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四十年來的發展一直著重在安全與經濟，沒有策畫或注意到社會本身的整合，也罕見文化界、思想界及社會上的領袖引導大家走出方向。
社會上唯「力」．唯「利」
社會上有許多自動自發的希求，也有豐沛的活力與動能，但由於安全的考慮和服從權威的習慣，社會結構經常以安定為著眼點。安定與自動自發尋求改變這兩股力量相激相盪，一直到最近，尋求改變的力量才占了上風。
激盪的形式缺少了互相讓一步、彼此尊重的和諧與妥協，讓衝突的風格代替代了妥協。其中表現最尖銳的場合就是政治結構的改變。剛在萌生茁長間的政治文化，若以鬥爭性格為其特色，將來不容易發展出雍容大度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精神是容讓和合作，不是對抗和鬥爭。
中國文化裹應有合作和容讓的特點，仁和恕，一直是道德的最高指標。四十年來台灣缺乏仁恕精神，是因為從內地、沿海來的大陸人，和在本地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都沒有觸及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萃。
要把這些東西重新放回台灣發展的現代文化裡，其實並非不可能。因為經過四十年的融合，大陸人和台灣人在文化上應已減少異處，增加同處。這相同的基礎可直接與中國文化的精萃掛鉤。現在只是看我們如何動員文化界、學術界以及社會的各種力量，互相討論文化的方向和取捨的項目，並努力闡釋現代中國文化的內容。
上面所說和現實問題其實是息息相關。譬如大家詬病台灣交通擁擠、暴力高張、社會求利的心太切，這幾個毛病根本上都是由於一般人心中無主宰，於是本應當有文明的人，竟退化為唯「力」、唯「利」的野蠻人了。
現代享受不能填補心靈空虛
經濟力量的增強，並不能提昇文化的水平，相對的更增加了趨利的慾望。如果今天我們再不為自己尋找心中的主宰，不僅台灣將成為一個現代科技的叢林，叢林中的個人也終於會發現，一切的現代享受仍舊不能填補心裡的空洞，一切的經濟成長到頭來也不具有真實的意義。
(許倬雲為匹茲堡大學教授)
(溫曼英訪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