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矣！」不同於歷史上諸多昏君，明朝末代皇帝明思宗崇禎節儉、勤政，每日視朝、批閱奏章至深夜，更計劃性地剷除閹黨、力圖中興。明朝卻仍像是破了洞的船，在這位帝君手上覆滅。（本文節錄自《崇禎》一書，作者：陳梧桐／寶瓶文化出版，以下為摘文。）
明朝的末代君主明思宗朱由檢，因年號崇禎，人們也習稱他為崇禎皇帝。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農民軍攻入北京內城，明思宗走投無路，與太監王承恩一起登上煤山（今北京景山），在皇壽亭畔的一棵槐樹上自縊身亡，宣告了明王朝統治的終結。
統治長達兩百七十七年的明王朝，最後葬送在明思宗手裡，他自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明思宗自己卻不這樣看。
崇禎八年（1635），當鳳陽的明皇陵遭到農民起義軍放火焚燒之後，他發布了罪己詔，在「罪己」的同時，就指責文武大臣「誇詐得人，實功罕覯」，似乎明王朝面臨的深刻危機，都是由「諸臣失算」造成的。
到崇禎十七年二月，當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渡過黃河橫掃山西之時，他更是大肆譴責臣僚，說：「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矣！」
到了三月，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他在煤山自縊之前，還在衣襟上憤然寫道：「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至死都不承認自己是亡國之君。
作為明思宗的勁敵，明末農民起義領袖之一的李自成，在崇禎十七年二月率部橫掃山西，發布檄文也說：「君非甚黯，孤立而煬灶恆多，臣盡行私，比周而公忠絕少，賂通公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殆盡。」
明思宗死後，對他的評價便出現了聚訟紛紜的現象，既有斥責者，也有同情者，更有讚頌者，令人莫衷一是。
清康熙帝為修明史，曾對明史館諸臣發表對明史的看法，謂：
「當洪、永開國之際，創業垂統，綱舉目張，立政建官，法良意美，傳諸累葉，雖中更多故，而恪守祖制，足以自存。又十六朝之內宮禁毖嚴，而女主不聞預政，朝綱獨御，而權奸不敢上侵。
統論一代規模，漢迄唐宋，皆不及也。惟是晚近諸君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寺之手，不能接對群臣，巡省風俗，以致民隱壅於上聞，軍務日益弛廢。迨末季朋黨滋繁，一時大小臣工，悉固私交而行欺罔，遂使國是淆亂，盜賊恣猖，役重賦煩，邊腹交困，而明祚馴至衰危矣。」
這段話概括地論述了明代諸帝的是非功過，既充分地肯定明初太祖、成祖「創業垂統，綱舉目張，立政建官，法良意美」的歷史功績，也無情地揭露晚明諸帝「民隱壅於上聞，軍務日益弛廢」，特別是末季崇禎帝「國是淆亂」、「役重賦煩」而致明祚衰危的弊政。
清乾隆朝修成的《明史》，在《莊烈帝紀》之後的讚語中，對明思宗做出這樣的評價：
「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
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
這則代表清代官方的評論，褒多於貶，極力讚揚明思宗的「慨然有為」、「不邇聲色，憂勤惕勵」，至於「祚訖運移，身罹禍變」，那不過是「氣數使然」罷了。
明末的憂時之士夏允彝，在《倖存錄》中評價明思宗：
「烈皇帝太阿獨操，非臣下所得竊用。而每當大舉措，則內璫每發其端，似陰中而不覺也。而滿朝之用舍榮枯，則一視首揆之趨向，亦似為所陰移而不覺者。」
批評明思宗「太阿獨操」，也就是獨斷專行，認為明王朝之亡就亡在他的獨斷專行。
清初浙江海寧人查繼佐，在《罪惟錄》中評述明思宗一生的功過是非說：
「帝勇求治，寡欲崇儉，鰓鰓民瘼。此心誠可享上帝。獨少推誠，稍舞智，往往以處逆魏之法繩其下。於是諸臣救過不暇，即賢者亦或寧自蓋。而堅任諸內侍，益灰豪傑之隱。
曰吾自不旁落，己旁落矣。以饑益盜，以加派益饑，以繕兵益加派，以不知所以用兵益繕兵，久之兵皆盜也。盟諸中者，不與眾喻，有恝視耳。
帝信王時嘗閱《三國志》，見十常侍及董卓、曹瞞矯制擅權，未嘗不撫掌切齒。已聞立枷之刑，頗為動色，乃逡巡似失初指，則事勢流激之，不期其然也。
雖然，不屈者人臣之節，而天子先之。為南面持大防，義矯百代，是故願從者眾。為北面昭大節，亦矯百代。」
讚揚明思宗勇於求治、寡欲崇儉、關心民瘼，最後以身殉國，是個「矯百代」的壯舉。同時批評他少推誠，稍舞智，疏遠大臣而信任宦官，最後導致王朝的覆滅。
清初直隸豐潤人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中評論明思宗說：
「懷宗之圖治，與其所以致亂，揆之事實，蓋亦各不相掩焉。方其大東罷貢，便殿停香，記注重珥筆之臣，寒暑御文華之講，進監司而問民疾苦，重宰執而尊禮賓師，以至素服論囚，蠲逋弭亂，罪己則輟減音樂，賑饑則屢發帑金，於是愛民勤政，發奸摘伏，此則懷宗之圖治也。
及其禦寇警則軍興費煩，急徵徭則閭閻告病，以至破資格而官方愈亂，禁苞苴而文網愈密，惡私交而下滋告訐，尚名實而吏多苛察，於凡舉措聽熒，貞邪淆混，此則懷宗之致亂也。」
認為明思宗的為政，其致治的績效與致亂的禍患都極顯著，互不相掩。
曾協助谷應泰編修《明史紀事本末》的文學家張岱，在《石匱書後集》中，對明思宗的功過逐一進行評述，最後以同情的筆觸寫道：
「古來亡國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窮兵黷武亡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儉辛勤，萬幾無曠，即古之中興令主，無以過之。乃竟以萑苻（原意為澤，引申為盜賊出沒之處）劇賊，遂至殞身。
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嘔血，思與我先帝同日死之為愈也。」還說：「先帝焦於求治，刻於理財，渴於用人，驟於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覺有一番變革，向後思之，訖無一用，不亦枉此十七年之精勵哉！」
褒揚多於譴責，字裡行間流露出一股惋惜之情。
清乾隆年間馳譽文壇的全祖望，在《明莊烈帝論》中則針對明思宗自謂非亡國君的言論，評論說：
「莊烈自言非亡國之君……雖然莊烈之明察濟以憂勤，其不可以謂之亡國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則亦有不能辭亡國之咎者。凡莊烈之召禍，在內則退宦官而不終，在外吝於議和。」
他認為放任宦官干政、拒絕與清議和，是導致明思宗亡國的兩個關鍵問題。
對明思宗評價的這種意見分歧，在史學界長期存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史學家對明思宗的評價多持否定態度，但也有些論者仍對其表示同情，甚至為之開脫、辯解，贊同其為「非亡國之君」說。
近年就有學者援引明清史學家孟森「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的論斷，進而推論是歷史讓明思宗演出了一個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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