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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街上的血會不會白流?-鄧小平的最後機會

文 / 高希均    
198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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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街上的血會不會白流?-鄧小平的最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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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大死了三個人」?

去年六月初對北大師生演講,是離開大陸三十九年後,回到那片土地上一次難忘的經驗。

今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再訪北大時,沒有見到學生,雖然受到了經濟學院院長石世奇、副院長董文俊,及系主任厲以寧等五位的接待,但心情沈重。

北大學生是每次學運中的主角。有所謂「罷不罷,看北大,北大罷,不罷也罷,北大不罷,罷也不罷。」

我直截了當地問:「北大有多少死傷?」石院長肯定地回答:「一共只有三位,一位是化學系的老師,一位是化學系的學生。另一位是概率統計系的學生。」

他們接著說:「軍隊從來沒有開進過北大,當然也沒有軍管。我們一切照常進行,該做什麼的,仍做什麼。」

這個說法需要補充:因為幾乎所有國外與中國的學術交流目前完全中斷,北大也受到波及;本來每年招一千八百名的新生,現在只准招八百名,變成了令人震驚的新聞,全國的大學人學人數也從六十四萬減到六十一萬;同時北大一千五百名應屆畢業生的就業安排還沒有妥善處理,而在安排就業時,又必須考慮學生政治傾向及這次天安門事件參與的程度,已經引起學生們的嚴重不安。

應屆的畢業生每月工資只有七十元人民幣(相當於台幣五一0元),低得都無法負擔自己一個人的費用。好幾位大學教授談及待遇時反覆地說:「我們的收入(不到二百元人民幣)不如附近「香格里拉」服務生的工資。」

一直在北大讀書與教書的厲以寧教授,對北大仍然不悲觀:「北大畢竟是北大。」

二、氣氛緊張的社科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科院)與中國科學院,是二個同樣重要的學術領導機構,也是中國學術人才薈集之處。

天安門事件後,社科院因為出了趙復三(副院長)、嚴家其(曾任政治所所長)、蘇紹智(馬列所所長)等這些投奔自由世界的人物,就變成了上級要嚴厲清查思想的單位。

趙復三六月初在巴黎尋求政治庇護,是中共四十年投奔自由世界職位最高(相當於副部長)的一位官人士。

據熟悉他的朋友說:「他是一個十分謹言慎行、閱歷豐富、智識淵博的人,而且還常常勸嚴家其,不要發表過激的言論。」

這一定是個痛苦的決定。他的第二任妻子目前仍在北京。他寫信回來告訴她:「單獨生活,慢慢就會習慣。」他第一次婚姻中的二個孩子都在國外,一個在瑞士,一個在法國。他在法國深居簡出,沒有參加嚴家其等在巴黎成立的「中國民主陣線」運動。」

前二次來北京,都去社科院的經濟研究所與台灣研究所做演講,這次碰上所長級的三天思想檢討會,他們既沒有時間,更沒有心情來討論學術問題。

一位年輕的副研究員說:「社科院中的批判與算帳剛剛開始,人人自危的氣氛籠罩著整個社科院。」這個被當局認為「出了太少的社會科學家,出了太多的社會運動家」的重要機構,正面臨著生死存亡的重要考驗!

三、兩岸關係的官方看法

在一個餐會中,三位參與台灣事務的高層次人士談及了他們對當前兩岸關係的重要看法:

(一)台獨問題:「堅決反對台灣獨立的傾向、言論與行動。」「由於大陸這次動亂事件,有人說「這是搞台獨最好的時機」對這種說法要嚴厲批判。」「對台籍的領導人士,是否有台獨傾向,我們察其言,觀其行。」

(二)雙重承認:「我們反對一中一台。」「我們在格瑞納達還沒有使館,但我們會嚴重抗議這種安排。(編按:中共已於八月七日宣布與格瑞納達斷交)」「民間的各種國際會議(如亞運)歡迎台灣參加,只要以「中國台灣」、或者「中國台北」的名義。」「台灣在貿易、旅遊、文化、體育等方面有很多活動空間。」

(三)雙方談判:當時機成熟時,雙方談判是兩黨--共產黨與國民黨--對等談判,不是兩個政府對談。國民黨是執政黨,當然可以代表全體人民來談。」

(四)穩定重要:「一個穩定的大陸對台灣有利,一個穩定的台灣對大陸也有利。因此,我們不希望搞亂台灣,我們也不希望台灣搞亂大陸。」「這次動亂中,國民黨特務與美國(包括前美國駐華大使羅得夫人)都參加了煽動。」「如果把嚴家其、吾爾開希等這些人弄到台灣去,兩岸已經緩和的對立關係會升高。」「在這次天安門事件中,台灣不要有幸災樂禍的心理。」

四、「把實情讓外界知道」

四十年來,在每一次風暴中,中國知識分子始終是首先被摧殘,但是一波接一波,他們從不屈服。

中國的希望就在他們的身上。

他們的言行,證實要爭取的是理性的、和平的改革,而不是暴力革命。當這個要求被曲解,這種方式被拒絕時,他們唯一的方法是將他們的看法傳遞到世界各地。

在「情勢已經穩定」的客套話之後,慢慢的聽到了這些聲音:

--「他們會殺一批、鬥一批、放一批,警告知識分子還是要聽話。」

--鄧小平曾表示過:對整個事件,不懊悔,但很懊惱,他八十四歲,但講話是相當敏捷、清晰。他死了之後,可能會更亂。以他堅強、冷酷的個性,決定之後,不像毛一樣反覆無常,不會輕易改變。知識分子至少還要忍受一段時期的緊張。」

--「知識分子自保的辦法是想了不要講、講了不要寫、寫了不要發表、發表了不要用本名。但是,真這樣做的話,他就不是知識分子了!」

--「目前的情勢是內緊外鬆:內部在檢討、在批判、在抓人。日子不好過。社科院就已經有五位被捕。」

--「中國最迫切需要的不是要有最好的制度,而是要有最靈活的制度。在老人群領導下,兩者都得不到。」

--「領導階層現在應當發現:民主的思想比毛澤東思想更厲害。它是戰無不勝的。」

--「不好混,就要改。不能老是從頭做起。但是,如何改?在什麼框子裡改?舊的要打破,新的還沒有建立。」

--「共產黨過去無往而不利,碰到了天安門廣場上幾十萬群眾,就手忙腳亂了。用軟的手段沒有經驗;硬的手段起初不想用,不得不用時就過頭了。」

--「你們外面的人實在不知道黨內權力鬥爭的殘酷、劇烈。他們從不放鬆知識分子,刺刀現在已架在脖子上,要你認錯,認罪。」

--「我很感激你來到北京,一定要把這邊的真實情況讓外邊知道。外面世界可以用不參加亞運來對付中共,但不要用別的報復方法傷害到老百姓。」

五、「我們不會進去抓人」

去北京,沒有見到方勵之夫婦,心中很難過。沒有一個計程車司機願意開到美國大使館。他們說:「不要走近那裡。」

前兩次來北京,每次都與他們夫婦及他們第二個男孩(方哲)一起在香格里拉飯店午餐。這次自己住在打六折的冷清清的香格里拉,卻已無法邀請到他們。

六月五日以後,暫時避難於美國大使館的方勵之夫婦與外界斷了信息。

透過別的管道,方教授已經得悉教育部終於在六月上旬通過了他以「傑出學人」身分來台的邀請。

這位在國際上被譽為「中國沙卡洛夫」的方勵之,卻因避難於美國使館,受到了責難。「為什麼不像一些知識分子,寧可冒被關、被抓、被捕的危險,而要靠外國政府來保護自己的生命?」

我的看法是:「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鬥士,不是民主烈士。」

一位高階層的官方人士談到方勵之時說「「他們夫婦及兒子一起進美國大使館(兒子已出來),我們不會進使館抓人,但是外國人的壓力也不會壓倒我們,我們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又接著說:「對方勵之事件,我們一面已提出嚴重抗議,一面密切注意情勢發展。」 問及這一事件最可能的發展時,大多數人都認為:「方勵之夫婦要準備在那裡留一段長時間。」

六、鄧小平的最後機會

專制的中國可以不專制,貧窮的中國可以不貧窮,只有一個前提:要有民主政治與經濟改革。

天安門浩劫,大陸有人用溫和的譬喻說,是鄧小平推動十年改革後的一個急轉彎,這個司機把載滿了乘客的舊卡車,在懸崖絕壁上猛然剎住。車內的乘客頭破血流,驚慌失措;車外的親友信心頓失,痛心疾首。

需要多久才能克服這場災難帶來的傷害?官方說「半年」,知識分子說「至少三年。」

如果鄧小平立刻宣布:

第一,軍隊再也不會用來做權力鬥爭與鎮壓人民的工具。

第二,黨再也不對知識分子做任何迫害,秋後算帳一筆勾消。

第三,憲法上規定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將切實保障。

第四,民主政治與經濟改革同時推行。

長安街上的血就沒有白流,天安門前的英魂就可以得到安息。鄧小平會善用他一生中最後的機會嗎?

本文出自 1989 / 09 月號

第039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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