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總有朋友問我：你寫的那些東西惹了不少麻煩吧？也有朋友勸我：算了吧！還是寫些不敏感的、中性的題材保險。
說心裡話，我每每看見報告文學的同行們以他們的機敏和圓熟，從一個讓人叫絕的獨特角度抓到一個出人意料的好題材時，總會在驚嘆和懊惱中恍惚幾天，心裡羨慕不已，繼而又怨自己愚鈍和遲笨。
不過我又有些惘然：雖說題材之爭乃是報告文學界的一大較量，但若只憑這種機靈和乖巧取勝，對不甚敏捷和多謀的我等來說，未免又殘酷了些！
保險的「擦邊球」佳作
我是做過幾年新聞記者的，以職業的訓練，找怪異的新聞，選奇巧的角度，玩模糊的文字，按理說並不生疏。可我正因為吞吞吐吐、躲躲閃閃、說半句嚥半句、敲邊鼓撩水花乃至乾瞪眼不敢寫等等，才厭煩了那營生。轉來搞報告文學，原本就是為了尋一塊封不住嘴的去處，能對著那些民眾關切、世人矚目、街談巷議的敏感問題，暢快的直抒胸臆。
自然，幹了幾回，才叫我漸漸看出來，原來這碗飯也並不好吃。不敢發表、不准轉載、內部通報、告狀官司、核實查問等等，也算領教了幾回，於是漸漸有些膽怯。再看看同仁之中，或前輩或同輩，批判、審查、查封乃至幾乎提起訴訟，追究「誣陷」、「誹謗」的法律責任或「造謠中傷」、「誣蔑柢毀」的政治責任，便叫我著實害怕起來。 或許，我也是那種沒嘗過厲害的主兒，寂寞中手總有些發癢，用那支澀筆又擺弄出幾篇來，但交出去時也是戰戰兢兢的了。我在等待這些恐怕還會惹「漏子」的文字發表時，心裡隱隱有些遺憾和害怕；我怎麼總弄不出那種稍微「保險」一點又不失尖銳、繞開敏感點又能擦個「邊球」、讀來叫人吃驚又沒「辮子」可抓的佳作呢？
轟動再轟動
我的確常常為此苦惱起來。
那一日胡亂翻書，忽從一本新出的刊物上讀到一段介紹：
「君特．瓦爾拉夫是聯邦德國(編按：西德)著名作家，因擅長寫報告文學，故有聯邦德國「第一報告文學作家」之稱……一九六九年，他的第二部報告文學集「十三篇不受歡迎的報告文學」轟動文壇，書中揭露了聯邦德國社會一些違反憲法和人道主義原則的現象。
一九七三年，他與人合寫的「你們在上面，我們在下面」，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他熱心於政治活動，一九七四年隻身前往希臘，參加反對軍事獨裁統治的遊行示威，遭到逮捕，直到軍人政府垮台方始獲釋。
一九七七年，瓦爾拉夫又以新作「頭條標題」再次成為聯邦德國各界人士注視的目標。這本書記錄了他化名漢斯．艾塞爾在「圖片報」漢諾威編輯部當編輯的三個月裡的所見所聞，揭露了聯邦德國這家發行量最大、讀者最多的報紙如何操縱大眾傳播媒介，捏造歪曲、譁眾取寵的事實真相。
該書出版後，「圖片報」向科隆地方法院控告瓦爾拉夫犯有「偽造證件罪」。在曠日持久的訴訟以宣布瓦爾拉夫無罪結束之後，「訴訟的證人」作為「頭條標題」的續集又與讀者見面。
一九八三年三月，瓦爾拉夫改扮成土耳其人，頂著「阿里．萊溫特．西尼里奧格魯」這個名字，在聯邦德國各地打工……。
根據長達兩年半的「外籍勞工」生活經歷，瓦爾拉夫寫出長篇報告文學「最底層」，陳述了外籍工人在聯邦德國這個「福利社會」到處受人歧視的遭遇，揭露了某些企業和個人以轉雇非法就業的工人牟取暴利的違法勾當。該書於一九八五年十月出版之後，立即轟動了聯邦德國，成為最受歡迎的暢銷書……」
讀罷，我頗驚愕了幾日。驚愕之餘，也令我想了許多。
中外百姓皆「好事」
首先，我彷彿才知道，別的國家的報告文學竟也是以題材尖銳、直刺敏感的社會問題而引起轟動的。看來，不獨中國的老百姓「好事」，專愛讀「批判性、揭露性」的報告文學，聯邦德國的老百姓似乎癮頭更大。
民眾的心理，大約是不以地域、國度、信仰、文化傳統、社會制度為轉移的。只要是寫他們所痛癢、所悲喜、所憂慮、所議論、所關心的問題，他們都會風魔一樣地搶來讀的；而躲著他們、哄哄他們、繞著彎子糊弄他們的文字，大約也都會叫他們生厭的。
同瓦爾拉夫所選擇的題材相比，我們的報告文學的那種「尖銳性、深刻性、廣泛性」，便相形見絀得近乎可憐了。試問，我們有誰敢碰違反憲法和人道主義的問題？有誰問津過新聞媒介的弊端？有誰染指過對社會大醜聞的揭露？
如此想來，我們的讀者對報告文學作家們的希冀與熱衷，已經是夠賞臉了。稍微觸及一點官僚主義和黨風問題的作品，便可「洛陽紙貴」。靠著這樣的鼓勵和捧場，我們尚可誕生幾篇驚世駭俗之作，雖有種種麻煩，但對作者來說，也足以慰藉了。
讀者和作者似乎都深諳國情。然而，瓦爾拉夫還是讓我深深地感到臉紅，深深地感到我們有愧於讀者和時代。
於是，我便越發覺得繞彎子、擦邊球、搞中性、軟性似乎不是辦法，似乎會窒息我們的報告文學，似乎有一天會被讀者拋棄，也永遠無法同世界對話。我們只有望瓦爾拉夫之項背。
深深感到臉紅
也許我的憂慮是一種不識時務的愚蠢和狂妄，但我想，瓦爾拉夫的創作條件和環境也絕不會比我們安逸、保險，恐怕要更加困難一些的。這就是我想到的第一點。
瓦爾拉夫有牠巧妙的對策。從根本上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縱使瓦爾拉夫的膽識和勇氣再大，他也不能潛越法律的樊籬去抨擊揭露，那樣的話，他連坐牢都來不及，還寫什麼報告文學？他是在法度之內施展能耐的，其高明之處也是令我們望塵莫及的。
譬如他在「最底層」中揭露某核電站非法轉雇土耳其外籍勞工到輻射區域去排除故障一事，由於種種原因，他是不能秉筆直書其中詳盡的、涉及許多真實人物的駭人聽聞的故事的，有許多細節也許是永遠無法核實得一清二楚的，於是他作了巧妙的處理，標題為「一幕排演出來的真實情景」的情節，從頭至尾就是一個話劇劇本。
於是，聯想到有關部門拿著我的報告文學來找我「核實」，指著文中每一句框在引號裡的話問我：「你這裡寫的每一個字都是真實的嗎？人家當時是這麼說的嗎？你沒有添枝加葉嗎？」的那種情景，我真覺得我蠢極了。
魯迅的妙論
這又叫我忽然想起魯迅先生對他的「阿Q正傳」的寫法有一段精妙的議論：
「我的一切小說中，指明著某處的卻少得很。中國人幾乎都是愛護故鄉，奚落別處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這種脾氣。
那時我想，假如有一篇暴露小說，指定事情是出在某處的罷，那麼，某處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處人卻無異隔岸觀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齒，一班人卻飄飄然。不但作品的意義和作用完全失掉了，還要由此生出無聊的枝節來，大家爭一通閑氣……上面所說那樣的苦心，並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滅各種無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較能集中，發揮得更強烈。
果戈理作「巡按使」，使演員直接對看客道：「你們笑自己！」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去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像是寫自己，又像是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
先生此處雖然說的是作小說，但對照瓦爾拉夫的機智和巧妙，便讓我覺得同樣適用於報告文學某些忌諱的、容易惹麻煩的題材。我雖絕不贊成以虛構、誇張一類的小說作法移人報告文學，但我以為隱去人名、地名乃至採取種種讓人難以對號人座、穿鑿附會的辦法，則是無損於報告文學的毫毛而只會增強它的效果的。問題是我們不要把它的作用看得過大，期望以它來干預具體的事件過程或人物命運，而只求魯迅所說的「開出反省的道路」。
我不以為報告文學老是陷在官司之中就是一件很體面的事，官司有時難免，幹這營生也得有吃官司的思想準備，但畢竟免「爭一通閑氣」，似乎更高明一些。
這自然也不同於在題材上饒彎子、擦邊球，以減弱尖銳性來換取發表，而是應當在尖銳敏感的題材上弄出無辮子可抓的局面來。這確乎是得有些手段才行的。魯迅和瓦爾拉夫都是這方面的大師。這是我想到的第二點。
我想到的第三點是，我彷彿才知道，別的國家的報告文學作家，有時並不像我們那樣，可以持著記者證或採訪介紹信一類的官方證明去收集素材的，他們沒有這樣堂皇的身分。
毫無破綻的偽裝
瓦爾拉夫去希臘是單槍匹馬；到「圖片報」是化了名去當編輯；為寫「最底層」就更是煞費苦心，很作了一番喬裝打扮。先去幾家報紙登求職廣告，然後在自已日漸稀疏的頭髮裡加上一些黑髮，讓自己年輕一些，把自己打扮成「被人瞧不起的，狗屎不如的人」，還要鍛鍊像土耳其人或希臘人那樣講「洋涇濱德語」。
最後，他甚至還到大選人群中去露面，試試專門受過識破偽裝訓練的安全警察能否看透他的化裝術。經過這樣的「最後彩排」，他自己也獲得了心理上的安全感，才到全國各地去打短工，專撿最髒、最重或者有危險、有損健康而報酬最少的活兒幹，以體驗他的同胞們對外籍工人的歧視和侮辱。他的確是爬到「最底層」去了。而最底層並不是那麼容易去的。只有去那裡，瓦爾拉夫才真正看清了德國的真相。
我想，我們靠著記者證什麼的，大約是壓根兒爬不到最底層的，於是我們所能看到的，大約離生活的真相還差著十萬八千里，雖然我們常常向讀者標榜「這就是真相！」
深探「下里巴人」的生活
問題似乎還不僅僅在於能走進那個越底層就越隱密的未知領域裡去，不僅僅在於能體驗生活的「深入」。
我似乎覺得，與其逗留於信息靈敏的上層以觀看眼花撩亂、朝秦暮楚的陽春白雪般的高級政治，倒不如離它遠些，沉到已經感覺不出政治風雲的生活深處，去窺探平民百姓們那喜怒哀樂的「下里巴人」的生活，或許會使我們的報告文學減弱一點它那過於強烈、直露、單一、刻板，因而也過於被擊傷的政治色彩，使之更趨向於淡化政治的平民化和世俗化，趨向於多義、朦朧，趨向於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的深層。
而這，我覺得也許恰恰更貼進生活的真實，更能從廣度和深度上揭示高級政治。離它太近了，我們反而看不真切，還容易被灼傷。
我的苦惱讓我從瓦爾拉夫那裡引出這些雜亂的思緒。我並沒有來得及理清它們。但我彷彿覺得它們能引我到那柳暗花明之處。
(摘自一九八九年北京出版之「自由備忘錄－－蘇曉康全景報告文學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