豔陽高照的週末午後，北京街頭遊人如織。
五個穿著清一色仿軍服的中學男生，一路打打鬧鬧，穿越故宮大院，從高懸的毛澤東像下走出，進入天安門廣場。他們停下腳步，探頭爭瞧護城河悠游的鯉魚，然後，此起彼落的朝河裡吐痰。
五天後，同樣的天安門，同樣的護城河，和這五個大男孩同樣屬於文革後成長的一代－－數萬名大學生，從各自的校園走出，高舉著「爭取民主」、「肅清貪污」的旗幟，在廣場上重寫「五四」歷史。
從北方到南方，從春天到夏天，中國大陸的人們帶著興奮和訝異說：「這一代年輕人變了。」他們變得關心國事，變得熱情勇敢。
他們，在今天大陸十一億人口中，被畫分為「第四代」。相對於他們的，是「五四」的一代(如作家冰心一類經歷過五四時期的老人)、「建國」的一代(如今日中共的領導班子)，及「文革」的一代(昔日的紅衛兵，今天的中年人)。
毫不保留的撲上去
這群在文革期間才出生，甚或在十年浩劫結束後才呱呱墜地的第四代人，在孩提時代曾經面臨物資匱乏、食物不足，「似乎生下來就與人類生存的基本環境作著鬥爭。」大陸一本去年出版的新書這麼描述。
他們成長在中共向西方打開大門之際，「凡是新的、西方的，他們毫不保留的撲上去。」有人這樣形容。
從外，包括資本主義、民主科學的西方思潮源源不絕；對內，中共大張旗鼓「經濟搞活」的政策。對於沒有傳統包袱的年輕人而言，就彷彿在亂流中抓著了兩根浮木。 於是，一片經商樂、出國熱興起。
午夜十二點的上海，正對外商出人的希爾頓飯店側門，一間小酒吧閃著耀眼的霓虹，生意正興隆。忙裡忙外的吳老闆才二十出頭，從大學裡自動退學，半年多前和朋友合夥開了這家洋味十足的酒吧。現在，平均一個月有一萬元人民幣的營業額(上海一般人一個月平均收入大約才二百元人民幣)。
從大學生變成個體戶，他們樂此不疲，「生活要過得好，沒有錢不行。」個兒小小、戴著眼鏡的酒吧合夥人小許說著遞過來一張貴賓卡。
不管在學校裡學的是什麼，年輕人畢業後多半想做生意。但更常見的是，在大學裡，老師和學生都開始兼起差來。
讀書無用、賺錢至上
沿海的廈門大學，佈告欄上招貼著「出售福建名產……」、「徵求生意夥伴……」，據說校園裡學生擺攤的風氣在一年前達到鼎盛。
「兼差的情形不是普遍，而是一定得如此，」二十多歲的年輕助教特別強調了「一定」兩個字，「否則日子不好過」。
現在的日子裡充滿著「官倒」特權、物價上漲。看看過去，卻從父母走過文革的經驗裡發現「上頭一會兒給這個理想，一會兒又指出那個夢想，但結果一下子這個破滅了，一下子那個又消失了。」一位六十歲的長者嘆道：「年輕人是禁不起三番兩次打擊的，他們會認為現在社會裡什麼都是假的，只有錢才是真的。」
有些人以經商賺錢為出路，另一些人卻更因「讀書無用、賺錢至上」的氣氛瀰漫而覺得留在大陸毫無前途，千方百計的要擠出國去。
美國、日本領事館前從清晨六點就排起申請簽證的長龍；英語補習班總是滿座，老闆還得意的說：「連復旦大學的學生也千里迢迢踩一個小時的自行車來補托福。」
從美國來的華裔外商感嘆：「女孩子都喜歡找外商，好跟著出國去」；女歌手也看到許多演員、歌星生活都比一般人過得好，卻還是想法子出國，「即使在外面窮困潦倒，也不願意回來。」
一波波澎湃的出國熱潮下，是一連串被壓抑的人心。中國大陸人太多，機會少；社會分配不均，年輕人對現實不滿，是大多數人對出國熱的解釋。
他們在不滿中也含著隱隱的心痛和自嘲。「這塊土地實在貧窮太久了，」上海復旦大學兩位研究生不約而同的提到：「狗不嫌家貧，但家裡太貧了，出去也無可厚非，」
其實仔細探究，偏遠地區的農村青年比城市青年發展機會更少得多。
他們往往連求學的機會都沒有，就進入工廠。「唸書要花錢，出來又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不如先做工賺錢。」父母和工廠老闆都這麼認為。
他們自己呢？「我們縣裡有很多人來做工。」泉州一家機械工廠裡，嘴唇上方帶著一道傷疤的少年低著頭對訪客說。他來自距工廠一個多小時車程的漳州市龍海縣，當被問到為什麼來，有沒有唸書時，總是怯生生的笑而不答。
「審父意識」
不論城鄉，不論出國或經商，讀書或尋歡，年輕人只是「要追求個人的自由度，希望由自己來掌握自己的命運，」一位從南方到上海求學和工作的女孩談到自己這一代，認為最大的特色就是「不像前幾代人總是依賴組織、依賴黨」。
然而在中國大陸要「保有自我」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一代努力賺錢的價值觀就很不同於共產世界以往的幾代人。去年，一些研究青少年教育的專家老同志到深圳和青年對話，雙方觀點起了極大衝突；老同志們不滿大批內地青年到沿海開放區蛇口淘金，年輕一代則認為為何不能以賺錢做為人生理想，於是一場激辯轟傳。
他們和長輩之間，總有莫名的情緒糾結。
對於祖父、父親們所經歷的慘痛文革，他們不能理解，視之為「滑稽、荒唐」，甚至「認為長輩們沒有做好，所以這一代才會這麼倒楣，」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沈痛的分析：「有人稱這種情結叫「審父意識」。」
一股互相不滿的氣氛散佈在代與代之間，前幾代人一直生活在價值一元化(領導一句話，指揮全天下)的社會中；而現代的年輕人驟然面對的是多元化的價值體系，紛擾雜亂中，他們不知如何取捨。
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員李新華用大陸目前盛行的兩首歌曲，來描述第四代人無所歸依的心情。
一首是崔健的「一無所有」－－不是物質上的一無所有，而是心靈上的無所適從。前幾代人雖然因文革而失落了理想，但至少曾經擁有過，這一代年輕人卻是從來不曾有過。另一首則是台灣紅歌星蘇芮的「跟著感覺走」－－大學生總是愛說：「活著要瀟灑」，「我感覺好，就去做」。
跟著感覺走
跟著感覺走，也就是凡事不在乎，廈門大學畢業，現在留校擔任助教的李世雄，談到「學生不愛上課怎麼辦？」「和學校老一輩的人觀念不同怎麼辦？」時，總是聳一聳肩，丟下一句：「我無所謂，」
「想那麼遠幹嘛？」在北京開車、二十五歲的阮經龍把著方向盤說：「反正社會一直在變，想那麼多也沒用。」
「想了也沒用」並不表示他們真的冷漠，「只是他們一直找不到一個值得努力的目標。」一位知名學者指出，一旦有了目標，這一代年輕人的熱情就會被激發。就在這次學運，當四月二十七日學生爭取民主自由的示威遊行達到首度高潮之後，中國大陸的大多數人都驚覺這一代年輕人的轉變。他們變得令中共政府措手不及，令大陸群眾先是錯愕，後是興奮得起而相隨。
「當初聽說學生要行動，大家期望還不很高。」由台灣到大陸六年多的作曲家侯德健，在五月初接受訪問時，不諱言學運初期的質疑。一個月後，侯德健也加入了學生絕食抗議的行列。
長久鬱積在年輕人之間，在代與代之間的低氣壓，終於凝結成雨，傾盆的潑灑下來。
「青年在生活上無目標，但是在政治上卻目標明確－－就是要求民主。」學者指出。代與代之間也終於找到了共識，第一次針對同樣的目標共同吶喊。
人們紛紛嗟嘆「以前真是錯看了年輕人」之餘，也漸漸開始思索推動他們轉變的原因。「向西方打開大門之後，社會真的有了進步，雖然我們怎麼看年輕人都不好，但首當其衝的他們確實在吸收新的東西。」有人察覺到。
「年輕人本來就是多面體，在生活、經濟、政治各層面各自折射出不同的光。」社科院的學者認為，不論是進舞廳跳舞、在路邊擺攤、上街頭爭民主，都是源自於對現今社會的不滿和無奈。
一位北大女學生就在五月二十日的信件中寫道：「有人說，如今北大「托(福)派」和「麻(將)派」太多，關心民族前途的人少了。現在我明白了，他們之所以如此，實屬無奈，從骨子裡他們是有腔愛國熱情的。」二十出頭的女孩在天安門重新認識了自己的同儕。
青春託付何處？
「對年輕人來說，威脅個人自由和生命的最大元兇，就是原有義務保護他們的體制。問題在於體制領導人的特權意識。」「第四代人」書中，任職於中共國務院的作者這麼記載。
「我不敢再走你們這一代走過的路，我怎麼敢把青春託付給一個既無前途又無自由的地方？中國何時有一片淨土？」學運初起時，人權鬥士方勵之的妻子、北大教授李淑嫻含淚唸出一封學生的來信。
這一群不敢，也不甘再走前人舊時路的年輕人，在走過自己苦悶、頹唐的少年路後，正用生命開創好幾代中國人渴望的新道路。
北大學生詩
我剛懂事時就愛上了你，你是世上最好的女人。
可昨夜的風，吹掉了你溫情的面紗，露出了一張四十歲女人奇形怪狀的臉。
地上所有冤屈的淚水，沖掉了你濃濃的脂粉，你女妖般的淫威，讓我顫慄的感情。
天空中滾動著黑色的太陽，那月亮早已成為烏鴉的翅膀，吸血蝙蝠一樣吸吮所有的光，只有苔蘇植物才能瘋狂的生長，於是，我終於相信，四十年已經足夠。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抄錄自北京大學大字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