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四十年來的發展一直著重在安全與經濟，沒有策畫或注意到社會本身的整合，也罕見文化界、思想界及社會上的領袖引導大家走出方向。
社會上唯「力」．唯「利」
社會上有許多自動自發的希求，也有豐沛的活力與動能，但由於安全的考慮和服從權威的習慣，社會結構經常以安定為著眼點。安定與自動自發尋求改變這兩股力量相激相盪，一直到最近，尋求改變的力量才占了上風。
激盪的形式缺少了互相讓一步、彼此尊重的和諧與妥協，讓衝突的風格代替代了妥協。其中表現最尖銳的場合就是政治結構的改變。剛在萌生茁長間的政治文化，若以鬥爭性格為其特色，將來不容易發展出雍容大度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精神是容讓和合作，不是對抗和鬥爭。
中國文化裹應有合作和容讓的特點，仁和恕，一直是道德的最高指標。四十年來台灣缺乏仁恕精神，是因為從內地、沿海來的大陸人，和在本地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都沒有觸及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