營企業不發達。

上海市長韓正新近提出了「國退民進」的政策,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國營企業退出,他確實有改革的精神。 總而言之,十二五的課題是轉變經濟增長的模式,得破除體制性障礙,而且就像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說的:「刻不容緩。」

關鍵字: 兩岸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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