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改革開放30年，都是投資式的增長，投資幾乎占了GDP的50％，一般國家只有20％幾。其中來自政府部門的投資，又占了整個投資比重的70％。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大陸一樣，投資占GDP的比重一直在增加。 這種投資式的增長，過份倚賴高強度的投資，而不是靠技術、教育等投入，後遺症包括了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低，貧富差距會加大等。
按照經濟學，收入的分配是由生產要素的分配來決定。一旦資本占生產要素的比重大，就會拿走大多數的收入。 看看大陸，貧富差距十幾倍，但是這個倍數看不出經濟的總體狀態，要看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數值從0到1，表示從最公平到最不公平），大陸的基尼係數將近0.5，幾乎是全世界最高的。 我就是不懂，中國大陸為什麼一定要維持這麼高的成長率呢？
有人說，高成長的GDP，是為了就業問題。
其實，經濟增長若只單靠大企業，大企業提供的就業其實是很少的。2009年大陸大手筆投資「鐵公基」（鐵路、公路、基礎建設），又增加了多少就業呢？我認為，應該多發展小企業，才能真正解決就業問題。
我參加過十一五規劃的「大爭論」，十一五規劃一開始做得相當好，當時就想把投資式增長轉過來。但是後來執行得不好，不但沒有轉變成功，資本的投入反而增加了，附加值卻沒提高，能源的消耗增加，環境被破壞的現象也更加嚴重。
其實，早在第九個五年計畫，就已明文確定要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為什麼到了現在，還是改不過來呢？ 貧富差距大，來自四個障礙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大陸存在著四條「體制性障礙」。
第一條，政府手裡擁有太多資源控制的權力，因為改革推進不到位，市場經濟就起不了作用。
第十個五年規劃期間，也就是2001年到2005年，城市化過程加速，地方政府很自然地就掌握了非常重要的資源：土地。因為大陸的農村土地是集體擁有，城市土地是國有的。這一點和下面要講的體制性障礙有很大的關聯。
其次，由於考核政府政績的主要指標是GDP成長，所以地方政府做了很多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於是發展了大量的重化工業，因為這個辦法拉動GDP最快。
譬如北京市當時只花200天，建了現代汽車的工廠，政府的財政收入立即增加，被譽為「200天現代奇蹟」。還有，像很多縣裡面的招待所，豪華的程度是超五星級的。 然而這卻全是向國家開設的銀行貸款，加上土地，等於是利用這兩項國家資源，營造個人的政績。第三，中國大陸的財政體系有很大的問題。
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是土地增值稅，與GDP的成長率直接相關。但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卻過分「下放」到縣和縣以下。 譬如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的責任。這些本來是中央政府的責任，但卻要縣政府自行籌措，因此每個縣都在想方設法「搞收入」，不然縣長沒辦法當。
第四，中國大陸各種重要的生產資源，價格大多嚴重扭曲。 比如說，電價過低，外匯過低，給外資的土地太便宜，工人的薪資也是太低。
改變增長方式，內涵取代投資 要從根本上消除這些體制性障礙，中國大陸必須改變增長的方式，不然沒有出路。 轉變要從根本上去做，要從投資式增長轉向「內涵式增長」，或叫「集約式增長」，通過節約能源消耗，提高經濟效率，增加產業附加價值。
另一方面，從積極面來說，一定要搞好創新，營造鼓勵創新的環境。
其實大陸的發明很多，但是要把發明產業化很難，裡面牽涉到智財權保護的問題。因為大陸的司法地方化，因此，許多智財權的判案會偏向於保護地方利益。
解決的辦法是，由中央派出巡迴法庭，客觀中立地判決。所以，很多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如果能這樣子調整，即使經濟成長率沒以前高，但發展能更健康、社會能更公平。 大家不必太悲觀，2010年中共領導人公開呼籲，談話中，用了50次「加快」這種轉變，想做的話，就會去執行。事實上，這次中央全會的中心就是轉變經濟的發展方式。
而且我看到幾個潮流出現，像上海已完成六個行業的國營企業「整體退出」工作，並計畫未來三年國營企業所在的行業，要從79個減少到54個。
上海一向是所謂的「起吊機經濟」，靠著大興土木、投資項目來拉動GDP，換句話說，是「大政府小社會，沒有企業家」。 大政府就是政府權力很大，小社會，指的是沒有NGO組織，然後民營企業不發達。
上海市長韓正新近提出了「國退民進」的政策，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國營企業退出，他確實有改革的精神。 總而言之，十二五的課題是轉變經濟增長的模式，得破除體制性障礙，而且就像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說的：「刻不容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