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六歲時，常常在晚上吃飯後，在門前庭院上往台北市方向看，一片都是鄉村，沒有高樓，只有總統府高塔在高空看得到，上面還有燈，我常想：那到底是什麼？長大些才知道那是日本統治我們的權力中心。五、六歲的孩子就開始有一點政治意識，這樣就決定了我的一生，今天不知道該感謝，還是害了我？
我的一生那麼多風浪，所以我叫孩子一個也不要搞政治，統統送到國外，動機不是怕共產黨，而是怕我高玉樹的孩子太吃虧。
學會抓住選民心理
民國四十年，我當台北市商會總幹事。那時台北市長第一屆選舉，朋友叫我出來。省主席吳國楨拉吳三連出來，國民黨拉非黨員當市長，這是前也沒有，後也沒有的事。黨員都被勸退，結果吳三連順利當選。我第一次競選，對如何抓住選民心理學到一點，有這種經驗，落選也滿意。
落選後到美國進修。那一年，艾森豪競選總統，初出茅廬就順利當選。我觀察美國的選舉，有不少收穫。
民國四十三年，台北市第二屆選舉啦，我想在美國學的對選民的辦法不知用不用得來，正好也沒什麼工作，就試試看。那個選舉非常公平，算了票才知道我當選。當選結果當晚不發表，大概國民黨在想怎麼拉我下來；後來可能是老總統看我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人也不壞，就讓我做了。
當選了，我大頭痛，沒有政治經驗，沒有幹部，連公事都沒有看過，我講國語，人家還以為是台灣話。我是學工程的，就埋頭苦幹，把台北天橋(編按：中山北路天橋)拚命做，老總統每天上班要走的路啊。我天天去問，天天去看，看有什麼問題，把它解決，五個月就完成了。
老總統大概看這傢伙還值得提拔，以後就常常召見我，問問做得怎麼樣，加一點鼓勵。這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有好大作用。總統常常召見我，要拉我後腿，找我麻煩的人就怕了。
那時候也有幾個人常常到市政府來請願，不過他們不像現在外面那樣搞來搞去。我請他們到會議室，聽聽他們的話，能做的我做，忍耐應付的話，事情過得去啦。
應付議會，忍耐低頭
議會在中山堂開會，裡頭有六、七個人蠻有一套的。不過應付議會，忍耐低頭，是最好的辦法，也不必怕他。
所以做市長也好，部長也好，人誠懇，還有苦幹的精神，不要光說話坐在辦公室，自己一定要負起首長的督導責任。我們常聽到分層負責，這是工務局的事，那是教育局的事，那主管單位這一件、那一件做的怎麼樣，進度怎麼樣，你首長一定要常過問，這樣才不會一拖三、五年。
人誠懇、埋頭苦幹的話，在台下看的人會原諒，會支持。不要在台上講一套很漂亮，老百姓的眼睛霉亮，沒有錯的。
說到這個選舉制度。一個人任用一個人，他主觀認為他的能力可以做，和十個人共同來討論這個人的能力，十個人的結論準確性比較高。如果是一千個人、或一百萬個人來選的話，大概不會太錯。
台北市改為直轄市，市長官派，我也不是遺憾。提高地位，權也大。以前開一條路要報到省政府去，省政府還要會建設廳、地政司，這一類的官僚老實說帶給市長不少的麻煩。官派市長效率更高，不必報到省政府，不必被官僚踢來踢去，自己可以做主，所以做得很快。不過直轄市的市長，市民不約束我，我也不講情啦。不是民選的，所以有的事了解比較不夠也有可能。
政務委員的冷冰箱
調交通部長我事先不知道。我報告院長經國先生，台北市要做的事太多，還是讓我留在台北市；經國先生說要借我的才幹到交通部，這個大帽子一戴，我還有什麼話說？
民國六十五年轉到政務委員，事實是被丟到冰箱裡頭。政務委員沒有兼職的只有我一個人，兼的好處是有預算可以報銷，不兼就是呆呆板板靠一分薪水生活。
我做政務委員，一直在想辦法建議政府引進國外的新科技。政務官是要有廣泛的常識，不需要太專門，但是我們的政務官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對新的科技知識了解得很清楚。我每年參加十幾次國際的科技會議，由全世界大公司負責人來做實在的報告，我就把它簡單扼要的做成報告，給決策階層來參考。
我做政務委員十三年，過去從來沒有過。他們說我是資深閣員，招待外賓的時候，我的座位比部長還高，但這是空的。這十三年來，我的心情就像待冰箱裡頭，不會凍起來，也不會怕太熱。當時我六十四歲了，交通部長都做了，還能做什麼？這就是人的一生。
我為什麼會被調到政務委員，很難說。我們的經國先生喜歡一個人就用，要是開始有什麼誤解，就乾脆處理掉算了。我想不是對我。我們內閣有一位大名鼎鼎的部長，經國先生對他多少有點……，就想拉他做政務委員，要有一個人陪一下，所以我做陪。
位尊權不大
一個不是執政黨的人，和執政黨全力支持的候選人打民主的仗，還打勝過兩次，做過前後十一年的市長，拚命苦幹。又升到最高的交通部長，十大建設中的六大建設順利完成。再做政務委員，雖然是空的，但地位卻是行政院長的地位。這樣看來，已經超過我所想要的了。
我今年七十七歲，可以排隊加入元老之列。不過有人說「高玉樹當資政好像降級」，我看這種人有成見。沒有做過院長做資政的只有葉公超、連震東、沈昌煥等人，我心裡頭可說是感謝。政府對我過去辛苦三十幾年，讓我好好的養老，給我做資政，我覺得已經是過分的酬庸了。
(任孝琦、唐湘龍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